首页 -> 2005年第4期
诗歌叙事观察
作者：赵卫峰
一、不该酌误解
持续已逾十年的诗歌叙事的积极作用众所皆知；积极，同时也掩饰了缺陷与危机。而有时：我们会将积极连同操作中的失误作为掩饰叙事流弊的借口!使诗歌似乎形势大好的叙事手段和热情正反映：诗歌与诗人越发被动了，像一节节空洞的车厢等着“时代”的火车头的挑选、牵制和羁引。一度被看好的”叙事”已进入无度阶段，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就像是，不是诗人在使用叙事这种“工具”，而是叙事这种“工具”在使用着诗人。
叙事本是诗歌本能，知识分子诠释法与平民龙门阵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正如“非非”与非“非非”能做的事是相互拉开距离相互吸收，百花齐放在诗歌园地永是真理，在某个层面上，金斯堡的嚎叫与博尔赫斯的自语影响同样大，而诗歌往往也须在各种小矛盾中也才可能更新。
因为对现代与传统的认识上总是爱从“思想”入手的习惯，曾有人误解“叙事”是外来势力的入侵所致，其”中国性”被忽视。经赋诗词曲的过程也是内容拓宽了形式的过程；朦胧心事渐变成客观实事。而叙事如今的普及，是指“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和肆无忌惮过。这像是一个内心空调的“开放”过程：从“窕窈淑女君子好逑”到”为什么不来与我同居”，再到“下半身”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哦，舒服之后又该做什么?当“说”已随时随地随心所欲，那么，到最后的境界会不会是不知所云?——因而，又一个误解是：只以为说出便已足够I
叙事手段的铺开搅动或支撑了转型期以来的诗歌，让它在内忧外困中得以活着，以通俗性为主线的它也迅速瓦解了宏大叙事的空中花园，推动了城市诗歌，使写作更具享受性能，而此时说来又似令人不禁莞尔，从形式与内容上看，叙事性诗歌正像“诗”向“词”、向“曲”的延伸，一种酒不变而瓶变的现象。而持赞美肯定意见者注重的是瓶子，甚至，有相当部分的写作者已变得只能依靠瓶子了!
二、技术的实用不等于适用
日常性写作只是花中一朵——即使表面看来它似已代表了“叙事性”写作。假定就按知识分子与民间阵营这种两分法，不能否认前者在叙事路线上的作用与民间阵营是同等的。这也不难理解，博尔赫斯们毕竟在远处，中国现实在眼前，任何一个清醒和知识的写作者，从来都不可能置当时当地不顾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罗兰·巴特)所以，两种群体间至今的相互指责与争论让我们看到的终不过是无话可说后的“非诗”部分的扩大。
在知识分子叙事的影响渗入日常生活图景的同时，与通俗性诗歌一直有明显距离的神性写作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当下叙事路线图，同源多流的它在实践中总有些自以为是，围绕着时间变化的玄思、民族民间记忆、地域内质为基础的虚构与遐想的这类写作，由于抒情因素的过重，叙事特征有时因此不明；或因摆故事讲道理过多，那种程式或概念化的气息有时因此浓重。显然叙事功能的添加并未使其有太大改观，也许，当下时空不适合诞生荷马但丁，或者这本就是一种无限期孕育的梦想I
而乡土旋律诗歌或政治抒情诗与神性诗歌一样，叙事反而更加乏味，原因是：7．先在主题的大而空。文以载道。总欲将书本上的现成的东西强加于人。2．语文的抽象化，脱离语言，重在书本知识的咀嚼及炫耀。3．形式的模式化。这反映这类作者实质的庸俗与愚拙。这其实是一种总结式的写作，似乎爱走老路，一是玄而又玄的思路，二是家喻户晓的民谣方式，三是扛着“长诗”边徘徊边嗟叹。近年来，进入叙事广场的神性诗歌开始将两者结合起来，开始走史诗式路子，由此看，从思想高度上它至多只是达到对原有典范的复习，从文学角度上讲，它其实是种退步。它是文化之树，偏要朝着诗歌花园里硬挤，早该迂回却偏要主动和过多地行使意识形态功能。
因此，即使叙事作为一种“新技术”实用起来了，但其效果却事倍功半不一而足，参与者统一着装却不知目标。是的，不是每种“发明”都人人适用。而形式与内容失衡也反映写作者的某种顽固。
三、破而不立，解而不构
叙事·叙述事情。事情：一切活动和所遇到的一切社会现象。叙事诗：以叙述历史和当代的事件为内容的诗篇。事件：不平常的发生。
在此，抛开中外名典，就望文生义地把这四个均选自现代汉语词典的名词连串起来就是：今天，诗歌以叙事为主线，其形式、内容及方法也围绕着它进行，在时空坐标之外，今天的诗歌也近似昨天的叙事诗，那么，事件(也是记忆及之中的审美、价值评判、哲学意味……)——这是不是一个关键环节呢?回到绊脚石话题，这是不是说，往往绊住我的其实是自己呢?
每—天，每—地，每一人，每一物，每一事……要怎样结构才成为“事件”，要依何种标；隹这“事件”才经得起时间检验——才能配得上诗歌?
不仅如此，由于叙事方法的容易和泛滥，鱼龙混杂，作为“美文”的诗歌便含带太多的粗糙、粗陋、粗鄙之象，不仅如此，在其中，几乎昨天的常见的理想、道德等一下子都没了，或者已不很明确地被拆散打碎了——还有人会再上前跺上几脚!虽然，对此现象倒不能一概否定，因为这种真空状态其实要么是表面的要么是暂时的，只是，并非每个写作者都明晓和能够控制这种真空时态，而这种真空对于太多的模仿、盲从和初学者是致命的I
譬如，海子用他的方式叙述村庄和抒情，为时间和诗歌提供了一份“可能”，但对太多的模仿者和盲从者而言则不是。这里，窃以为一个诗人对另一个的影响应该不是长久的，如果长久，就是后者自己的问题。一个写作者所吸取的营养，也应该是多个写作者提供的，这多个，可以是中外，也可是古今，更可是同龄人，甚至是后来者，还可说是任何人；显然，中国诗人一般对此问题会免谈。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这种宽泛的影响，叙事性写作作为一种大倾向不可能大面积发展起来，而正是这种不被公开承认的影响，也使叙事性写作在相互暗里的对比照应、你称我赞的圈子中归于迟钝和停滞。
也正是这种影响，使表面流传掩盖了暗地里的流失，有人指责日常性诗歌写作体现的是“平庸的情感”，仅仅是平庸吗?能说的说了，想说什么都可以，胡说也行，说古论今，国内外，从男到女，从心理到具体的肉体，从爱到操，可说的似乎都说了，明天，还有什么可说?说时，理想成为虚词，道德逐日不再，精神的大厦就这样在小品相声油段子的说事儿中哑眯眯隳沉了。
在叙事写作里，理想与道德常常被掩蔽或扫地出门——可真是这样吗?反对者真的就没有道德没有理想吗?要真没有他们还能写作吗?当然不。被扫地出门的，是理想与道德的”假冒伪劣”部分，而那空白闲置之处，却没有合适的东西及时进入，这就有了两种可能，要么还空着，要么更新的“假冒伪劣”改头换面出现。我以为”新非非”正是这样的。
叙事性风潮就这样带来了意料外的后果：我们在兴奋地革命地撤掉了一座旧房子(阿房宫?)之后却不知下一步!这是个尴尬的局面：我们茫然，我们束手无策，我们举步维艰——而这个问题对于写作者是终生的。
日子还要继续，叙事也是，它毕竟是诗歌的一种本能。在后期，也许我们可以做的，是如何使“本能”尽可能地平衡、和谐，并在其中从自我开始建设必须的精神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