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诗是他心灵的一部分
作者：黄毓璜
叙事诗不属于人类童年的原始时期，一如孩子们不会有“历史意识”的自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也是劳者歌其事，却不是我们界定的包含“历史”或“故事”的叙事。刘家魁的叙事诗其实也与传统规范有异，我是指就多数篇章和主要倾向来看，他的叙事诗不同于英雄史诗体，不同于人生宣叙式；他在追回那些历史生命的记忆时，大概确实总是会想到：“我们的记忆是一张网／网住的是鱼虾／漏掉的是大海”(《国殇》)为此，在他那些“历史已经完成的事件”的客观描述之中，我们时时感受到他的一种有意无意的努力——他的诗不很介意凸现描述的客观对象，不很注重“生世”和“业绩”的铺叙，叙事之中其主体性不让抒情诗，往往借助于那富有悠远感的“史思”和富于掘进力的“史识”，来扩大其记忆之网的思想打捞和精神捕获。
读他的《伤兵》，品味一个秦始皇兵马俑展馆前的即时场景，我们为之动容的，并非摊位上兜售兵马俑的老人，并非购买了一大包兵马俑的伤兵，我们怦然心动的，是被诗人发现了的两者之间的联系和撞击，是这种联系和撞击经由激情和想象而爆发出的火光，是被这火光照亮了的亘古以来战争伤残人类的历史酷烈，是人类悲悯、历史反思和心灵抵抗的内在情绪——震撼我们整个身心的，是呼之欲出的诗人的情感形象。读《疯狂徐渭》，倾听那个患上强迫性幻想症的一代才俊的灵魂独自，牵动我们心绪的不是“东倒西歪屋”里的酸楚，不是“南腔北调人”的行状，诗人带领我们回到那个堕落时代，倾听悲愤的歌哭和诉告，只是让我们去感受一个畸零生命在苍凉人世的孤独和寂寞，感受一颗要求思想的头颅不能思想的痛苦，一颗企盼飞翔的心灵飞翔不得的哀伤。“叙事”向“精神性”、“抒情化”倾斜的情形，还可以从《天使》、《沉沦》、《归来》、《黄昏的故事》、《最后的愤怒》诸篇中得到同样的解说；即使那些事件“梗概”、动作“过程”相对完备如《呼救》、《依靠》、《西子还乡》、《随军记》等篇，描述的事件大体平实而节略、推出的人物也并不去刻意“塑造”；诗人在悠悠万事、漫漫人生中实施的题材掂量和艺术遴选，都落定在他自己的心灵敏感区，对描写对象纷繁的历史材料实施集约经营，也莫不服膺其诗情的走向、思绪的张扬和某种生命况味的播放。
这应当是刘家魁的小叙事诗从总体上表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作为主观方面的“叙”跟作为客观方面的“事”，不是通常的协调关系，不是情缘事发，而是体现为前者对于后者的包容和超越，或者不妨说，他总是以居高俯察的姿态，去发现故事包涵悠远意味的部位。惟其如此，他在被历史现实定格了的客体面前多了一份自由，这种自由，作为“选择”的自由，为使自己的灵魂“摆脱一切与虚伪世界相象的东西”提供了可能；作为“表现”的自由，则为借助“历史”存在过的东西去表现我们现在还缺少的东西、借助人们不幸在那儿的地方去表现我们想要抵达那儿的地方打开了通道。不难设想，如若《疯狂徐渭》、《西子还乡》失掉主体情感的独特定性和强劲驱动，在历史学家之外还需要诗人会是多么可疑；如果《呼救》、《最后的愤怒》中的本事演绎，离开了诗人及于普遍世态、通达生命恒常的诗思与史识的内在贯注和导引，“新闻”之外何以还需要诗也会成为一个难答的问题。
这也许说向了常识，但是，在一个屡屡跟常识较劲而往往在常识面前丧失记忆和能力的时代，常识之于我们就不能不是性命攸关的事。更何况，诗人给予“常识”的增添和补足是丰厚的，他以有效的方式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高扬的诗情、沉郁的诗思，在激活、照亮那些历史材料时，已经大幅度超越了“再现性写实”，使历史的记忆得到诗的汰洗、诗的重铸和诗的提升。从一定程度和比较的意义上看，我甚至以为他消弥了古已有之的叙事诗与抒情诗之间的域界，他差不多提供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叙事诗模态，一种“抒情化”、“精神化”了的叙事。这无疑使他的叙事强化了诗的本质，因为诗的本质不在别处，“诗的本质专在抒情”(郭沫若语)。
这里产生出如此判断的可能：刘家魁的叙事诗是比较典型的“具象”与“抽象”之间的作业。雨果曾在其《九三年》中指称：“诗人可以有翅膀飞上天空，可是他也要有一双脚留在地上”。叙事诗原本在接受艺术规定的同时，就被赋予了接通“天空”与“地上”的优势，赋予了从充分写实走向高度抽象的便捷。在我看来，刘家魁诚然崇尚理想，但归根结底不是那种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一个从县志里聆听《往日的祈祷》，并把一篇《禳蝗文》谱演成全方位讨伐现实的悲愤诗章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植根现实、系结大地的诗人；一个凝眸社会福利院里为抛弃他的儿子由衷祝福的母亲，并为一种难以理喻的心境出示了《因为我是母亲》这个理由的诗人，只能是一个情关生民尤其是关及为历史忽略不计者的诗人。他选择叙事诗且一发而不可收，与其说是对于一种体式的热衷，不如说是对于大地不能释怀的依恋和执着，大地是他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如心灵是他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这层意思上说，是他选择了叙事诗，也是叙事诗选择了他——这里是彼此合适的处所。关注大地的情怀和展翅飞动的神思自然还不能决定一个诗人，只是当呈现形象和生命底蕴、驾驭想象和激情语言的能力为诗人拥有并得以充分调动，才足以自由驰骋于诗国的时空。
《一个英雄和三个败类》是这本选集里最为接近传统叙事诗的一部，也是很能代表诗人风骨和水准的一部。杨靖宇是以其忠烈气概、高洁情操卓然特立于抗战史册的英雄，关于他的事迹国人铭刻于心，一个在民族记忆里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诗人的叙述中能够产生如此震颤心灵的效应，显然借助了“诗”的力量。
诗的力量体现为“暗示”的力量、“意象”的力量，她把无尽的意味、无形的思绪埋伏进可以触摸的具象之中。我们应该不难背诵诗的开篇：“雪，在狂风中旋落着／长白山在加厚她的忧郁／落尽叶子的森林如千万具骷髅／直立着，把白骨的指爪伸向乌云／而太阳，如一颗熟透的苹果／早被日本人的白旗拂去了——”领略诗人布控的、挟带人格化的大自然景观，诗的隐涵便有节奏地释放出来，诗的意境便调集出我们的现实经验、调动起我们辽远的想象：风刀霜剑、阴冷严酷的世界，积弱不振、风雨飘摇的国度，忧伤和积雪一起加厚，生命如落叶那般凋零，层层乌云压向长白山头，中国的太阳被日本白旗轻轻拂去——诗人一开始他的叙说，就借助诗的暗示，借助大自然有气有势有情有韵的征象，把一场民族的灾难、一次生灵的浩劫，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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