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诗歌的人际传播
作者：杨志学
贾岛是我们熟悉的唐代诗人，“推敲”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虽然这只是传说，但如此有趣的故事我们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即使不一定真实但用它来说明问题也是适宜的。有一天贾岛心里产生了好诗，经过思考把它表达了出来：“鸟宿池边树，僧推(敲)月下门。”但对于下边一句中究竟用“推”好还是用“敲”好，贾岛一时拿不定主意。苦吟的诗人骑在毛驴背上，边走边想，边想边走，并以手势做推敲状，不料冲撞了身为京兆尹的韩愈的车驾。而同样是诗人的韩愈在弄清事情的原委后不仅不怪他，反而帮他做出了定夺。
贾岛与韩愈相遇，两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时，贾岛的诗便进入到人际传播轨道。什么是人际传播?各种传播学著作中的解释是存在分歧的。有的说：“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①这是明确指出人际传播就是两人间的传播。有的说，“人际传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借助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活动。”②这种解释比较宽泛： 人际传播的人数少则两个，多则可达无数个。还有人说得比较具体：“广义的人际传播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大凡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个人性媒介(面对面传播时使用的自身感知器官与非面对面时使用的个人性通信媒介，如电话、信函等)所进行的信息交流，都是人际传播的范畴。广义人际传播可以具体分为三种，即两人间传播、小群体传播与公众传播。”③这种解释就很清晰，把人际传播又分为三种，而且指明人际传播使用的是一种“个人性媒介”。
人际诗歌传播是诗歌传播中最常见、最直观、最丰富的传播类型，它也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高雅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的情感交流方式。这是诗歌符号的双向互动，传播效果可以很快看出，受者的意见也可以得到及时反馈。它有时是面对面的诵读，传者的声音、表情、体态方式等融汇其中，具有特有的在场感和亲切感；有时通过书面文字传递诗情，书写者的个性表现在诗稿中，也会唤起受者对传者的想象和回忆。因此，人际诗歌传播带有“多媒体”意义，是一种高质量的诗歌传播。
人际诗歌传播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异彩纷呈的。从大的方面可分为专业对专业、专业对业余、业余对业余等三种，而其实际表现要复杂丰富得多。如诗人与诗人间的传播，诗人与朋友间的传播，诗人与妻儿间的传播，诗人与高层人物间的传播，诗人与一般读者间的传播，读者与读者的传播，读者与编辑的传播，编辑与编辑的传播……
在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想见人际诗歌传播的重要性。当李白杜甫相遇的时候，立刻产生了兄弟般的感情，两人结伴同游，而互赠诗歌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李白的《赠孟浩然》、《赠汪沦》等也都是首先写给特定个人阅读的，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也是如此。如果这“赠诗”所赠的对象是诗人的话，就有可能很快得到对方的“答诗”。一赠一答就构成了所谓的“酬唱”或“唱和”。
中国古代诗人之间的“唱和”，可以说是人际诗歌传播的典型形式。“唱和”最早是指歌曲演唱的互相呼应。《荀子·乐论》说“唱和有应”。从南北朝开始，诗人把以诗歌相互赠答称为“唱和”。到了唐代，“唱和”形式得到极大发展，诗人间的“唱和”非常普遍，“唱和”之作难以计数。甚至出现一些“唱和”的专集，如元稹和白居易的《元白继和集》(已佚)，皮日休和陆龟蒙的《松陵集》等。而宋初杨亿、钱惟演、刘筠三人之间相互“唱和”，又形成有名的《西昆酬唱集》。许多赠答诗在题目上都标明了“赠”、“酬”、“呈”、“答”等字样，便于识别。如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元稹的《酬乐天频梦微之》和《重赠乐天》等。“唱和”之风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延续，但主要表现在旧体诗领域。今天写旧体诗的人依然很多，他们也不时唱和。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诗词写作堪称一绝，其中唱和之作也占据一定数量，如“和郭沫若”、“和柳亚子”的诗有好几首，当然最感人的要数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人际诗歌传播展现了诗歌传播作为一项特殊精神产品交流活动的多方面功能和价值：如表达与交流功能；感情宣泄功能；精神抚慰与人生砥砺；有效地刺激和促进诗歌作品的生产；有助于诗人之间切磋诗艺，共同提高；还有，有时会具有一定的游戏性，有时会借诗歌形式巧妙地传达实用性信息等。
①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② 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③ 董天策《传播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④ 参见张贻玖《毛泽东和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