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关于后现代主义争议的思考
作者：严 迪
我本想沿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路子在诗歌创作上做点探索，寻觅一些先锋文化的理论依据，却发现对后现代主义的争议，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甚至是存在与不应存在的认识落差。
学者李德武理论文章的点题，就是“谁来宣告后现代主义的终结”。因而这篇文章在《中国诗人》发表之后，引发了诗界的争议，学者陈敢先生马上撰文争议《谁也不能宣告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而另一位学者杨光祖也针锋相对地出题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终结，或者开始”，一方认为要“宣告终结”，一方认为是“谁也不能”“或者开始”。这些学术上的分岐，各有各的充分理由。
我也很自然地将这三篇文章，认真地读了，并在主要论点上用红笔杠起来，想了解一个究竟。
学者李德武说：“我曾一度深陷其中，迷恋、思索、实践。应该说这些理论大师带给我的启迪和引导是难以描述的，但是，从2000年开始，我在逐渐地疏远这些理论，直到去年，我在诗歌创作和评论文章中抛弃这些理论。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民族文化的自尊考虑，而是我越来越感到有些理论和我自身的生活及心灵需要相脱节，甚至相背离。偶尔，也还会翻一翻这些著作，但却引不起我的兴奋。我的强烈反应是：总是这些东西，不过如此!这种情绪表露出我对后现代主义的厌倦。”读到这里我依然认为，像是无多大认识上的差异，仅是感到这些理论与他心灵的需要是相脱节的。可是再读下去，竟然提出了很尖锐的质疑，不是一般理性上的质疑，是很尖锐。文章说：“作为现代主义的延续，后现代主义是以反崇高、反文化、反整体性为手段的，其目的是要达到对权威的颠覆。时下，颠覆者们也已经坐到了权威的交椅上，这说明，由他们发动的这场革命可以收场了”；又说：“……这种迷恋导致粗俗、丑陋、病态、歇斯底里、精神分裂，成为美学基础，使得廉价低劣的艺术泛滥，一种被夸大的颓废情绪和绝望意识普遍蔓延……”等，我不一一举例了。看来问题看得很严重了。
而杨光祖学者撰文说：“就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来说，我个人认为才刚刚开始，而不是终结。”很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说“中国的国情使得接受外来先进文化时往往非常复杂、多元。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经常得风气之先，而内陆地区一般都慢几步，就时间说，几年到几十年不等。不要说后现代主义，单说现代主义，我们的内陆地区很多作家还没有接受或几乎没有影响他们的创作，尤其写作在中国广大农村的乡土作家，他们的作品面貌还基本处在赵树理阶段，我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是政策写作或风俗写作。现代主义对他们来说，还闻所未闻，或一知半解，或根本拒绝接受，他们更喜欢或擅长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我想，争论的焦点已经很明显地浮上了水面。
文章又说：“无论怎么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是人类文学艺术的一种方向，或未来。我们可以向传统学习，但永远不可能去复制它，时代变了，人也变了，文学艺术也必须变。变是永恒的，变是人类、世界、宇宙的普遍规律。当然，这个世界也永远是多元的，不是有了后现代主义，别的什么主义就不能存在了。就如文学有了后现代主义，同样还可以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大家都有发展、生存的空间和必要。”对国内一些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文本)，也可以宽容，允许他们去探索，有探索比不探索总要好。”这就是我要说的他们存有争议的焦点。
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到底理解多少?
因为是争论文章引起了的兴趣，我多读了几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之后，似乎感到它的范畴界定，是个无限绵延，无所不包的领域，一个巨大空间的“不确定的内在性”。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中国，这个名词已渗进了25年。是在张颐武、王岳川、戴锦华、王治河、李陀等先生的大力推介下而入，有文章说，“这些年来也对中国学界和文学艺术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就文艺界来说，有先锋诗歌、先锋小说、先锋美术、先锋音乐、先锋电影等，在线的作家、诗人，已经意识到它的存在和不断浸染，有的并也已投入。这一作为，在许多作品中已是对我国艺术审美习惯、视野、心态都带来了极大的革命性的撞击，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易于接受。所谓存在，也只不过是非理性地去意念，因为这一理论，它仍是一个众说纷纭，难以界定的概念。
美国与俄国的二位学者，虽然都有新说，但也无法定论。美国文学批评家哈桑经过对后现代主义概念的“初探”，得出的结论是：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为“不确定的内在性”，不过，他也认为对它很难定义。
俄国文论家库利岑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元文化，即所谓的“新的原始文化”，后现代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质变。总之，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解释，但都说不清楚。看来，至今还是一个虽是开放的、又是未完成的文学流派和思潮，有许多作家、诗人，似乎充满自信地探索，强扭着读者的视野、要人们的思维、审美，重新整合。网络的诗歌创作，更趋于明显。放眼横观，不过在世界范围内已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的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艺术或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的构思，是有巨大反差的，真可谓“天翻地覆”，也可称为无法接受的这些“乱七八糟”。也是正常的诗学争鸣。
我们知道，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反拨，后现代主义提出解构一切，消解一切，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消除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对“元叙事”提出怀疑和否定，拒绝形而上及价值追求。把原来清晰度很高的概念，罩上一层厚厚的混浊不清的浓雾。
杰姆逊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点在于打破艺术与非艺术，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界限，强调大众性、参与性、及日常生活性。以这种哲学思潮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确实诞生了一些迥异古人的杰出作品，这里也有许多模糊不清的理论概念，一要打破艺术与非艺术，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界限，又要强调大众性、参与性?这到底怎么个掌握?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受现代主义影响，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人提出“重构现实主义”，有人则刚好相反，主张“告别现实主义”。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是“无边的现实主义”，甚至把卡夫卡、毕加索都纳入现实主义范畴，被苏联文艺理论家契科夫批评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这是学者与学者的争论。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概念，它的鼻子与眼睛的清晰度是模糊的，一张印糊了的照片。
理论建设的必要性
读了他们的争论文章，我的思考已经介入，人总是有头脑的，万事总得想一想，如果要问我，这些争议的文章，你的总体感觉是什么?我可以简短地回答你，前面是雾，雾!当然是自然定义有多义性，何时?说不清的是是非非。我只感觉他们之间撰写的文章：一篇文章是冲动型的；一篇文章是理性型的。
在我的思考中，忽然启示性的跳出了一个自我提问：为什么总要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冲击呢?甚至在左右我们文学艺术的发展，左右我们的方向，而我们民族的文艺理论建设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指导呢?我们这个民族说起来是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民族?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好像一口网眼很大的网，其形状很有限，撒在大海里，网也变成了大海，是这个道理么?作为一种新思潮，它必然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一种挑战，也是可以接受的，也不用怕，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那么就用心去感受，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些认真的探索，作一些文学视野的调整，也不是不可以。我2002年在福建一个闽江公园内，发现有很多看不懂的现代雕塑，很先锋，就有些不顺眼，回来后，我写了一首诗，叫“生不逢时”，意思是你来中国是否早了些，而出生在现在的我，生不逢时，是带了点不满情绪的。事隔三年，后来想想，就我国整体而言，南方经济发展较快，时代在提升，国际交往在增加，随着时代的提升的同时也在提升文化层面，这是必然的。从这么些理解上，提升了欣赏的品位，我对接受外来文化，似乎有点经验实证主义。
话又说回来，传统诗学也不应一成不变，古人也好，有座位的人也好，谁也没有要我们守住摊子。向现代诗学过渡，是必然的，我们新理性的思维，也须我们对新出现的现代东西重新洗牌，再也不会转了一圈又重新回到起点。世界的这扇窗子肯定要打开，也是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开多大为好，也许有个较长的过程，我想应以能产生积极作用为目标。再说，我们也知道许多先进文化也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所能包含的。但从现实来看，对它的新观念也在渐变，实际上也处于逐渐接受的活动期。我们每一个人对这种变革都负有责任。也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是“开放的现实主义”、“魔幻的现实主义”等等，新事物辩证地告诉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理论肯定也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这是不容讳言的。我不喜欢跟风，把眼睛看着风向，再悄悄地斜视四周，我有我的独立思考，看法如不投机，也无妨，你欣赏你的，我欣赏我的。
从李德武学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分岐已定义在理论上：“怀疑的不是人们对后现代的热情，而是后现代基本理论自身是否令人信服。所以，我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创造了后现代理论的一些理论家。但讨论是自由的，多一些声音没什么不好。”说的也是，任何理论都应有一个实践的过程，认识的过程，特别在别国的土地上，气候不一定完全一个样，但共性的需要，还是会存在的。
我倒想从另一个重要角度去思考，当下中国的文学评论权威们正在研讨，《文艺报》已有披露，提出了而且是提倡“要用新理性精神改造文学艺术的精神”，认为这是建设文学理论的出发点。目前文学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确立中国文化身份，如何让西方人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看到中国学者的创造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转化为不同文化体制的创造性互动，逐渐获得整合。这似乎对中国现状来说、和与这一争论来说，更较为显得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