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人间要好诗

作者：黎焕颐

　　有人把当代诗的边缘化，归结于没有市场。这个说法对吗?答曰：不对!!诗歌，从她发声的那一刻始，就是宇宙的天籁，历史的性情。一句话，她是贯穿今古的精神领域的钟吕，焉能以商品市场的价值观来考量?！不错，作为精神珠玑经过出版发行走向市场她会转换成商品，但她又有异于商品。比如，商品可以定格定量根据市场需求批量生产，而诗歌则不能。否则，诗性就会沦丧。是故，诗心，诗态，诗缘，都对功利物欲保持距离。倘以市场功利来量化诗的边缘化，这就滑向庸俗社会学了!那么，当代诗在当代有没有市场呢?答曰：有!只不过这个市场，不是别的定位，而是容量十分广袤的历史和时代的精神空间。其所以困顿于边缘化的原因，窃以为还得从写诗者身上去找。试问，疏离人间冷暖，淡漠兴，观，群，怨的社会诉求，以怪诞晦涩为酷，以模仿西方的语言结构为新，以互不相联的语汇合组为奇。不讲究韵律美，一味追求所谓超现实，所谓超先锋的创作游戏……这样的诗会得到人民的理睬吗?能不边缘化吗?所以我对朋友们说：“当代诗没有市场，不能责怪任何人，而是写诗者自外于人民的精神诉求，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了!”
　　是的，我承认：当代诗的多元是好事，流派之多，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然而，流派多而好诗不多，原因安在哉?答曰：写诗确实需要有悟性。有人故做歧译说什么学偷盗也要悟性云云……不错，干任何行当都要有悟性。但诗的悟性乃是指对文学的特有气质。不是吗?此悟性非彼悟性。于是陈景润可以当数学家，杨振宁可以当物理学家，梁漱溟可以当哲学家，但他当不了诗人。不仅此也，同是诗人，李杜有别，苏黄互异。即使同一个流派，比如闻一多就不同于徐志摩，冯雪峰就有异于汪静之。可见异彩纷呈的诗的悟性对诗人来说，何等重要。最能显示这种悟性的，莫过于写同题诗，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吧，上海诗坛有个名曰《东方魔块》的四人组合较为出众。其特点，是常以写同题诗来互显诗的灵性之悟。她(他)们以各自不同的选向来写同一个主题：“爱情”。陈晓霞的《雪梅从不言爱》这样写道：“我去探访雪梅 / 那晚没有风 / 梅一直没有入睡 / 我和梅站在一起 / 一千种姿态 / 都归于寂静。”形象素洁，语言洗练。时东兵的《漫步森林》：一朵云霞 / 盛开青春的树上……”和陈晓霞的一样都是借物言情，两人手法一也。但热情的内涵，语言的构造，则大有差别。一个是冰雪情操，一个是青春狂放。薛锡祥一开口便直奔主题，《爱的密码》心直口快地说：“谁能破译其中造化?…… / 只有你知我知 / 倘若公开，那是天大的笑话。”陈曼英与薛锡祥同样直奔主题，《初恋的云》她抒情地“坐在漂流的翠荷上 / 摘一枝带银花的芦苇作橹 / 我们荡舟”。两人主题上的明朗是一样的。不同之处，乃是一个在直白中的厚朴，一个是细腻里的婉约。四人以不同的意象不同的语言构筑，写同一个主题：爱情。此中显示的不仅仅是诗人拒绝晦涩的诗风，更主要的还是揭示她(他)们对诗的追求——个性化的风格：因人而殊。惟其因人而殊，才有悟性的深浅之分。惟有深浅之分，才有诗品的高下之别。但不论怎么有别，首要的一点是要有生活气息，是要让人易于体会易于共鸣。抛开这前提去追求诗的意象标新，充其极也只不过是沙龙里的喧哗而已!这能怪人民不喜悦诗吗?人民不是不要诗，而是要好诗。端的是诗人如何来回应这个好字?
　　如何回应呢?答曰，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只有这样，当代诗才可以走出边缘化的困境。舍此，是没有不二法门可以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