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集结与呼应
作者：杨志学
三个人以上就可以称为群体了。从三五个人的小群体，到成百上千人的大群体，人数差异很大，其传播的规模、形态、效果也就会很不相同。提起诗歌的群体传播，我们脑海里可能会出现诗歌流派、诗歌社团、诗歌朗诵会、诗歌研讨会等。是的，这些都属于比较典型的群体诗歌传播。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是官方或其他机构组织的大型诗歌活动，则构成了诗歌的组织传播。区别组织传播和群体传播的主要标志就是看它是否属于正规的组织行为。组织传播其实也是一种群体传播，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群体传播而已。由于做了这样的区分，因而我现在所说的群体传播，便是指组织以外的一般性群体传播。
从中国诗歌史来看，第一个具有个体意义的诗人是屈原，在他之前则是群体的歌唱。对“诗三百篇”，我们不知道其作者是谁，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人的传诵，后来经“专家”之手进行筛选、删除，而最终搞定三百余篇。这是从《诗经》形成史的角度即纵向的角度说明了它的群体传播性质，而《诗经》中的作品在实际传播中也必然呈现出了它的丰富多彩的横向式的群体传播风貌，这从豳风、陈风、郑风、卫风等十五国风的并置便可清楚地看出。
从古到今，常常有一些诗人，由于人生态度、审美趣味的相近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或主动结为一体，或因作品的共性而被人并称，形成诗歌传播中缤纷多彩、引人注目的群体传播景象。有的慷慨多气，笔卷时代风云，如“三曹”、建安七子；有的啸傲山林，诗酒人生，如竹林七贤；有的状边塞之雄奇，显高远之志和苍凉之美，如唐边塞诗派；有的写自然之清幽，显趣味之高和境界之美，如唐山水诗派。这里，我所关心的是，无论他们是有意的共唱，还是无心的呼应，这种带群体意义的歌唱对诗歌传播有什么意义?我想至少可以从如下两方面理解。
首先，群体诗歌传播将一个个散在的诗人凝结为一个更有力量的整体（无论是集结一地还是异地呼应），有利于在传播中扩大某种诗风的影响，推动诗歌流派的形成。“九叶诗派”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虽然“九叶诗派”的称呼，是随着1981年《九叶集》的出版才正式获得的，但作为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它在20世纪40年代就存在了。当时有人称之为“新现代派”或“学院派”。参见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22页。作为“九叶”之一的唐在当时自称他们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唐《诗的新生代》，《诗创造》第8期，1948年2月。这一说法影响比较广泛。同是“九叶”之一的袁可嘉也指出：“他们先是各自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发表作品，由于对诗与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的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后来便围绕着在当时国统区颇有影响而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了的诗刊《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在风格上形成了一个流派。”袁可嘉《九叶集·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研究者指出，九叶诗派“并不是首先结识相交、打出旗号、标出宣言之后聚合而成的，而是各自在进行了艰苦的诗的摸索之后，相互寻找与发现，遥相呼应并契合，最后才彼此认同，结合成一个既保持个性风格、又具有流派风格的青年诗人群”。王德禄《九叶诗派：中国新诗历史综合的坐标》，转引自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24页。我引述以上这些言论，意在说明，正是这种群体性的呼应和多声部的歌唱，显示了一种整体性的诗歌力量，确证着这个有意义有价值的诗歌流派的存在，使现代主义诗歌潮流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创作走向，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建设与发展。“与四十年代其他诗派相比，……就诗歌的诗学价值和意义而言，九叶诗派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是更为出色的”。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53页。试想，假如没有这种群体的呼应和集结，那么由于个人力量的有限性，即使其中的单个诗人非常优秀，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也完全有可能被其他诗歌浪潮所淹没，难以像现在这样产生如此巨大而且富有长远生命力的影响。
其次，群体诗歌传播可以帮助个体诗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追求。按照传播学原理，“群体的能力大于参与群体的单纯个人能力的简单相加，群体也能够使成员个人的能力得到增强，这种能力使得他能够实现作为个人所实现不了的目标”。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1页。确实如此。80多年前，相聚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四个年轻诗人——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也许便深谙其中道理，他们成立了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诗社——“湖畔诗社”。他们“歌笑在湖畔”、“歌哭在湖畔”。朱自清称他们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朱自清《现代诗歌导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书店影印，1982年，第352页。的四个年轻人。他们的诗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过诗坛，体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时代精神，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意义，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与反响。之所以能够如此，与结社的力量是分不开的。一个人“歌笑在湖畔”、“歌哭在湖畔”也许声音有些微弱，但四个人在那里“专心致志做情诗”却成为不可忽视的诗歌现象。就这样，四个人的名字永远留在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湖畔诗社”也成为新诗研究中绕不开的存在。这就是结社的意义、群体传播的意义。再以上面所说的“九叶诗派”为例，群体对个体的帮助也体现得很明显。“九叶”的创作虽然各具特色，但各人的成就也是不均衡的，有的成就很高，单独拿出来也可以成为大家。有的则相对弱一些，只是一个稍有成绩的诗人，如果不是成为“九叶”的一员，有可能不会引人注目甚至渐渐被人遗忘。而现在由于“九叶诗派”总体实力很强，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已不容置疑，因而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我觉得研究者常常有一种喜欢“撮堆”的心理，而各种群体诗人的存在正好满足了这种“撮堆”心理。关注一个群体也就会关注其中的每一个人。对“九叶”的关注正是如此。其中每个诗人都受到了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广大读者也由于喜欢“九叶”而不会忘记其中的每一位诗人。可见，流派的力量使一些单个诗人的价值无形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正是群体传播效应的充分体现。
除了专业诗人的结社行为，也有广大诗歌爱好者组成的业余诗社。比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几乎每一所大学校园里，都有学生自发组织成立的诗社，它们经常举办活动，交流创作，发挥着群体传播的作用，展现着校园诗歌的蓬勃生气和青春魅力。我想，这也是论述诗歌的群体传播时所不应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