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写诗断想
作者：叶文福
世界上大约什么都可以玩假，只有诗是无法玩假的——因为玩假的诗，如同动物链中的角马，过河时早被鳄鱼吃了，否则角马太多毁坏了非洲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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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主观艺术，写诗是寻找自己、琢磨自己、钻研自己的过程和工程。所以我从学诗伊始，写诗就只注重寻找自己的感觉，只注重寻找自己最真实的感觉。我从不花力气去研究别人是如何如何写诗的，是如何如何评论诗的，是如何如何批判我的诗的，是如何如何成功或如何如何因诗而得利获宠的，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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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琢磨自己、钻研自己，是一项既痛苦而又在痛苦中极其艰难地获得高尚的幸福的探险工程。
任何诗人写诗，其实都是先读别人的诗，先研究、先钻研别人的诗，在别人对待诗的态度中，在别人的诗中，逐渐学会对诗的态度，逐渐感觉、逐渐形成自己的诗的特色的。我所说的不注重别人如何写诗，应该是在一位诗人已然基本确立了自己的诗的写作思维范畴和风格之后，当勇于直面现实，力图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而形成自己诗的艺术本质和特色。而绝非时时刻刻左顾右盼，投现实之机，钻现实之空，把艺术的注意力“注重”在现实生活的伪善中敷衍生活，敷衍艺术，自欺欺人。
恰恰相反，凡大成名者，首先就是一个十分冷静而理智且因冷静理智而谦逊者，首先就是一位十分注重向别的人学习的人。问题在于，成败的关键在于——
1 向谁学习。我的方法是向优秀的诗人学习，向最优秀的诗人学习，向超一流的诗人学习。绝不向胡乱大减价推销烂白菜的街上小贩学习。
我第一个认真学习的对象是普希金，第二个是莱蒙托夫，第三个是裴多菲，第四个是拜伦。我的出身的卑贱使我很难于接受泰戈尔的那种贵族气息，有时看着他的一些长处，学也学不来。
我这人笨，但是认真。我看准了什么人的优点适合于我就认真学，甚至一学就是一辈子。我在俄罗斯诗人中学到了他们对自由的舍命的热爱。普希金的疯狂的优雅，莱蒙托夫的西伯利亚式的深厚、苍茫和悲怆，涅克拉索夫的尖刻和无
情的现实主义。我学普希金几十年，说出来不怕人笑话，只有一首诗具备比较纯正的普希金味道。我诗中的悲怆与其说是学莱蒙托夫，莫如说是俄罗斯式的悲怆与我的中国式的悲怆的天然结合，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式的悲怆与我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式的悲怆的天然结合。此外，俄罗斯诗人里我还学习马雅科夫斯基、叶甫图申科，但他们是苏联时代的诗人，在那个专制时代，俄罗斯人的那种原始气质在他们诗中是藏得很深的，学他们学得不当就要走歪路，不得其质，不得其气。俄罗斯诗人中我不喜欢叶赛宁，叶赛宁过于神经质，如同乡间的浪荡子。记得1985年在上海，在巴老家中，与巴老谈起俄罗斯文学，我说我最初是学俄罗斯诗人的诗的，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很大。巴老一听，笑起来了，说：“哦，真的?我也是。”
我深深地感激巴老。1985年我到上海时，巴老因摔了一跤，已卧床好久了。家人是不让他接待客人的。可是听说是我，巴老还是坚持要见。家人只允他接见半个小时，可是我们见面之后，因为谈得投机，热烈，待得计较时间时，已经两个多小时过去了。那时候，对我的批判还没有结束。在北京，那么多“诗人”“作家”见了我像见了鬼子似的——我深深地仰慕巴老，感激巴老，怀念巴老。
中国诗人里我学孔夫子，学《诗经》，学屈原，学李白，学杜甫，学李清照，学辛弃疾，学苏东坡，学闻一多，学艾青，学郭小川，学贺敬之。有人认为贺敬之是唱颂歌的专家，我不这么认为。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时常自度，如果我是他那个年龄段，我肯定像他一样放声歌唱，那是由衷的，那是中华民族在那个时代的真实。而且，贺诗中的清洁与斑斓，热情与雅致，汉赋式的文采，不是说学就能学得到的。贺诗有不足，有些不足不是诗人自己能左右得了的。评价一位诗人，尤其是一位优秀诗人，还是恕道一点为上。我与贺没有任何个人关系和恩怨，不存在苟且，是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看法。
我学别人是很认真的。我学屈原，用一辈子的走路时间，把《离骚》372句全部一字不拉地背下来。我从《离骚》中学到了太多的知识，我甚至觉得，一首《离骚》比全部唐诗的价值不知高出多少倍。我甚至觉得，《离骚》是中国汉语诗的最高境界，是汉语诗登峰造极、独一无二的作品。比较之下，唐诗只是中国封建社会诗歌的顶峰，与《离骚》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差之甚远。
我从《离骚》中学到音乐性对于诗的重要，于是我坚持诗的音乐性，我坚持没有音乐性就没有诗可言。我反对诸如《生活》：“网”之类的低级谜语游戏式的诗。
2 在向别人学习时如何正确地认识和使用自己个人素质的参数，如何识别别人的优点、长处，剔开别人的短处，只学其长摒弃其短；如何把别人的优点、长处与自己的优点进行强强组合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而不是盲目，对自己毫无认识，把别人的麻子也拿来亮在自己脸上。我学李白的豪放而小心地避开他过分豪放而出现的粗糙，我学杜甫的精工又小心地避开他的过于精工而失之于弄巧。别人的长处如不适合自己，也决不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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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如同一枚钻石，用无数个侧面放射自己的形形色色的思绪。一事当前，无数思绪立即自动放射，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善的，有恶的，有美的，有丑的，有高尚的，有卑鄙的，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积极的，有消极的，等等。在无数种思绪中选择一种思绪作为自己行动的轨迹以应付和挑战客观社会和生活，决定了人与人在知识、道德、智商、阅历、经验、等次等诸多方面的区别和差异。思绪可以万千，但行为轨迹只有一条。在无数条思绪之中，艰难选择一条诗的思绪作为自己行动的乃至人生的轨迹，便是诗人。“思无邪”，把无数不正确的、不高尚的思绪过滤了去，独选无邪的那条思绪作为自己行为之轨迹，孔老夫子对诗作了再精确不过的定义。我不知道别的特殊的人或特殊的人群是如何思维的，但我知道我是这样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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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诗人只作为与文字及由文字组成的词打交道的人，把文字当作纸牌那样洗来洗去，不涉及自身的任何思绪、道德和行为等，采取一种极不负责任的“玩诗”态度，我觉得这起码是认识上的错误，概念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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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就如同一座火山，我从不去琢磨自己是否是活火山或死火山，没那闲工夫。没有感觉，没有激动自己的真实的感觉，我就不写，我就去玩，去喜，去怒，去哀，去乐，去读书。客观社会、客观生活激励了我的思绪，肚里有了岩浆了，有了炽热奔腾的岩浆了，有了能熔化自己的岩浆了，诗就如同婴儿到了宫门口，不出来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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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社会是父体，我的思绪是母体，于是我的诗便是客观社会与我的精神、我的思维所生的孩子。
有就写，没有就不写，我从不做不受孕就生子的女人。能生什么孩子就生什么孩子，我的孩子肯定既像父亲又像我，我的孩子绝对正常发育，我绝不会刻意像科学家似地，在实验室里把白老鼠活过来死过去地拿自己的孩子去做什么实验，故意让孩子去长两个脑袋、四条胳膊或八条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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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一座火山其实就是一位诗人。有诗就爆发，没诗就沉默。至于别人议论说这是死火山或者是活火山这是坏火山这是好火山之类的，一概不予理睬。能量之至，能量之为，诗其实不是我作的，是生活与我的天人之合的产物，只不过生活用了我之脑，假了我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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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某山喷发一次就成了火山。并不是说某人写了一首诗或写了一首
好诗就成了诗人。写一首诗、写一首好诗，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不断地喷发，不断地写诗，不断地写出好诗，并且在不断写诗不断写好诗的过程中，同时不断地完善自己，如同火山，在不断的喷发过程中使自己逐渐成为一种艺术所必须具备的内在的质的和外在的形的同时同等美好的形象，这就非一日之功了。一座如同诗人那样的火山——比如富士山——即使死了，那种内在的与外在的同时兼备之美，也引起人们看一眼便思绪万千，无限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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