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答Ｚ·Ｓ
作者：沙 白
我在家乡的小学上到四年级，当校长的堂兄把我带到附近小镇上的学校，跳了一级，上六年级。其间发生了一件事，也许和我以后写诗有一点关系。一位姓朱的国文教师，对我做的一篇作文比较欣赏，把我叫到他的宿舍，教了我几首古诗，使我以后对诗歌产生了一些兴趣。走进他宿舍时，他正自斟自饮，就教了我一首白居易的五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第二首是苏东坡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其他还教了三两首记不清篇名了，这两首却一直记着。不巧的是，不久我生了一场大病，离开了那所学校，连毕业考试也没有参加。后来，还是这位堂兄，帮我转学到如皋县城的孔庙小学重读六年级。转到县城是为了考中学方便一点。高小毕业，正值“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当年考入县城的如皋师范初中。那时战争已漫延到上海、南京，时有敌机骚扰。学校挖了防空掩体，一有警报，教师即带学生进入防空洞。上了不到两个月，敌机在城北丢了炸弹，学校停课。次年开学不到一月，日寇从苏北南通登陆，我在这所学校上完“最后一课”，即逃离县城，开始了一年的失学和逃难生活。一年后学校在远离县城的黄海边一座小镇上复课，于是每学期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前去上学。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学校停办，又转到已是沦陷区的南通读高中。中学时代我是个只知用功读书的学生，除国文课本外，文艺书读得很少。高二时，班上有几个在地下党影响下的进步同学，他们利用进步文艺书籍向一些只知用功读书的学生做工作，我也是他们的对象之一。开始主要读鲁迅的小说杂文，巴金、茅盾的小说，《苏联文艺》，以及一些新诗。第一本诗集是卞之琳的《鱼目集》。卞是海门人，老家离南通不远，算是大同乡。当时南通的文艺青年中曾有一股“卞之琳热”。其后，读臧克家的《烙印》、艾青的《大堰河》。当时南通敌伪报纸的几个副刊，多半掌握在地下党和进步青年手中，同学中有几个向这些副刊投稿，动员我一试。于是我写下第一首诗。这首诗题名《赑屃的叹息》。读孔庙小学时，孔庙大成殿前有两匹驮碑的石龟，即赑
屃。龙生九子，其一为赑屃。当时沦陷区正处于敌人铁蹄之下，灾难深重。写《赑屃的叹息》意在用来象征中国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重压下，无可奈何的叹息。诗被刊用，并被推荐给一个诗歌副刊《诗歌线》。以后我便陆续给《诗歌线》写诗。据前几年南通市重印的《诗歌线》复印本，我在上面共发了26首诗，却用了14个笔名。当时写稿，深怕被人知道，更怕敌特知道，采取的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
二、 您很早写诗，为什么上大学念的工科，放弃了写作？您好像说过中学时感兴趣的是数学，有没有想过做一名数学家？诗人和数学家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
中学时学习写诗，完全出于个人爱好，从兴趣出发，从未想到去做一个诗人。在那个时代，饭碗是第一位的。靠写诗、写文章是吃不上饭的，因此读了南通学院的纺织工程。当时，纺织厂是金饭碗。南通学院的纺织工程在全国纺织界占了半壁江山，希望毕业后能捧到一只金饭碗。但仍未完全放弃对诗歌的爱好，偶而也读诗写诗。但工科功课繁重，只能假期中偶一为之。
读中学时喜欢数学，也是从兴趣出发，从未想去当数学家。数学虽属逻辑思维，但和写诗仍有某些共同处。一是解一道数学题与写好一首诗，同样给人一种探索的乐趣；二是写诗与数学同样须丰富的想象力；三是诗歌需要精练，数学须要简化。高中时一次数学竞赛，我就因为没有把8简化为22，没有得到第一名，第一名由后来成为工程院院士的比我低一级的同学获得。在我们学校，倒真正出过一个数学家——杨乐。他和我是同一个数学老师，只是他比我晚了十年。诗人和数学家都需要想象力，但一偏重形象思维，一偏重逻辑思维。我的诗写不好，有时就是逻辑思维多了。
三、 您1949年初参加工作后，从事过新闻、工业、宣传等多项工作，您能讲讲这段生活经历吗？这段经历对诗歌写作有什么影响？这段时间还坚持写诗吗？
当年南通学院的高年级在上海上课。寒假回家后，恰逢淮海战役我军取得胜利，长江以北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国民党军队退守江南，隔江对峙。南通解放，我便在地下党介绍下参加工作，进了《江海报》社，先搞副刊，后搞地方新闻。一年后报纸因“精简”停刊，调到广播电台。1953年电台合并，又调江苏省台。到南京不久，当时要求“技术人员归队”，又被调到上海一家纺织厂党委搞秘书和宣传，基本仍是文字工作。新闻工作要求文字准确鲜明简洁，对增强文字表现力有一定帮助。但一切从政治出发，束缚思想，对诗歌创作不利。
刚解放时，对解放前的文艺作品（包括诗歌）全盘否定，一律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一些进步作品，便连茅盾、郭沫若、老舍的作品也不例外。诗歌更是如此，卞之琳、徐志摩、戴望舒等不用说了，即便艾青、臧克家解放前的作品也不例外，只剩下民歌、快板、标语口号式的东西。知识分子干部一律被视
作改造对象，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当然我对以前写过的一些不像样的东西，甚至读过的一些作品，也一概否定。正是这种否定，让新诗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以致改革开放后见到台湾诗人的一些作品，觉得拉下很大一段距离。刚参加工作的几年几乎与诗歌绝缘，文学作品读得也很少。当时环境是不容有个人爱好的。一直到1953年调入工厂，搞宣传，管全厂黑板报，通讯员中有个毛炳甫的，写了一首快板诗《千言万语对党讲》，在报上发表，在工人中产生不小影响。他文化水平不高，写稿常找我问字，比较熟悉后，他动员我重新拿起笔来，这才陆续写了一些反映工人生活的短诗，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劳动报》发表。1956年由新文艺出版社编成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印刷出版，笔名鲁氓。正是由于这本小册子，1958年我被调进《萌芽》。
四、 您于1958年进《萌芽》做诗歌编辑，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去的？对以后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
1957年反右，当时工厂不搞反右，我算逃过一劫。《萌芽》于1957年创办，反右中反出两个右派，诗歌组一位工人诗人定为中右，下放劳动，急须人员补充。当时《萌芽》是全国仅有的青年文艺刊物，发行量最高时达20万，每天来稿量很大，仅诗歌便有400篇左右，因而上海作协决定从工厂基层调进人员来“掺沙子”。我因出了一本反映工人生活的小册子，被他们选中。其实，我哪是什么“沙子”，一块“砾石”罢了。
《萌芽》是青年文学刊物，以文艺青年为读者对象，作者也以年轻人为主。陆文夫的成名作《小巷深处》便是在《萌芽》发的。反右中受批判，发搞编辑后来也被赶到宁夏去了。《萌芽》较左，姚文元是编委兼诗歌组长，我到《萌芽》时他已被张春桥借调到《解放》杂志去了，诗歌组仅有他的一张办公桌。由柯庆施当第一书记的整个上海都比较左，柯提倡“紧跟”，一到上海，首先“禁舞”，大批文艺界，一反陈毅时代较为宽松的局面，弄得夏衍在上海都站不住脚。1958年上海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把《萌芽》赶到这个公社去办刊物，打一个电话得走三、四里路到镇上的邮电所去打。来稿迅速下降，发行量也降了下来，去了半年不得不迁回市区。柯在四川开会，听到毛泽东提倡民歌，要求“在民歌和古典诗词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打电话回来要刊物雷厉风行，诗歌组全体下乡收集民歌。《萌芽》所发诗歌，充分体现“政治标准第一”，联系的作者也以工农兵为主。但上海作协有一藏书丰富的资料室，因而有机会读到许多解放前的诗集和刊物，给了我一个读书和补修的机会。老诗人沙金是负责审阅诗歌稿件的编委，审阅认真，在语言文字上给过不少帮助。同组有写儿童诗的于之（后来是组长）、海军出身的宁宇（写海军和工厂诗），经常交流切磋，相互促进。但大家同为一条“为政治服务”的绳索束缚而不自知。当时上海诗坛权威是“马派”诗人芦芒，推崇马雅柯夫斯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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