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关于作家职责的对谈

作者:[南非]纳丁·戈迪默 著[美国]苏珊·桑塔格 著 姚君伟 译




  桑:我想,我不希望小说给我带来新闻,我看质量更高的新闻作品、论文、电影,也看某类影评(我认为很重要),希望它们让我感觉到感受力是如何在当下发生的事件的压力下改变的。我认为小说家是魔术师,我需要某种魔术,需要某种快乐。
  戈: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作家似乎都不能将现代感受力应用于一种题材,甚至连兴趣都没有呢?
  桑:这是否可能与大多数作家的生活方式有关?多数作家都是高校教师。在美国,他们大多是大学教师——大多数严肃作家以教书为生,就生活在大学这个世界里。好作家总体上不写社会权力真正的来源何在。他们写私人情景,因为我认为他们实际上缺乏社会阅历。
  我认识而且极其崇拜的美国作家威廉·加斯威廉·加斯(William Gass, 1924— ),美国作家,著有《奥门塞特的运气》(1966)、《隧道》(1995)等作品。曾经问我:“苏珊,你写作是出于什么情感?”我回答说“悲伤”。当然,把你写作的源泉狭隘地归结为一种情感,那是相当荒谬的。他接着说:“哦,我是出于愤怒。”我被自己的回答吓了一跳,但是,他的回答同样奇怪。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的感觉,但是,我意识到我的写作源于一种极度的悲观主义。我想,我们的确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即我们都在某种方式上体会到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摧毁了许多东西,已经丧失了许多东西,还要丧失更多的东西,我们体会到对作为作家的我们的要求(我认为也是对作为人类成员的我们的要求——为什么不可以呢?)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它是激进的要求,因为我们要帮助消除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创造出某些能够有助于消除冤屈、伸张正义的东西。同时,我们也是保守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进程中,有多少我们珍爱的东西正遭到摧毁。很难称我们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还是激进主义者,因为我们领教过这两种冲动。这就揭示了我们作为作家的境况。一种是文明进程的一部分,另一种是越来越厉害的野蛮进程中的一部分。
  戈:我认为我们正生活在我所谓的一种间歇状态之中。这一状态不仅存在于我出生其中的南非这个国度,尽管那里最明显,因为那里的情况为葛兰西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杰出领袖,也是20世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提出的“霸权”理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补充,为渐进式的革命开辟了道路,对当代思想学术也有深远的影响。所说的话作了最充分的说明。他说:“旧的在死亡,而新的尚未出生;在这一间歇出现大量不同的病态症状。”因此,我差不多现在就能写部长篇,或者一个短篇,作品的名字叫《病态症状》。
  桑:我在许多场合听你讲过,你不相信资本主义或西方式民主能够解决你们国家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们能解决你们国家的问题。显然,我不敢预测你的祖国的未来。但据我所知,长期以来对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希望已经因其制度而变成了彻底的失望,这种制度一开始前程似锦,但在苏联或别的什么重要的帝国主义形式的主宰下变成了官僚的独裁。我认为,如果历史不能支持人们的希望,那么,人们就得改变其希望的视野。
  戈:但是,人们给历史机会了吗?我百分之百地同意你谈到的在许多国家里的试验——现在姑且就用这个词儿。但是,它们真正占据的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不很长,不过是几代人的时间。人们能否就此断定社会主义的整个理念、整个社会秩序就是永远实现不了的目标呢?
  桑:我当然认为一个更仁慈的社会会到来,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几乎是与仁慈一样的意义上,我也还是个乐观主义者,或者不妨说,我也有自己的希望视野。但我不相信传统的程式能够发挥作用,因为对什么构成经济、什么组成社会我们知道得更多;现代官僚体制和高新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社会的管理模式。我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我想对于大多数生活在西欧、英国,至少是加拿大和美国的人来说是这样,在这些国家,人们不再有那种不可遏制的、要求变化的强烈愿望。他们相信没什么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可能的恶化。他们不明白自己已身处某种边缘的境地,这里只许他们点头同意。人们对变化产生了一种相当抵触的情绪。变化总是某种摧毁几代人的连续性的东西。作为一个富裕消费社会的公民,我们被告知将来不会像过去一样。新技术肯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接受培训,成为新技术的消费者,成为摧毁我们的过去、摧毁过去与现在的联系的消费者。我以为,这已经对什么是人格,什么是个性,什么又可能是各种文化产业和知识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影响。
  如果我写作,那是因为我想将来会像过去一样。这个想法是彻头彻尾的落伍。但是,我的社会给予我的大部分信息都说将来不会像过去。除了沮丧,对此我无话可说。看到你的社会里正出现的变化,难道你不沮丧吗?
  戈:是疑虑,因为我还不清楚会是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种热切的希望——换言之,我身上还有热情,还相信另外创造一个左翼是可能的。我们这样的人见过许多国家的左翼自我出卖,我们见过许多政府变成独裁政府,成为新的帝国主义。相信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讲,从那些国家产生一个新左翼并继续前行是可能的。我相信——这几乎真是一种预言的感觉——这必须做,我们必须做。对比之下,你知道,我的祖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正处于这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间歇。但是你是相信的,而且知道,在你生活的社会有值得保存下来的东西,你也愿意看到它们发扬光大;你愿意看到那里的连续性。说真的,要想出南非有什么我希望看到保存下来的东西,我还真得费一番脑子呢。
  (姚君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邮政编码: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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