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科技复制时代的捕风捉影
作者：刘佳林
柏拉图想通过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可见世界仅仅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只有当我们的灵魂能够从可见世界的洞穴中上升到绝对真实的理念世界时，我们才能够看到善的理念。可是，柏拉图有所不知的是，他在这里恰恰是借助于影像来叙述真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寓言其实就是真理的影子，它依凭相似性获得生命。因此，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尽管需要非凡的智慧和领悟能力，但捕风捉影有时竟也可以成为通达真相的一种途径。凯文·吉尔福伊尔的《投影》就是要为我们摹写这种途径，摹写它的曲折分岔，它的通畅淤滞，它的危险不归。
虽然《投影》的题材是关于克隆的，但作者吉尔福伊尔并没有像早期描写克隆问题的科幻小说家那样，把情节安排成一次关于科技伦理或克隆人有没有灵魂等问题的论争，他吸收了科幻、悬疑、惊悚、侦探等多种小说元素，在编织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时，把注意力始终放在关于凶手真实身份的追查上。与传统的侦探小说偏重于逻辑推理不同，在揭示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投影》的主人公更多地依赖于现代科技手段。小说着力展示了两种高科技的复制手段：生物复制和网络世界的复制。
生殖克隆是将一个生命体进行复制，其合理性初衷是为了满足不孕或因遗传疾病等原因不能生育的夫妻拥有孩子的愿望，可戴维斯复制贾斯汀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通过他查到犯罪分子。作者对戴维斯这种有违克隆伦理甚至是犯罪的做法似乎并无意谴责，尽管读者都十分清楚，即使是在一个虚拟的克隆行为合法化的国家，贾斯汀的生命也已经沦为别人的工具和手段。对吉尔福伊尔来说，克隆体与被克隆体之间的相似性成了一个重要问题。首先，二者之间体貌上的相似性是惟一的吗？戴维斯在网上发布了修饰过的贾斯汀的照片后，有人宣称他找到了这个相似的人，结果证明这种相似只是相似而已。其次，二者之间的那个内在的自我也是相似的吗？贾斯汀确实不但在身体特征上酷肖萨姆·科恩，而且在智力、暴力倾向、思维方式上也与他的原型十分相似。因此，他根据有关犯罪事实并结合自己对罪犯的进行合理想像与揣度，做出精彩的案情分析，就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可是，如果我们只是一般性地表达A与B酷肖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的论证仅仅停留在理论猜想的层面，那么相似性本身并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如果根据这种相似来追究另外一个孪生形象的法律责任甚至剥夺他的生命，那么相似就变得十分危险。戴维斯根据克隆体试图追本溯源、根据DNA的投影去追踪原型的做法结果证明不但是不可靠的，而且由于误入歧途造成许多误会，比如把一个不相关的人当做是贾斯汀的原型来追查，进而引起新的误会，导致戴维斯的妻子怀疑他有私生子，这些误会又直接间接地导致了一个私人侦探及戴维斯妻子的死亡。而贾斯汀对案情的想像与模仿则酿成了更大的悲剧，比如他为了制造现实生活中的罪证，竟亲自奸杀了一个女子。并且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展开，读者将会发现，悲剧还不仅止于此。
科技社会在生物复制之外又提供了另外一种仿真的方式，即虚拟的网络世界对真实世界的复制。《投影》中的“影子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的克隆体，它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模一样，有全世界三千五百个城市里的每栋建筑、每座公园、每个公共汽车站和每家商店。泰洛软件公司的程序设计师都加入了游戏，不断升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甚至真实世界里刚开始飘飞的雪花也会立即在“影子世界”坠落。相应地，游戏玩家们也在这个世界里复制自己的生活，做记者，参加派对，恋爱，谋杀。这让关注谋杀案件、喜欢刨根问底的贾斯汀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们在‘影子世界’中发现是谁杀了那些女孩，也许能引导我们找出真实世界中的凶手。”戴维斯在真实世界里追寻不得的凶手将会由贾斯汀在芝加哥城的虚拟版本里猎获。但尽管网络世界有许多“真实原型玩家”，却也同样存在一些“幻想型玩家”，他们只是借助虚拟世界来释放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无法释放的欲望。正如戴维斯所说：“巧合并不意味着就是证据。”但在认定萨姆是凶手的问题上，贾斯汀却固执己见：即使萨姆不是杀害安娜的元凶，他也一定做过其他什么坏事，伤害过其他的姑娘，因为贾斯汀曾亲眼目睹萨姆企图对自己的母亲施暴。于是他和萨莉·巴威克在“影子世界”跟踪萨姆，并找到许多逻辑上可以成立的证据：科恩是安娜的同学；当科恩在“影子世界”中杀人时，现实生活中的“威克恶魔”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当萨姆发现被跟踪时，他在真实世界里找上了萨莉的门。似乎更有说服力的是，克隆使得一个自我有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身体中，既然贾斯汀体验到了一种难以控制的恶的冲动，他的这个自我应该也就是科恩的自我。理论上成立的证据链终需在现实世界还原，因为法律不能根据相似律来惩处凶手，可人们并不能在真实世界中找到萨姆留下的任何犯罪痕迹。出于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心，贾斯汀最终在真实世界里克隆了“威克恶魔”的犯罪情节，并怀抱非凡的勇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两次高科技的复制，现场DNA的铁证，萨姆·科恩终于被判死刑。可是，几乎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杀害戴维斯女儿的凶手其实并不是萨姆。萨姆只是一个性虐待狂，他与安娜的偷欢、其他人碰巧的介入，给世人造成了一种先奸后杀的假象。《投影》在叙写戴维斯、贾斯汀等人追查杀人凶手这条主线的同时，还安排了一条看似无关的副线，即“上帝之手”成员米基四处出击、追杀克隆人士。正是米基在非常偶然的机会里，在安娜与萨姆偷欢之后杀害了安娜。小说谋篇布局的最大亮点就在于，这个谜底是在篇末人物的闲谈和文件整理中不经意地抖落出来的。于是，一直与主情节平行而又貌似无足轻重的副情节突然在小说的结尾将主情节推翻，读者最后瞠目结舌地发现：案件有关当事人的全部行动都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捕风捉影。
于是，如何进入世界、如何认识并通达事实真相又作为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高科技手段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易于掌控而更显清晰吗？它们会让罪恶更加昭然若揭吗？科技时代的人们所习惯的那种理性与自我交托的责任会帮助我们明辨是非吗？高端复制时代的人们是更加智慧了还是更加狂妄无知？回到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我们发现，戴维斯、贾斯汀等人依然不过是头脚被缚的囚徒，他们费尽心机的侦查不过是在捕风捉影，而让他们走上迷途不归路的那道亮光正是科技时代生成的工具理性，存在主义那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的责任说、选择观则从哲学上给了他们的虚妄之举以理论支持。复制贾斯汀是戴维斯出于一个父亲为女儿复仇的责任，追查萨姆是一个克隆人证明克隆体可以具有独立价值的责任，但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多么的善良，他们承担责任时的态度是多么的决绝，他们从根本上都是把他人、把自我当做工具，他们并不明白生命本身就是目的。
他们的行为首先遭到敌对势力的嘲讽。在真正的凶手米基看来，聪明人几乎都是一些理性的家伙，正是他们使这个世界迅速堕入地狱，因为理性的人不相信是与非。但我们不能说戴维斯们不相信是非，他们始终在努力弄清是非，只是在试图建立投影与真相的联系时，他们依凭的是自己褊狭的头脑和把一切当做手段的工具理性。这与米基信奉的上帝乃是非、正义之化身发生了矛盾，也跟作者暧昧不明的信仰发生了矛盾。对米基四处捕杀克隆人士的行为，作者并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似乎是在通过米基的自我辩护进行肯定。米基宣称他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上帝的正义：“不是我自己选择要杀阿里医生、登比医生或者弗里德曼医生，这是我的使命，你们也有你们的使命。我用我的整个生命来完成这个使命，为了人类我牺牲了自己，这样才能完成上帝的意愿。”按照米基的解释，上帝选择他是矛盾的，现代圣人和现代殉道者都是矛盾的，“因为在我们向现实丑恶打响的这场战斗中，你找不到坐在上帝的正确一方的圣人。你会发现真正的圣人，真正的殉道者在地狱深处。因为他们不仅为了同胞的幸福献出了生命，而且还牺牲了永远的灵魂”。面对法律在克隆问题上的两难态度，狂热的宗教分子用极端的方式阻止一种从一般伦理来看也是侵犯人的多样性、惟一性与尊严的科学行为，似乎有一些道理，但从根本上说，米基的行为恰恰违反了最基本的宗教教义：勿以暴力抗恶。
也许，从更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伦理的角度看，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人物更值得关注，那就是戴维斯的同伴、后来的妻子琼·伯顿医生，她的在场是对戴维斯的一种纠偏。琼并不像书中的其他主要人物那样执著于科学理性，也对许多事情抱持隐忍的态度。她曾经遭遇强暴，她知道安娜的性怪癖，她了解戴维斯在利用活人的DNA进行克隆，她默默地爱着戴维斯但并不吐露。她劝戴维斯从女儿被害的悲痛中摆脱出来，不要沉溺于过去。她说：“这世上到处都是邪恶，一个坏人死去，就形成一个真空，另一些人会被吸进去。消灭了那些干坏事的人并不代表消灭了邪恶。另一些人又会代替他们。精神上的邪恶就像地球引力一样永远存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让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都站在正义的一边。”乍看琼的理论并没有什么说服力，但就是这种隐忍和纯粹的宗教态度使得她能够始终没有偏离正义。当她最终无意间发现警方对萨姆的问讯记录、从而表明萨姆根本不是凶手的那些材料时，深爱着戴维斯的琼“用长长的棕色胶条把每个盒子的内容都埋藏了起来”。她心底十分清楚，就像生殖克隆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戴维斯克隆贾斯汀推倒了罪过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如果她再次让过去暴露，罪恶的机器将会再一次开动。
约伯是耶和华的仆人，完全正直、敬畏神，却屡遭撒旦的试探，被夺去了财产、亲人，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他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于是不断地怀疑申诉，但他始终不背弃上帝。他这样说：“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
也许，《投影》也想告诉我们，敬畏自然生命的神圣和现实生活的神秘芜杂，我们才能够认识善的理念，站在正义一边。这是我们进入世界、在世界中存在的最恰当的方式。
2006年2月16日于闵行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