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德国文化传统视野中的“反法西斯文学”
作者：叶 隽
德国文学史家将纳粹时代的文学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纳粹意识形态提倡的“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简称“纳粹文学”），二是“内心流亡文学”（也可称为“抽屉文学”），三是“地下文学”，四是“流亡文学”。
相对于公然宣布挑战纳粹统治秩序、在1935年巴黎召开的国际作家大会上以“德国非法文学”自居的“地下文学”来说，“抽屉文学”与“流亡文学”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战斗锋芒，但就文学本身与人性追问来说，却可能更有特色。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它们都可看作是“反法西斯文学”的范畴。但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我主张根据作品的不同题材进行区分。如此，则也同样可以将战前、战后文学中关于“法西斯”问题的省思部分纳入其中考虑，如此则不仅是单纯的对法西斯残暴统治的控诉、对反法西斯战士奋起抗争的歌颂、对其时其地语境与现实的艺术再现，而且还可以上升到更深刻的“问题意识”层面，在德国文学史发展线索的宏观视野中来审视与考问这一段历史与文学。由此，我将德国“反法西斯文学”界定为三种类型：
一是现实批判，即直接表现“反法西斯主题”的文学作品，如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讴歌斗争者的英勇，维谢特的《死者之林》描述集中营的残酷，沃尔夫的《马门教授》控诉法西斯对犹太民族的迫害、《两人在边境》描写共产党员的地下斗争，布莱希特的《第三帝国的恐怖和贫困》白描纳粹统治的社会状况，他们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很多，诸如雷马克、布莱德尔、贝希尔、魏纳特（后两者以政治诗著名）等；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创作延续到了战后，对法西斯问题的追索成为其创作生涯的一个核心命题。
二是历史折射，即通过历史镜像来折射与反映时代问题。如亨利希·曼的历史小说《亨利四世》借用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代表民族利益的开明君主，有影射制造民族灾难的希特勒的意味；布莱希特的历史剧《伽利略传》通过对伽利略生平事迹的重新阐释来探索“真理与强权”的关系，《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借三十年战争为历史背景，反映的却同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幸与灾难。
三是未来省思，即借助虚拟手段，在艺术层面和哲理思维上进行阐发。如维谢特的小说《白水牛，或伟大的正义》，借助于一个虚拟的印度神话，反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极权统治，虚构幻想的背后，实际上是对纳粹统治时期的政治与道德问题的深刻批判与反思。但此书多种文学史、辞典均未提及，实际上这方面的著作不太多见，故此尤其值得重视。像维谢特这样的作家，一般不被认为是第一流作家，所以我们关注不够，其实只是一种标准尺度而已。他因其独特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经历，很有自己的思想立场，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林务官家庭，这就决定了他对自然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早年就学柯尼斯堡大学，治自然科学、地理学与哲学，这就决定了他跨学科的思维方式。有过从教（中学教师）与参战（一战）的经历，所以即便以文学为业，也不可能“一心只读圣贤书”，他明确而激烈的反纳粹态度，导致了纳粹对他的政治迫害，1938年被关入集中营（声援被纳粹放逐的教士），后虽被释放，但受到盖世太保监视并被禁止写作。所以他的“抽屉写作”选择也有其无可奈何的一面。但对他来说，“反法西斯”从始至终是一致的，而其对自然的追求和亲近亦是始终如一的。维谢特的基本思想是“出世”的，即人只有“遗世而独立”，方才可能获得“内心之宁静”与“尊严之维护”。所以具体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多半以渔夫、牧人或猎手为主角，在大自然中充分享受着生命的自由与心灵的无羁。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纳粹统治之前是“纯净的田园牧歌式”，纳粹统治之后的是“悲怆的自然回归式”。前者如《死狼》（1924），后者如《简朴的生活》（1939）。这个方面，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亦可举为代表，虽然他没有身历集中营之痛，但若论对法西斯的省思、态度的坚定、理想的探索，绝对是毫不逊色。
而且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三个方面，并非完全割裂，有时相互体现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尤其是那些具有思想深度与高度的大家。譬如说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维谢特等。他们既“持枪作战”（直接控诉纳粹、歌颂战士），同时也“下马草书”（在历史、艺术与哲理的层面去深刻省思）。《白水牛，或伟大的正义》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显示出德国文学的思辨传统，即便是在艰难忧患的现实语境之中，优秀的知识精英也有可能在暂时的迷惘或激动之后，抛却一时的利害得失，而在历史传统、哲性思维以及超越现实语境之外的艺术追求上，寻找一种平衡意识与真理追问。
我们知道，反法西斯文学并非仅存在于德国，它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但如果将其放置在德国文学传统中考察，作为学术命题（而非某种文学类型）的德国“反法西斯文学”确实有可能成为极具学术发展潜力的重要命题，绝对有其独特的学术意义。早在二战之前，即1920年代时，具有洞见的部分德国作家就已经认识到法西斯问题的重要性与危害性。如托马斯·曼的《魔山》（1924）就通过纳弗塔的形象表明，法西斯反动性的多种表现形式，或文或武，或世俗或教会等等；鲍姆的长篇小说《菲默》（1926）一方面描述法西斯组织的恐怖活动，一方面揭露其政治阴谋。
同样，在二战之后，对法西斯的反省，是德国文学理所当然的主流话语。或谓战争文学、还乡文学、废墟文学等名词几乎引领了德国文学的潮流。这点，也是得到多数作家认同的，伯尔甚至说：“将我们同时代的人，诱骗到田园式的和谐宁静与安逸的景色中，未免过于残忍。”而这些命题多与反法西斯相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必然会以更多的笔触来涉及当下社会生活的现实。这点以伯尔为例就可看得很清楚，如果说他早期的《列车正点到达》、《亚当，你曾在何处？》还脱不去战争影响的痕迹以及对法西斯的揭露的话，那么从1950—1980年代的《一声不吭》、《无主之家》、《小丑之见》、《女士及众生相》、《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保护网下》和《莱茵女流录》等则构建了西德约40年相当完整的历史社会图景。但反法西斯作为一种文学与思想命题，却一直在当代德国文学的创作中烙下重要痕迹，大作家其实都对此命题予以较多关注。或以其为中心命题，如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或将其处理为重要背景，如特莱希尔的三部曲小说《楷模》、《穿血鞋的少年》和《记忆中》；或将其与当下时势“化为一渠”，深刻地把握历史的当代意义，如格拉斯的《蟹行》。一方面，是在公众理念上仍对纳粹持坚决否定态度；但另一方面，极右翼在青年中赢得越来越多的共同声音，一个世纪的老账终究要重新清算。如果我们回首看看“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的兴起过程，恐怕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理性的毁灭”过程，不仅是大众的狂热民族主义的被煽动，也包括大部分知识精英的推波助澜。这种在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绪”会不会和当代的“恐怖主义”合流，恐怕是个很值得追问的问题。如果“昨日重来”，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否有足够的理性与力量来将之“拒于门外”？Yesterday once more，本是很浪漫美丽的爱情回忆，可一旦其变为恐怖历史的“再度上演”的话，那可就不是一句简单的英语词组而已，很可能意味着“人类的浩劫”与“战争的毁灭”。对于这种极右翼思潮根源的揭示，恐怕其意义还不仅在于“抵制纳粹”，更应将其做进一步引申，即如何面对我们时代的“时代痛症”？《蟹行》出版于2002年2月，在格拉斯写作过程中“反恐”恐怕还未成为时代主题。但无疑，可以将格拉斯的思考纳入到世界背景中去思考。将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与当代的“恐怖主义”如此妙手相融，不仅是作家的艺术技巧，背后的思想洞察与关怀幽远，尤其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因为，恐怖主义之所以横行无忌，其所挑战的也正是现存的“世界秩序”，它一旦与历史上那些虽为糟粕、但却蛊惑力极大的“思潮”相结合，后者就极可能“借尸还魂”。这才是最需要警醒的。从这个层次来思考“反法西斯”的命题，就有了“荡胸生层云”的境界与高度。
所以，“反法西斯文学”这一命题，一旦纳入到德国文化传统之中，就会是一个非常富有深度、牵连众多而学术含金量甚高的“宝矿”。其中牵涉到的哲性反思、社会进程、历史叙述、文化记忆、诗思融通等等，都将是可以深度开掘、呈现“无限风光”的学术命题。这就取决于研究者如何来面对文本，如何择定出发的脚步。
（叶隽：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邮政编码：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