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恐怖主义诗学的文化内涵

作者:王予霞




  9•11事件之后,美国批评界猛然发现,1997年德里罗(Don DeLillo)的小说《地狱》精心 描绘了恐怖分子撞击世贸中心双子座大厦的场景;同一时期根据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 )的小说《战斗俱乐部》改编的电影,也栩栩如生地营造了在“梅厄姆”行动中摩天大楼遭 飞 机撞毁的场面。无独有偶,2001年就在塔利班炸毁巴米扬佛像前夕,翁达耶(MichaelOndatje)的小说《阿尼尔的鬼魂》里已经出现了三个斯里兰卡人炸毁120英尺高的佛像的情 节。小说情节与现实中的恐怖事件如此相似,人们震惊了!过去被忽略的反映恐怖主义题材 的小说遂引起批评界的高度重视。美国批评界开始梳理形形色色的反映恐怖题材的小说,米 利提(Christina Milletti)把这些小说称为“恐怖小说”;与此相关的批评理论统称为“ 恐怖主义诗学”。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反映恐怖主义题材的小说,如德里罗的《白噪音》、《地狱》、《名单》 ,拉•凯瑞(Le Carre)的《敲鼓的小女孩》,凯西•阿克(Kathy Acker)的《中学 里的鲜血与勇气》,福布斯(Colin Forbes)的《金猴之年》,柯林斯(Larry Collins) 的《第五位骑马者》等。上述小说不少是以巴以冲突为背景的,它们不仅具有毁灭性主题, 而且 散发着浓郁的政治阴谋和间谍色彩,并且精心塑造了一系列的恐怖主义人物形象。以德里罗 为代表的小说家们坚持,凭借小说的奇妙结构,把恐怖主义由政治领域转换到审美领域,进 行无害化处理。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猖獗,使得此类小说的“想象”与“现实本身”的界限 日益模糊起来。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小说家与恐怖分子的关系?作家如何定 位恐怖主义分子?读者与恐怖主义有何关联?这些敏感的话题实则反映了小说与现实、文本 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2001年,恐怖主义诗学论者斯坎伦(Margaret Scanlan)在《策划恐怖》一书中,率先从理 论上阐发了小说家与恐怖分子之间的隐蔽关系。她指出,小说家与恐怖分子作为边缘化的力 量正在改写历史,他们共享作为浪漫革命的自我风格、书写暴力、迷恋阴谋。在一个被恐 怖图像控制的世界里,恐怖分子充分吸收和利用小说家的资源,而写作本身被遗弃。斯坎伦 的论见,我们很容易在相关的作品中寻绎到踪迹。
  德里罗在《毛二》中塑造了小说家比尔、大学教授乔治和摄影师布赖塔等中产阶级人物,通 过他们的对话,作家探讨了小说创作与恐怖暴力之间的关系。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片断,比 尔与布赖塔探讨恐怖主义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恐怖分子与小说家奇妙地抱合在一起;小说创 作与恐怖暴力之间互相渗透、流通往来。比尔坚信小说家可以改变文化的内在生命,把文学 与恐怖分子的世界架构在一起,为恐怖宣泄提供途径,“恐怖分子的胜利便是小说家的失败 ……他们上演凶险等同于我们失败的危机”。乔治由此推断出恐怖分子已经替代了小说家, 成为时代的英雄。在他眼里后工业社会中的一切都在退色,唯独恐怖主义的力量正在崛起, 恐怖分子替代小说家,成为存在的唯一源泉,这种思想广泛渗透于德里罗的小说中。
  在小说《施罗德行动》中,叙述者罗思(Philip Roth)放弃了作家身份,选择了有意义的 行动——充当国家侦探。然而,罗思始终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从事暴力活动。在小说结尾处 ,罗思从作家降格为由知识之外的恐怖力量所操纵的玩偶,暗示着小说创作与恐怖行动同样 具有虚幻性和幻灭性。小说直接把主人公的身份描绘为作家,而且由作家本人充当叙述者, 有意淡化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界线。
  小说家与恐怖分子角色的打通互换,暴露了作家人格力量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集中展现了小说家的他异性身份特征。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反映了小说与社会现实的内在 联系,二者的互动影响——具体文化实践的交互作用。虽然我们不能概而言之地把小说中的 恐怖主义情节完全等同于现实,但二者之间的流通交往却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有些小 说如此准确地预见了现实中的耸人听闻的恐怖主义活动,恰恰表明小说艺术不是消极被动地 反映外在现实,而是积极参与了历史构建的进程,对社会现实产生潜移默化,甚至是挑战刺 激的作用。
  凯西•阿克的小说《中学里的鲜血与勇气》深化了上述问题,她从种族、性别、语言等方面 展现了恐怖分子与小说家的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在阿克看来,小说家与恐怖分子等边缘群 体处于同一网络结构中,它是由族性、性别、语言和传统等许多要素构成的,且始终变动不 居。西方作家素有反抗现行体制的传统,无论是波德莱尔还是兰波都把自己贬为花花公子、 流浪汉和拾荒者。他们样样都行,就是没有权力,于是陷入了边缘。而现实中的恐怖分子不 正是缺少同西方霸权相抗衡的力量吗?这与陷入边缘生存状态的作家又有什么不同呢?恐怖 分子进行暴力抗争,作家则使用语言进行战斗,异曲同工。阿克的小说正是在进行着这种抵 抗,语言是她手中的武器,写作旨在引领读者进入迷宫中,达到一种不毁坏世界就无法洞见 生活真谛的境界。阿克认为摧毁一个社会政体,很快就会形成新的等级制,所以她主张用语 言 摧毁语言,通过切断语言的控制与规范达到消灭语言本身的目的。阿克坦承她所感兴趣的是 颠覆阶级结构与文学的联系,在她看来这一任务非作家不可,这是恐怖分子所无法胜任的。 所以《中学里的鲜血与勇气》中的那些恐怖分子大都前途黯淡,陷入绝望之中,等待他们的 不过是充当人肉炸弹。
  至此,我们看到小说家凭借敏锐的感受力,源源不断地把尚未发生的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 等重大社会矛盾加以铺写,把现实转化为艺术文本,实现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贯通交往,从 而消解了审美与现实之间的功能性的区别。审美不再是提供读者选择的自足领域,而是一种 强化人们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手段。恐怕人们很难否认恐怖小说对恐怖主义盛行起到了某 种潜移默化,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那么,作家是如何塑造恐怖主义人物形象的呢?他们与现实中的恐怖主义分子有无必然的联 系?从理论上看,恐怖分子形象属于小说的“内在声音”,而批评家对之的评论与分析则是 “外在声音”,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指涉了文学人物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笔者以为,任 何叙述行为都来自物质实践网络,有必要以文本与语境为切入点,从社会现实、作家意识以 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加以探讨和分析。
  目前流行的恐怖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左倾的政治特征;二是域 外的集体文化特征。早在冷战期间,许多美国小说家们就把左翼分子写成恐怖分子,认定左 翼政治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9•11事件之后,这种看法再次迭起,广泛弥漫 于大众传媒与小说艺术中,充分反映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左翼——政治中固有的“他者” 的敌视。当然,目前美国小说中的恐怖分子形象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如中东民族特征、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但是这一切无法掩饰其一贯的反左倾情绪。
  德里罗在《天秤星座》中塑造了一位典型的“政治他者”——奥斯瓦尔德。这是个恶魔式的 左翼分子,经常在纽约地铁上巡游几个小时,喜欢观察那些处在边缘生存状态的人群,这也 给了他恶作剧的冲动。同时奥斯瓦尔德也是个边缘人物,他带着浓厚的得克萨斯口音,来自 黑暗的神秘世界。他上学时因诵读困难而学习拖拉,整日游荡在大街上。奥斯瓦尔德并不 具有“天秤星座”的积极性格,而是带着后现代特征,如攻击性、同性恋倾向、性乱史等。 他有两个互相矛盾的嗜好:既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书籍爱不释手,又爱看海军陆战队手册。 他想进入一个共产主义村舍,却加入了美国海军。作为海军,他走上了追求左翼,学习俄罗 斯的道路。当他重返美国时,苏俄文化改变了他的思想,最后他参加了一个反卡斯特罗的政 治组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以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精神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治,捍卫古 巴的马克思主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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