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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瑞斯》中的同性恋主题与文化阐释
作者：骆文琳
小说中莫瑞斯冲破了同性恋恐惧症和阶级隔阂，与阿列克结合并自愿放逐到大自然的绿林中，有人认为这是乌托邦式的结尾，而这样的结尾实际上是卡彭特和他的情人乔治·梅里尔生活的真实写照。卡彭特是19世纪末英国著名的社会改革家、诗人以及公开的同性恋者，他肯定同性爱情既包括肉欲的吸引，又蕴涵着灵魂的融合，还倡导同性恋者将成为创造新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先锋。1891年，卡彭特从印度回来后，在火车上邂逅了一位名叫乔治·梅里尔的年轻人。梅里尔出身于谢菲尔德的贫民区，不谙书理。这份单纯强烈吸引着卡彭特，使两位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男子走到了一起，熊熊爱火燃烧至各自生命的终点。两人合居在米尔索普村的农庄里，那里在当时成为英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麦加。福斯特于1913年前来造访时，梅里尔不经意地拍了一下他的臀部。“心灵的感受与体格的兴奋一样强烈，而我后部那一小块地方的感觉似乎未经思维就进入了我的脑子。当时发生的一切一定是受到了卡彭特瑜伽般的神秘所配合，我也就在那一刻感觉了表达的冲动。”福斯特：《莫瑞斯》，第276页。这份冲动促使福斯特写下了半自传体的同性恋小说《莫瑞斯》。福斯特谈到卡彭特对自己有着深远的影响，“我把他看作是掌握一把能解决一切困难的钥匙的人，我就像接近救世主一般去跟他打交道。” 同上。据福斯特的传记作家菲·尼·费尔班克介绍，卡彭特曾对福斯特身上过多的智性感到反感，“他使福斯特为自己的自负和坐立不安感到羞愧……福斯特从来没有在其他人身上感觉到如此大的威力。” John Fletcher. Forster's self-erasure: Maurice and the scene of masculine love ［J］ in Joseph Bristow (ed ) . Sexual Sameness: Textual differences in lesbian and gay writing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福斯特幼年丧父，他的童年和少年都生活在女人圈里。福斯特曾经宣称直到三十岁自己才了解男女关系。在米尔索普村结束了自己多年来被同性恋倾向所困扰的境地。福斯特曾表达了希望去爱一个社会底层的强壮男人，被他爱着甚至被他伤害的愿望。1917年福斯特大胆地爱上了一名埃及电车售票员穆罕默德·阿里，在获得了情欲的完美实现之后，他写信给一位友人说道：“这不是幸福，而是一种冒犯阶段，而我却第一次感觉自己成长了。”Robert K. Martin. Edward Carpenter and the Double Structure of Maurice ［J］ in Jeremy Tambling.(ed)., E.M.Forster ［M］. Basingstoke and London:Macmillan, 1995.
卡彭特在《发育不良的人》一文中指出那些上层阶级的英国人，他们的学识几乎就停止在公学时期，他们永远是一群学童，用学校的那一套制度来管理社会。克莱夫就是这类“发育不良的人”的典型，他从未学会过对本阶级的价值观提出丝毫的疑问。克莱夫虽然回归了主流认可的异性婚姻，然而他们彼此间没有情感的沟通，有的只是不平等和相互的忽视。
小说描写了莫瑞斯成长的三个阶段：首先，认同同性恋性别身份；第二阶段，莫瑞斯认识到情欲是实现理想之爱不可缺少的；最后，莫瑞斯冲破了阶级隔阂，走上了对中产阶级伪善道德和建立在异性恋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的反叛之路，携手情人自我放逐到大自然之中。福斯特通过莫瑞斯的成长表明：同性恋是美好的，这种爱可以使人变得高尚，并非导致人堕落。卡彭特为此写信给福斯特：“你结束了一场大的纷争，我感到很高兴。我担心你最后让斯卡德走了……但是你挽救了他，也挽救了故事，因为结局不是不可能的，有些浪漫……只有那些理解的人才懂得欣赏。”同上。
四、结语
福斯特在《莫瑞斯》中刻画了男同性恋者在身份认同过程中所遭受的身心痛苦，作者试图为男同性恋正名，塑造了具有阳刚之气、敢于向传统意识挑战的男同性恋者形象，表达了建立一种自由的、超越阶级的、性爱合一的理想的同性之爱的思想。父权制主导下的主流社会向来认为男人是阳刚的，女人是阴柔的。福斯特在为同性恋正名，瓦解主流社会把同性恋视为异性恋的对立的时候，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狭隘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尽管这部小说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缺陷，但它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莫瑞斯》的魅力在于它不仅仅是关于同性恋的，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其实也是现代社会中一些人的困境：我是谁？人类在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使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灵与肉，爱与欲望和谐？人类的道德价值观究竟该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才算进步？小说充满了作者的人文主义关怀。
（骆文琳：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邮编：4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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