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勒·克莱齐奥印象
作者：余中先
——编者
本文作者与克莱齐奥
2008年1月28日，我在北京见到了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说他著名，一点儿也不过分，法国颇有影响的《读书》杂志在十多年前曾举行过一次读者调查，问“谁是目前在世的最伟大的法国作家”，结果此君得票最多。那日，我等一干人马得以见他一面，似乎从“如雷贯耳”直接过渡到了“三生有幸”。
他的中国之行的起因是这样的：他的一部小说《乌拉尼亚》获得了我们评定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中的法国篇。受到出版社的邀请，前来接受奖项。
颁奖仪式在北京的华侨饭店举行。克莱齐奥人高马大，他上台领奖时，一下子把其他人全都比了下去。我为他当场翻译答谢辞，也不敢凑到他跟前，生怕差距太大，只是站在离他远远的另一个麦克风前。因为是他说一段，我译一段，所以不得不随时顾盼其身影和口型，无意之中，使我竟然有了一种仰视的感觉。
当天，克莱齐奥说是病了，上午拉肚子，可能是什么东西吃坏了，或者着了凉。我发现，他原来穿了一双凉鞋，就是露脚趾头和脚后跟的那种，当然，他还穿了袜子。不知道他是因为久住热带而习惯穿凉鞋（他的家在尼斯，在法国就算是最南方了，而他经常在非洲居住），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反正，上身正装，下身凉鞋，好像也不搭配，但也不是不修边幅。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位编辑这样记录他对克莱齐奥的印象：“他穿了一身西服，有点皱，可能是旅途劳顿没来得及打理，人很清瘦，很精神，一双丹凤眼显得很冷静很深邃，仿佛有一种洞穿生命的力量。最让人称奇的是，他脚下居然穿着一双凉鞋！”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作家毕竟是作家，与众不同，兴许也是一种标新立异呢。
克莱齐奥来过中国三次，都是悄悄地来的。第一次大约在1990年，第二次基本在南方。今年这一次，他是从韩国的首尔过来的。
克莱齐奥对中国的感情有他自己的一番话可作证明：“那是1967年，在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努力下，中法两国已经恢复了中断了十几年的外交关系，当时我还是一个应招入伍的新兵，履行着为国家服兵役的义务。出于个人的原因，也同时有点理想化，我本希望能通过民事活动的方式来服兵役，于是我申请加入在中法两国交流合作协议框架下的由法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批年轻人的队伍。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我当时的急切心情，我在等待法国外交部的决定。我的家乡尼斯的天空在我的眼里看来好像也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就如同我看过的曹雪芹写的《红楼梦》里插的古老的版画一样。当然，我对现代的中国一无所知，但是，我买了一本汉法词典，还有一本中国书法的教材。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于是我只好在服兵役期间去曼谷的坦马查大学。这件事长久以来都是我的一大遗憾。但我却一直保留了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兴趣，对我来说，它代表了东方思想的摇篮。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鉴赏中国的京戏和国画对我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我尤其喜欢中国现代小说，比如鲁迅和巴金的小说，特别是北京小说家老舍的小说。我发现老舍小说中的深度、激情和幽默都是世界性的，超越国界的。”
下午的座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进行。在场的有吴岳添、谭立德、李玉民、董强、陈树才、姜丹丹、孙圣英、胥弋、季可萍，都是从事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人。因为都是说法语的，座谈便用法语进行。
十多年来，克莱齐奥基本上生活在美国，偶尔回法国，也住在南方的地中海海滨的尼斯。
说到法国当今的文学流派，克莱齐奥认为好像已经没有，只有几个小集团或小组，像Savignier，Sollers等人还在活动。
说到当今的文学动向，克莱齐奥比较注意一些用法语创作的外国作家，例如非洲人Sondé。
据克莱齐奥回忆，他早年写过一篇关于洛特雷亚蒙的论文，但在一次旅行中丢失，结果再也没有找回来。
后来，克莱齐奥还写过对米肖的评论，兴许是米肖对中国的喜欢影响到了克莱齐奥。
克莱齐奥不喜欢当红作家乌埃尔贝克的小说，但很喜欢乌埃尔贝克的诗歌，认为是当前不多的好诗歌。正赶巧，我翻译了乌埃尔贝克的小说《一个岛的可能性》，见他如此表态，便不敢问他对《一个岛的可能性》的看法。
克莱齐奥关注文学中的Economie。不是经济学中的经济，是经济生活中的节省。
评论界对克莱齐奥的评价，有一句或可概括他的风格，即“Lyrisme retenu”。
说到俄罗斯裔法语作家安德烈•马金（André Makine），克莱齐奥说他们俩长得非常像，他们也是好朋友，后者住在巴黎的15区，他们经常在一起散步。15区是巴黎的俄罗斯人比较集中的区，以前有过很多人住在那里，著名的如列宁、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等。说到马金和克莱齐奥的相像，克莱齐奥开玩笑地说，可以让马金代替他去参加记者招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