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让大众接受沉重
作者：印芝虹
什么叫好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问题。这里，专家和大众意见经常相左，专家虽然总是权威，大众的阅读取向或口味却并不随从权威。施林克自己明确倾向大众。他从文学、文化的民主意识出发，反对将文学分为“精英文学”和“娱乐文学”两种不同类型和高低档次。法学教授兼法官施林克发表过很多法学论文，没有什么文艺理论著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在他的一些谈话中见识到他的文学主张。这个主张可以简单地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民主意识”。德国小说虽然一向以思想见长，却也往往难免因枯燥艰涩而令人却步。施林克无意步传统的德语文学之后尘，而更属意于一种服务于百姓的、充满民主意识的写作，认为文学应该面对普通民众而不是文化贵族或批评家。在接受《世界报》记者的采访时，施林克提出了他的这种强调民主意识的文学观。他批评“德语文学将文学区分为所谓精英文学和娱乐文学的不幸传统”，并且分析说，“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与‘滞后’的德意志民族有关，与市民阶层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其艰难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解放有关。”在德国知识界，对美国文化持批评甚至鄙薄态度的不乏其人，施林克却正相反，他十分赞赏并且羡慕美国文化中的“某种民主的东西”，指出：“美国人拒绝区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这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文化民主意识。”基于这种观点，他并无充当高雅的需求，而乐意与通俗读物为伍。“所以，”他表示，“理发师、警察、营业员都来读《朗读者》就尤为令我高兴。”施林克所希冀的，不是自己的著作迈上大学文学系的讲堂，成为教授们刻意宣讲的范本，而是走近大庭广众，为普通人随意地津津乐读。“我一直梦想我的书在火车站的书铺里摆放着，人们看见它们，买下它们，然后在火车上阅读。”
与此同时，施林克的大众情结并不等于将文学简单地通俗化和平庸化。对美国文化的欣赏，对下里巴人的青睐，也不意味着对德国传统的摒弃和与阳春白雪的隔膜。无论是《朗读者》还是《爱之逃遁》，或是他这几年接连推出的长篇《回归》（2006）和《周末》（2008），甚至他尤为擅长的系列侦探小说，都保持了他一贯的严肃主题、浓重的思辨色彩和依然很明显的德国味，并没有因为故事的通俗写法而弱化或者变味。相反，即便是被视为文学水准更高的短篇集《爱之逃遁》，也没有避开其“老生常谈”的政治主题，而有多篇依旧以德国的历史为背景，思考纠缠于其中的个人命运。
打开《爱之逃遁》，跟随第一篇小说《女孩与蜥蜴》，我们首先面对的又是一次与《朗读者》类似的、对复杂磨人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反思。《女孩与蜥蜴》可以称得上是《朗读者》的姐妹篇。这里的主人公依旧是一个男孩子，一个未来的法律工作者，所叙述的依旧是一个错综复杂，有那么点非常状态，又颇含悬念，颇具侦探意味的爱情故事。这回少年所爱上的是一幅题为《女孩与蜥蜴》的画。这画，特别是画中的女孩，与《朗读者》里的汉娜一样，一方面多年来一直占据着少年的心，干扰他正常的感情生活，另一方面也绝非单纯，而是同样严密地包裹着一个重大的秘密：画的背后是男孩“落难”的父亲做第三帝国军事法官时的灰色历史，一个与汉娜的过去相似的、同样令人诅咒、同时又令人感到压抑矛盾疑惑迷茫的历史，一个需要男主角一步步进行深入而艰难探寻的历史，与罪责纠缠的历史。
“罪责涉及的总是过往的东西，”法学家施林克在他的一本法学论文的前言中写道，“它不仅涉及个人过去的行为，而且涉及过去的时代和一整段历史，并且笼罩着随后的当前，这是第三帝国之后的特别的经验。豪劳考斯特的阴影伸展得很远，它使过往罪责成为几代人的主题。”作家施林克在以《切割》为题的小说里进一步表现了德国后代的这种境遇。德国法学博士生留学纽约，与一位美国犹太姑娘产生了一段美好的却又是战战兢兢的爱情。沉重的历史背景使他作为一个德国人不由自主地背上罪责的十字架，不得不体会在面对犹太个体或群体时防不胜防的难堪。这些经验如同赶不尽的乌云，不断地追随这一对恋人。为驱走阴霾，德国青年不惜依照对方的风俗而悄悄地做了切割手术。然而，他这一在所不惜的爱举却令对方毫无察觉，结果只给他自己增添了一道无可弥补的心灵伤痕。故事提示我们，历史是无法一刀两断、切割干净的；它虽然久已过去，实际却过去不了，总会在这里或者那里，这时或者那时钻出来折腾我们，破坏乃至毁灭我们现今的爱，又令未来无法开始。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以我们善良的愿望甚至顽强的意志为转移。这里不仅向我们提出了如何面对历史这个人类逃避不开又求索不尽的大题目，而且也在警示世人对今天负起责任来，负起爱的责任，勿再播下恨的种子。
因为，历史的罪责绝不是前人的专利，它随时会产生于我们当下的行为，甚至可能是出于“爱”的行为。在《爱之逃遁》里，《外遇》的故事更以一个新近的史实为背景，揭示了爱与罪的同时性，混合性，它们形形色色地、剪不断理还乱地相互纠缠。《外遇》是一篇典型的德国转折文学作品，含有两德统一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大量信息。它通过一对东德夫妇期间发生的爱情危机，细致生动地再现了德国统一前后原东部人之间、东西部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他们不同的微妙心态，他们各方面的种种差异。《外遇》的德文词是由“边”或“面”和“跳”这样两个词组成的，按字面译应该更倾向于“越轨”。这篇小说蕴涵了至少两层背叛或越轨事件：表层是叙述者与朋友妻宝拉的一次短暂的床上情——一个似乎是宝拉为了报复自己软弱的丈夫而作的发泄行为，因为小说的另一层，而且是深层的事态严重的越轨事件正是宝拉丈夫斯文的一段不得已的“政治外遇”：他曾屈服于克格勃的威胁，提供自己妻子及叙述者这个西德朋友的所谓情报，犯下了令宝拉伤心气愤并且不齿的罪责。然而，斯文犯罪的出发点却是对妻子和女儿的爱，是对家庭的保护，并且也达到了这个目的；同时，他所出卖的“情报”又显得无关痛痒，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只是宝拉的战友被驱逐到了西边。“不过如此而已。”斯文为自己辩护道。但是宝拉不能接受他的这个辩护，指责他的行为不是爱，而是背叛，是剥夺了她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的权利，抽掉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虽然宝拉最终还是留在了他的身边，斯文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惩罚，甚至叙述者也怀疑：“与救妻子相比，做点间谍活动又算得了什么。”但是这并不表明过去可以一笔勾销。可以说，施林克的全部小说都形象地、执著地传递着这个信息和忠告。《外遇》和《女孩与蜥蜴》的平行是显而易见的。在两篇小说中，叙述者分别给予双方以均等的机会：对“父亲”的指责和“父亲”的申辩，对斯文的指斥和斯文的辩解，从而使读者更加走近他们作为具体的人和境地。斯文的行为及其背景与“父亲”的虽然有很大差异，但从根本上说，他依然是前篇“父亲”的某种翻版。这里，第三帝国纳粹的恐怖替换成了前东德克格勃的高压，平日并无“道德缺陷”、只是凡夫俗子般怯懦的个人（叙述者“我”强调了斯文“孩子般的、充满信赖的微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身不由己”地被扭曲，被利用，同时有意无意地施害于人，最终又殃及自己。历史在现实中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延续，伴随着不断的遗忘和修复……正如叙述者“我”新近去宝拉和斯文家做客，走出地铁站面对街景时所观察到的变化：“我上次来访时，墙上的泥灰一块块地脱落下来，露出斑斑灰色，如今也抹上了新的泥灰，亮亮光光的。［……］过去被打发走了。”中括号里省略的内容是连续排列的7个“新”，即一连串新建的生活设施。这貌似的轻描淡写的确意味深长，喻示了光亮如何便捷地遮掩了灰暗，现实如何轻易地覆盖了过去。而只要我们把《爱之逃遁》和《外遇》联系起来读，就不难领会到人是如何不知不觉地重蹈覆辙，过去又是如何不经意间在现实中潜进上演。历史是难以抹饰过去的。
施林克独树一帜的作为是将其法学家的沉重思考通过小说的形式传送出了法学界。为了让大众也能接受生命之沉重，他为建筑这条通途找到了一个基本的模式，即爱与罪的纠缠：以“爱”作情节之框，包装“罪”这一思索之核。而作家在对爱与罪进行嫁接的过程中，既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也受到了比如来自德国批评界“过度结构”的诟病。“过度结构”导致其创作显得简单化，并令其思考有说教之嫌。他所有的作品，包括《爱之逃遁》，似乎都难免这个批评。问题在于，这个“简单化”是不是施林克有意为之，为了作他所想要的“好的、同时关注时代课题的娱乐文学”？如前所述，施林克的文学观与德国的传统不合拍，并且他认为，与“这个糟糕的传统”相背离的年轻作家的作品，“那些有才气的”，“正在德国日益壮大”。很显然，他自己更愿意与后者为伍。不能不看到的是，施林克属于介于伯尔、格拉斯和崔•洁妮及海尔曼之间的一代，相对于小字辈通常的非政治素材，也许施林克的主题诉求对于“娱乐文学”来说要沉重得多，于是必然会出现专业眼光与普通读者角度的差异，其模式便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彰显其强，也昭示其弱。或许，这也是他法学教授与小说家双重身份结合后的一种自然产出。而毁誉均不可改变的是，施林克自成一家，丰富了德语文坛，开拓了读书之众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