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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灾难
作者：约翰．凯思迪
看起来，摩洛哥的小鸡似乎与阿根廷经济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巨变、苏联解体后试行资本主义的失败以及西雅图和热亚那街头的反全球化抗议等等事件相去甚远，但是，在其《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斯蒂格利茨认为，凡此种种全都相互关联。不管在哪里，只要有可能促进私人企业，IMF总是遵循所谓《华盛顿纲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经济发展观，就是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扩张视为通向繁荣之路。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IMF极力主张各地政府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并紧缩开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很多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这一建议，废除了公共企业，开放经济，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果，整个世界的相互关联比以往更为紧密，进出口和跨国投资的水平也急剧上升。
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这种贸易和商业的扩张应该会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自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经济学家普遍赞同贸易是个好东西，因为它使各个国家得以专门致力于它们最擅长的行当。这种“劳动分工”（斯密语）提高了生产率，从而带来更多的收入，用于食品、健康、教育和消费。尽管一旦贸易模式有所改变，就会有人失业，但是获利者的所得足以补偿失利者，并且还能给自己留有盈余。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当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推广它们摆脱贫困的途径之时，这些理论看起来就像它们被宣扬的那样有效。用斯蒂格利茨的话来说，全球化“帮助千百万人达到了更高的生活标准，超过了他们或者大多数经济学家可以想象的程度”。然而，在过去十年里，情况有些不妙。自从1990年以来，平均每天的生活费用少于两美元的人数上升了一亿以上，达到了三十亿。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扩大成了一道深渊。即使是发展中世界相对富裕的地区，比如东南亚和东欧，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衰退。“今天的全球化不是为世界上的多数穷人效力的，”斯蒂格利茨宣称，“它不是为大部分环境而效力的。它不是为全球经济的稳定而效力的。”
何以至此？按照斯蒂格利茨的说法，这是因为富国挟持了全球化，所用的武器是IMF、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他国际团体，它们被认为代表着所有国家的利益。这些机构“总是紧密联结着发达工业国家的商业和金融利益”，斯蒂格利茨写道，而它们所推行的政策的最终结果，“就是由多数人付出代价，使少数人获益；由穷人付出代价，使富人获益”。富国的政府促使发展中国家打开边界，来接受计算机和银行业务，却继续保护它们自己的农场主和纺织工人免受穷国生产的廉价食品和衣物带来的冲击。他们支持专利协议的延伸，以此剥夺一些非洲国家对于他们需要用来抑制艾滋病传播的药物的使用权，从而保证像辉瑞（Pfizer）和默克（Merck）这样的西方制药公司获得高额利润。“对于全球化的批评谴责西方国家的伪善，”斯蒂格利茨写道，“而且，这些批评是对的。”
如果说，这些言论使人想起那些扰乱高层国际会议的年轻的抗议者们，斯蒂格利茨对此并无不安。他写道，除非反全球化运动走得更远，“几乎没有什么变革的希望，也没有什么地方去抱怨。确实有些抗议者行为过度；也确实有些抗议者要求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更高的保护主义壁垒，而实际上那只会使他们的境况更加糟糕。但是，尽管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正是那些行进在布拉格、西雅图、华盛顿和热亚那街头的贸易联合主义者、学生、环境保护主义者——那些普通的民众——把改革的需要放到了发达世界的议事日程表上”。
这番话表明，斯蒂格利茨属于正在兴起的持不同意见者之列，他们试图在《华盛顿纲领》和反全球化运动的激进分子之间寻求一个中间地带。金融家、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也是这一反对运动中的一员，他曾经写过一本精练的小书，名为《论全球化》（On Globalization），摆明了他的观点和改革建议。与斯蒂格利茨一样，索罗斯在原则上支持全球化，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者一意孤行扩张贸易和工业化心怀沮丧。他坚持认为：“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市场对于创造财富非常有效，但是它们无法顾及其他社会需求，比如维护和平、缓减贫困、保护环境、劳动条件和人权等等”。
索罗斯的书写得清晰明了，但是其分量不及斯蒂格利茨的著作。作为一位前沿的经济理论家，又是身居政府高级职位的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于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看法不容等闲视之。他经历四年时间，最终于1967年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取了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不少于十五篇学术论文，其中的若干篇现已被认为是开创性的。由此，他在很多经济学领域树立了自己的专家地位，包括金融、发展和公共部门。
贯穿于斯蒂格利茨学术著作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市场通常并不像“Econ.101”里传授的那样，以过于简单的方式发挥其作用。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比如，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有时会完全失效，这就必须有政府介入。（正是斯蒂格利茨关于不对称信息的著作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1993年，在克林顿当政之初，斯蒂格利茨加入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他天真地以为他有了机会“铸造一种经济政策和经济哲学，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视为互补的”。相反，他发现，“决策总是依据意识形态和政治而定。结果，采取了很多导向错误的举措”。
斯蒂格利茨在这个委员会里待了四年，最后成了它的主席。1997年，他的职位沿着宾西法尼亚大道移了几百码，换到了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和IMF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它们旨在将凯恩斯主义政策推向全球，前者注重于长期发展，而后者注重于短期风险管理，但是，它们很早就已经转向了另一个宗旨，斯蒂格利茨称之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特别是IMF，看来沉迷于充当华盛顿纲领的执法者的角色。由于各个国家只有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才会去找IMF，所以它有足够的筹码，来迫使各国政府削减预算赤字，提高税率，关闭或出售国有企业。尽管这些改革有时是必需的，斯蒂格利茨坚持认为，IMF的代理人经常漠视他们所引起的人间苦难。“现代高科技战争的设计是脱离身体接触：在五万英尺之外投掷炸弹，足以使人‘感觉’不到自己在干些什么”，他写道，“现代经济管理也与此相似：在豪华旅店，有人会冷漠无情地推行强硬政策，而如果这个人知道他正在毁坏别人生活，就会对这些政策三思而行。”
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是严厉清算IMF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于1997年7月，先是泰国的货币贬值，然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使该地区陷入几十年来最为深重的衰败之中。斯蒂格利茨认为，导致这场崩溃的深层原因是被误导了的金融自由化，这正是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华盛顿极力促使这些亚洲国家施行的。
诸如新加坡和韩国之类的国家几乎不需要听从任何人的经济建议。通过勤奋工作、高储蓄率和广泛的政府干预等等之间的结合，他们创立了全世界为之羡慕的发展模式。在1950至1990年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九十美元上升到了四千四百美元。作为“亚洲（发展）模式”的一部分，这些政府禁止外国投资者（以及国内居民）自由跨越国界进出资金。这些限制有助于防止汇率破坏性的摇摆，它们也把美国金融企业拒之门外，后者非常渴望在亚洲的扩张。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IMF和财政部鼓励亚洲国家解除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斯蒂格利茨把这一政策视为对华尔街一个并无必要的安抚，但是财政部否决了他的异议。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韩国、泰国和大多数亚洲国家接受了华盛顿的建议，取消了对资金流动的控制。随着外国资本涌入风险投资，造成了投机性的蓬勃发展。短时间里，这一地区似乎比平常发展得更快。但是，泰国危机一旦爆发，海外投资者一起抽走了资金，导致金融市场陷于崩溃。
IMF指令遭受重创的国家提高利率，平衡预算，以便恢复投资者的信心，结果是使低迷状态更加恶化。这些紧缩政策曾经为挥霍无度的拉美国家度身定制，它们实行了巨额预算赤字并且滥印钞票。相反，当危机爆发的时候，大多数亚洲国家其实已经平衡了预算，甚或已有盈余。而在衰退时期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这一事实只会吓退更多的投资者，而且使灾难蔓延到其他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被迫减少食品和燃料补贴，来满足IMF的财政指标，随之而起的骚乱以独裁者的下台而告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正是因为没有采纳IMF的建议，总算逃脱了苏哈托的命运。面对来自华盛顿的严厉反对，他提出了一些法案，使得马来西亚和外国的投资者难以把钱输出国门。某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预言，这些“资本控制”政策将会损害马来西亚经济，但事实远非如此，它们使得该国比大多数邻国都恢复得更快。
对于大多数事不关己的美国人来说，亚洲金融危机顶多也不过是商业报纸上的报道而已。但是它如此严重，以至于该地区有人断言，IMF和美国政府蓄意削弱了潜在的经济对手。斯蒂格利茨并没有走得那么远，但是他的判断也近乎谴责：“IMF并未参与阴谋，但是它反映的是西方金融界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对于在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斯蒂格利茨的分析更具争议性质。他详细说明，在苏联解体之后，IMF向俄罗斯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支持叶利钦政府实行的“休克疗法”。这一疗法包括放宽价格，把国有企业折价兜售给私人投资者，并且试图保持坚挺的流通货币。斯蒂格利茨认为，这些政策都被误导了，并且列举了无可辩驳的统计数据来支持他的说法。在1940年至1946年，也就是希特勒军队使之遭受消耗期间，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大约四分之一。而在1990至1999年，俄罗斯的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尽管在最近两年里，经济有所复苏，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还是远远低于柏林墙倒塌时的水平。贫困率有增无减，预期寿命下降（在发达国家几乎史无前例），大部分俄罗斯工业掌握在前共产党和黑帮手里。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俄罗斯想在一夜之间建成资本主义的尝试，使人想起1917年11月以后，布尔什维克政府拼凑社会主义的失败尝试。正如当年的混乱迫使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半途而废，苏联解体后的经济明显崩溃也迫使当代改革者望而却步。1998年，卢布价格暴跌（尽管又有另一项IMF贷款），叶利钦也最终由弗拉基米尔·普京所取代。
斯蒂格利茨在此是否对于IMF言过其实？休克疗法的建议者和支持者（比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向俄罗斯政府提供建议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安德烈·施莱费尔［Andrei Shleifer］）认为，只有快速前进才是防止共产党复活的惟一途径，并且，这一政策没有得到足够强有力的实施。叶利钦没有稳步推动彻底的改革，而是摇摆不定，一会儿支持像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那样的改革者，一会儿又支持像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那样的保守派。无论诸如此类的政治考虑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关于休克疗法的严格的经济学案例分析总归令人有些厌烦。事实上，现在的经济学家中有一种共识，那就是，如果不率先发展资本主义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制度，比如可行的法律和有效的税收体系，而想要创建市场经济，就必然导致失误。在普京手下，俄罗斯政府正在全力以赴构建那样一种基础结构，其成效令人鼓舞。就连IMF也逐渐承认了这一策略的明智，几乎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创建现代经济绝无捷径。
斯蒂格利茨评论了中国和波兰所采取的放宽经济的渐进方案。波兰是近年来经济上表现最佳的东欧国家之一，其政府拒绝了《华盛顿纲领》的关键要素：迅速私有化。波兰人没有急着卖掉国有企业，而是集中力量创立了一个现代法制体系和社会安全网络。然后，他们才允许私人投资者接手银行等行业。在中国，政府也让大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保持不变，与此同时，创立了一些新的企业，就是允许乡村和城镇自主创业，并且通常是与外国公司进行合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GDP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贫困率则明显下降。“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与屈从于IMF意识形态的俄罗斯等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两者的对比再鲜明不过了。”斯蒂格利茨写道，“逐一比较起来，作为市场经济的新手的中国，对于决策的激励效果，似乎比IMF更为敏感”。
《全球化及其不满》也有一些令人失望的遗漏，特别是关于作者本人的经历。在克林顿当政期间，斯蒂格利茨经常与劳伦斯·苏美尔（Lawrence Summers）发生冲突，后者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任职于财政部并最终成为其部长。苏美尔远比斯蒂格利茨更为赞同华盛顿纲领，而且他与IMF合作紧密。据华盛顿的一些人声称，苏美尔迫使斯蒂格利茨离开了世界银行，其交换条件是支持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连任该机构的总裁。然而，除了关于苏美尔在具体政策辩论中的角色稍有贬损之外，斯蒂格利茨只字未提他们之间的对抗，或者是他从世界银行离任前后的背景情况。
这一切给这本书的得分值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疑问。IMF官员肯定不会忽略的是，斯蒂格利茨极不情愿批评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了错误政策，而在使穷人更穷这一方面，它们并不比IMF做得更少。而且，他肯定清楚，当IMF进入一个证券市场和流通货币都在暴跌的国家时所面临的困难。更何况，IMF所引导的紧急援助有时也确实发挥了作用，比如它们在墨西哥的活动。
不过，斯蒂格利茨的和索罗斯的核心观点无可置疑，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已经越出了它的机构框架。两者都提出了可能改善这一状况的改革方案。首先，他们都提倡重建国际机构，使之更加民主，也更加有效。IMF的选票结构延续了数十年，并且不可理喻——荷兰拥有和中国同样多的选票。斯蒂格利茨还探讨了改进银行监管，改变国际破产法，减少IMF紧急援助的数量以及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资助和减免债务的数额，特别是那些非洲国家。索罗斯则从他的角度，考虑应当增加国际援助，而世界贸易组织应当更加关注工人的权利、健康和安全，以及环境之类的问题。
人们可以讨论改革的具体细节，而不是它的必要性。“若不改革，业已产生的不利反应将会堆积起来，对于全球化的不满也会继续高涨，”斯蒂格利茨写道，“这将会是我们所有人的悲剧，特别是那些原本可以从改革中获益的亿万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