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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宽容／来想起我们
作者：赖希-拉尼茨基
布莱希特
当时在波兰连布莱希特也鲜为人知。他的任何作品当时都尚未译成波兰文，只有他的一个剧本曾经在舞台上演出过，这就是1929年在华沙演出的《三毛钱歌剧》（Dreigroschenoper），但也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成功。1952年促使布莱希特访问华沙的，并非对共产主义邻国的兴趣或对它一直还处在可怕破坏状态中的首都有什么兴趣。他更多的目的是急于想使波兰公众知道他的作品，及让“柏林剧团”演出他的作品。
为了向布莱希特表示敬意，他到的那一天，海伦纳·魏格尔和同时到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汉斯·马尔希维察（Hans Marchwitza）准备了午宴，当时在华沙没有人想了解马尔希维察。宴会桌子是小的，失望却是大的，因为魏格尔太太告诉我们——一些评论家和翻译家说，布莱希特身体不适，他病了，因此请我们原谅他的缺席。
饭后，海伦纳·魏格尔请我和他做简短的知心谈话。我为了向布莱希特致意，在一家很大的华沙日报上写了一篇小文章。我在谈话中得知，这篇文章的德语译文，布莱希特在火车站已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那里得到了。海伦纳·魏格尔说，这篇文章使布莱希特极为满意。我心想，这毫不奇怪，因为我在文中对这位客人极尽称赞、赞誉之能事。她说，虽然布莱希特不能接见任何人，但他愿意为我破例。她要我当天五点到布里斯托旅馆195室，在那里他将接受我所希望的采访。
我非常满意，并且准时到达。可我深感惊讶的是，我在房门前后看见了一个熟人，他是德语译者。我环顾四周，又看见了一个熟人，这是一个出版家，他也同样等待接见。另外一位已经在布莱希特的房间里了，他是一位导演。估计我们大家听到的都是：只接见你。现在我们就不得不排队了。终于轮到我了。
我一踏入门槛，心里便好生奇怪：布莱希特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上可以看见一只大碟子，碟子上放着1952年在华沙看不到的东西，是当时人们费多大劲也无处可得的东西：甜橙、香蕉和葡萄。这些水果要么是布莱希特从柏林带来的，要么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为他放在那里的。可是他并没有请我们中的任何一位——他的客人，吃一点这些水果。
但这令人渴望的精美食物却在他和他的谈话对手之间创造了一个距离，一个鸿沟。等着客人的他是不是存心把这只水果盆放在旅馆住房的桌子上的呢？不像，这恐怕更多的是个偶然。我立刻想到的是，他把香蕉和甜橙当作有用的道具，这种独特的氛围，不管布莱希特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时时都在传播这样一种氛围。我于是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布莱希特总是在演戏。
他的外部举止也给人这样的印象。他在华沙穿一身看起来很平民的极其朴素的深灰色短上衣。据说，这件短上衣却是他让人用最好的英国料子专门缝制的。他是不是想化装？他有必要搞这些玩意儿吗？当然他用不着这些玩意儿，但这叫他开心，他不想放弃。
人们在猜度，为什么许多作家、画家或音乐家都觉得这样大肆花费，可又多少有些可笑的自我包装有很大意义。不过别以为这样的事儿仅仅是中等的或不成功的艺术家才做的。甚至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也有这种偏好，他也喜欢包装，把他的环境弄得五彩缤纷、富丽豪华。托马斯·曼（Thomas Mann）让他的托尼奥·克吕格尔（Tonio Kroger）说的话，我一直非常喜欢。他说：“您希望我，穿着一件钩破的丝绒夹克，还是穿着一件红绸背心到处跑呢？作为艺术家，内心总有足够的大胆、冒险想象，可是外表上要穿得很好，真见鬼，在举止上要像一个体面人……”
布莱希特友好地接待了我，他耐心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他讲到一出他还没有完成的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位著名积极分子，一个高炉工人事迹的剧本。我插了一句问道，这将是一出教育剧还是也许（我承认提了一个极愚蠢的问题）在风格上像《三毛钱歌剧》的戏剧呢？这触着了布莱希特的不快，他挥挥手道：“我早就不再这样写了。”我理解了我叫人生气的失礼，可又马上回过神来说道：“布莱希特先生，我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您已经不想再听到《三毛钱歌剧》。歌德也不能容忍，人们一辈子都只对他谈他的《维特》。”对于这个诙谐的比较，布莱希特的反应却是认真的，满意的：这样的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完全是合适的。
我后来才听说，布莱希特在流亡时代已出版了第一部《全集》，他当时不知道该称自己“贝特”还是“贝托尔特”。露特·贝劳①当时竭力主张用“贝托尔特”。理由是“用Willi（维利）代替William（威廉）在那个时候也是不对的。”这个理由马上说服了布莱希特。
后来谈话转到库特·魏尔②，布莱希特言语立即变得稀少了。他感到，是魏尔，还是艾斯勒（Eisler），或是德骚（Dessau）为他的剧本配乐，这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他自己对他的台词所需要的音乐多少已成竹在胸，作曲家只须对他稍加协助即可。
接着布莱希特问我，现在在华沙的戏院里有什么值得一看的。我向他指出有一个非常卓越的演出，但是这个剧本肯定不合他的胃口，这是肖伯纳（Bernard Shaw）的《华伦太太的职业》（Frau Warrens Gewerbe）。布莱希特的确不喜欢肖伯纳，但我试图说服他还是去看这次演出，主要是因为扮演华伦太太的女演员是波兰的著名演员——依莱娜·艾希莱罗芙娜（Irena Eichlerowna）。
由于他不知道他该怎样度过夜晚(当时在波兰，人们没有什么兴趣和德国客人来往)，他听从了。次日我见到他时，他非常兴奋地谈起了艾希莱罗芙娜，说她是一个极出色的演员，他要把她请到柏林去，说她演《卡拉尔大娘的枪》里的主人公真是太理想了。我也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主意，但我说，这位艾希莱罗芙娜却不会讲一句德语。布莱希特这时愣了一下，马上说道：“这没有关系！大家说德语，她一个人说波兰语，这才是真正的‘间离’呢！”当然后来这事儿根本没有真的去做。
布莱希特对波兰没有一点兴趣，他不喜欢名胜古迹。他当时懂得的唯一一个话题：他的作品，他的戏剧。对他说来，他只有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他的作品在波兰被翻译、印刷及演出。他只愿与这样的人谈话，这些人能使他的作品翻译、印刷、演出成为可能。这些人是剧院总监、导演、演员、出版家、译者及记者。
这些人的看法也非常一致：布莱希特是一位温和的就事论事的谈话伙伴。他们感到他像一个顽固的、无论如何要把他的商品推销出去的商人，他是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能干的经纪人。
至于经常为人赞誉的(特别是更为女性赞誉的)他那种独特的外在魅力，在那些天，如我记忆无误，我实在毫无发现。在我看来，布莱希特实在难说有什么魅力，他既没有让我着迷，也没有让我着魔。即使这看起来有点矛盾，我也还是要说，布莱希特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他的自我包装、自我设计及戏剧性做作的另一面，人们感到他目标明确、信心十足的精力。在他的全部从容中，可以看到他绝对明确的几乎对一切在所不惜的意志。
围绕着他这个人的是一种特别的光芒，尽管这一光芒常为人所描写，但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样，它难以解释。在早年的日记中，1921年他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也许是人们难于认为出自于他的口的。他说：“没有秘密的地方，也是没有真相的地方。”也许布莱希特特具的光芒的真正根源真的是在一个不能解释、无法下定义的秘密之中。这就是天才的秘密。
卡内蒂、阿多诺和其他人
我的处境不错。有些同事甚至以为我令人羡慕，因为我在《时代》被固定聘用，仍可享有一个自由作家可以享受的特权。我事实上根本不需要去编辑部参加会议，我用不着对来稿进行审订和编辑，我也用不着读校样。我只要写，别的义务一概没有，人们期待于我的没有其他东西，而且写多写少都由我自己决定，总而言之我都得到每月的工资。
真的，这真是特权，对于这种特权，我得感谢《时代》副刊主编鲁道夫·华尔特·列昂哈德（Rudolf Walter Leonhardt）。他是文学爱好者，他是不愿把他的梦幻转为健康的人类理智的文学爱好者，他是一个安静的狂热者。我得到了他的支持，因为他喜欢我的文学评论，但他的喜欢完全因为另外一个原因：编辑部不久就会深信不疑，我的文章会促进订数的增加。
我在《时代》不仅证实自己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而且有时我也写戏剧评论。我首先评论德国戏剧家作品的首演：彼得·魏斯（Peter Weiss）、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坦克雷特·多尔斯特（Tankred Dorst）的剧作。即使我想对莎士比亚的演出或契诃夫剧本的第一场演出发表看法，《时代》的戏剧编辑也总对我非常大方：把他自己想干的诱人活儿马上转让给了我，这位编辑就是海尔穆特·卡拉赛克。我有时也评论歌剧，评论瓦格纳，特别是评论里夏德·斯特劳斯。
可我的专业仍然是文学评论，即使我也评论从巴倍尔（Babel）到索尔仁尼琴（Solschenizyn）的俄国人，而且更经常的是评论从海明威（Hemingway）到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美国人，不过我总一直把德语文学放在最前面，放在中心地位。这是和《时代》讲妥了的，我可以自由地选择德国作家的书籍。如果我有评论其他国家的书藉的愿望的话，那么我先评论德语作家的，然后评论其他的，我不能诉苦说：编辑部太严格地遵守已谈妥了的条件。
我从来没有对奈丽·萨克斯Nelly Sachs①及其诗歌发表过看法。但1965年1月我在斯德哥尔摩曾拜访过她。歌德学院的朋友们曾警告过我：谈话是困难的而且也不会有多少收获，因为她的心理状态很成问题，她的行为责任能力大受限制。可我不愿胆怯不前。奈丽·萨克斯在斯德哥尔摩的无产者住宅区，她仍住在1940年从德国流亡来到这里后配给她的一幢出租公寓三层的狭隘住房里。她1966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后，仍居住在这套寒酸简朴的住房里，一直到她1970年去世。这位瘦小、温和、纤细的夫人可以成为我的母亲，她衷心地欢迎我，这样自然，这样由衷，仿佛我们早已认识了多年。
她马上回答了我关于她的健康状况的问题，并且答得非常详细。她说，这本来并不怎么坏，只是她在斯德哥尔摩总是受到一个不合法的德国纳粹组织的追踪和恐吓，可这期间纳粹分子已受瑞典警察的监督，所以已经没有东西直接威胁着她奈丽·萨克斯，只是她的睡眠不断地受到纳粹组织的无线电电波的干扰。她又说，这个失眠症，这个她最可怕的苦恼，她说她肯定要忍受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
她在叙述这一切时都很安详，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真的没主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告诉过她我是在柏林长大的以及我后来的经历，但她始终没有对我提出任何问题，她并不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她只在想她自己的事情。这次拜访只谈了她。一等她把追踪迫害的话题转到另外的问题后，她就说得简单而有理智了。当我拜访了她约摸一个小时要告辞时，她送了我她的一本书，并题上了她作品中的两行诗，这两行诗是我在我们谈话时引用的，她对此表示了满意：“在家乡的地方／我们阻止了世界的转变。”我本打算，在《时代》上写一篇访问奈丽·萨克斯的小报导，但是我不再有能力做到，我投降了。
马丁·瓦尔泽是德国当代文学最聪明的杂文作家之一，也是一个最有启发力和令人钦佩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德国最机智的话匣子，他知道他谈的是什么，他直截了当地宣称：作家的原型是埃及的牧羊人帕莎封，这个帕莎封教会鸟儿赞美他、歌颂他。敏感性、虚荣心和自我中心，这一切我可以在诗人如艾利希·弗里德和沃尔夫·比尔曼身上看到，他们的自我中心远胜过他们的才能，并且在一个许多方面如此不同寻常的作家如艾利阿斯·卡内蒂①身上，这一点也极其明显。
1964年我在法兰克福认识了他，我们约定在伦敦进行一次长谈，他在那里已居住了许多年。我到伦敦后不久，马上打电话给他。他显得很高兴，并且表现得极其客气，但他先想晓得，我在这座城市里将呆多久。当他听说我计划呆一整星期后，他真的高兴了。他说他刚回来，虽眼下在伦敦，他暗示我说，却正在隐居，藏身在一个秘密的地点。因此我如果五天之后再打一次电话给他，并且在18至19点之间打来，他对我将很表感谢，因为只有在这个时间他才拿起电话听筒。
卡内蒂请我并教我，电话必须用某种特定的方式打过去：在我拨了电话号码后，我必须让电话铃响五次，然后放下电话听筒，接着拿起听筒再拨号。在第二次拨号五次铃响后，他就会接电话了。他说，他用这个办法与朋友们约定了通话的方式。又说，其他电话他一概不接。我保证，我完全会按他的指点做。但我想知道的是，如何理解下述事实：我完全在别的白天时间打了电话，并且他在第一次铃响后就在电话里说话了。他当时怎么回答了我，我现在却想不起来了。
我在他简朴的不怎么宽大的位于伦敦汉泼斯泰特区的住宅里拜望了他。卡内蒂立即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是这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且极其健谈。首先使我注意到的，是他的独特魅力。我碰到过在魅力上可与他相比的演员，却很少碰到在气质上可与他相比的作家。演员为了使他们的独特魅力发挥出来需要一个角色，需要台词，而在一般日常聊天中，这种魅力则会立刻消失。卡内蒂则是一个谈话高手。他一开始讲话，就会像聊天似地讲课——并且立即使他的全身心发挥作用来吸引你。这位个子小小的有点胖胖的但并不迟钝的人证明自己是个优雅杰出的闲谈伙伴。一看就能感觉到他的稳健，但他仍让人看得出他得体的有那么一点演员式的风度。他的德语有最漂亮的奥地利语调，恐怕这也起了作用。夸张一点说：不论卡内蒂讲的是什么，听他讲话，确是一种快乐。
我们当然谈文学，同时代的作家他几乎都没有读过，他说起这方面的无知时，不无自傲和执拗。谈到我们世纪上半叶的德语大作家，他肯定的很少，这些很少的作家中，他特别兴奋地谈起卡夫卡和卡尔·克劳斯。卡内蒂是那样的客气，但很快就清楚，发表意见评判别人实在很难算作他的一个重要优点，这也许是因为他实在有许多东西想说。还有，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在伦敦显然没有很多的谈话伙伴，一等谈到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道路，一等他述及他自己并为未来简扼陈述时，立即会让人觉察到某种庄重。他多年前写好的日记的大部分和各种不同的笔记至今还没有人读到过。这些东西为了保险起见，为了不给那些纠缠不清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家及其余形形色色的好奇分子接触到，恐怕他是用别人不懂的秘密文字写的。
我在问自己，是否有人对这些笔记真的这么有兴趣，或者这也许就像卡内蒂打电话的方法那样，仅是些常见的装腔作势而已。我这样说，有些不敬了。从第一面所得的不一致的印象中显示出他无法掩藏的沾沾自喜，还有对孤寂的热情肯定；而他显然在这种肯定中寻找着安慰。这些成分都属于他形象的本质。
1964年12月我们曾多次见面。在德国他在怪僻的人中也是一个怪僻的人，他的书只有少数得到了出版，而且这些书没有找到太多的读者。后来无数德国和奥地利的奖金和头衔授予了卡内蒂，更不要说诺贝尔奖金了，但这一切当时还没有来临。一个他后来用几乎无法比拟的魅力扮演的世俗预言家的角色，对他说来这时还没有定呢，这位作家的人格和作品所具有的独辟蹊径的力量当时在德国却还没有人意识到呢。
我们非常衷心地相互告别，卡内蒂肯定希望为他那时仅缓慢增长的追随者中争取到了一个新的成员。当然，我对他的魅力心悦诚服，一开头确是如此。但是，这一强大的作用在后来几年中却渐渐减弱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还碰了几次头，但这样的关系并没有发展成为友谊。
1967年我正在准备出一本集子。这本集子要收集许多作家、哲学家和记者对海因里希·伯尔的评论和见解。这样的情况下总有不少答应的人，也有不少不答应的人。耶斯佩斯和海德格尔不能参加，但许多人答应参与——从阿多诺、路尔夫·奥古斯泰因、卢卡契、路德维希·马库塞到马丁·瓦尔泽和楚克迈耶。
我也请卡内蒂写一点对伯尔的看法，那怕是短短的。耶斯佩斯给我写的信中说，他一行伯尔都没有读过。并说人们为了能做出一点事来，必须把自己限制在对他说来本质的方面。卡内蒂写给我的也是差不多的内容，但语调上却完全两样。他在信中这样说：“我现在处在一个无知愚昧者的苦恼处境中，这个无知愚昧者未曾足够地读过伯尔的作品。我本该在他的七百万读者面前感到羞愧，他们了解他比我要好。”其中的讥讽是不会叫人误解的。卡内蒂要暗示的是，我指望他一个题目，而这个题目是不配给他的。
我们的关系经过近乎亢奋的开始阶段后明显地冷却了下来，尤其是在卡内蒂对我第一次评论他的那本很有吸引力的诗意的散文小册子《马拉凯希的声音》表示不满之后。他对我说，我本可以不谈他的主要作品而称赞他的一部次要作品的。他这样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自从我请他为伯尔写篇小文章的努力失败之后，已经过去了六年。这期间我已担任了《法兰克福汇报》的文学评论工作。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诞生一百年纪念日即将临近，我想在这家报纸上以其应有的恰当方式来纪念他。尽管1967年我遭到过拒绝，这回我再一次大胆地去请卡内蒂，希望霍夫曼斯塔尔会有别于伯尔，可以成为满足他要求的一个题目。如我记忆无误，我为了这次请求写了一封态度十分谦卑的信。我得承认，他的急速的回信真使我大为吃惊。他说他刚从他的“乡间隐居地”回到伦敦，并看到了我的这封信：“我对这封信不胜惊奇。我想，您知道，我是不为报纸写东西的……我能写的只是我自己必须要写的，我不能接受从外面加上来的要我写的建议。鉴于某人的一百岁生日而要我写点什么的想法，我必须对此感到好笑……甚至还是写关于霍夫曼斯塔尔，他对我从来不意味着什么。相反，我认为他已经得到了过高的评价！”
我告诉卡内蒂，海涅和冯塔纳也经常为报纸写文章，还有德布林和穆西尔也如此。但最后我觉得还是放弃用通信方式谈这个话题及霍夫曼斯塔尔的作品会更好些。我情愿去写论述他构思广阔的两卷本自传及1977年的《被救的舌头》和1980年写的《耳中的火炬》。我在这些评论中，当然说到：卡内蒂的自传，因其文学性和成熟的人性远胜于几乎所有这一时期用德语发表的作品。
但我觉得奇怪的是，卡内蒂要突出他的过去，并为自己制造个人神话的要求却显然没有遭到别人一丁点儿的反对。我也不能压制这个问题：他是否通过坚决回避的方式从对我们今天完全有关并使我们害怕的事情中换得了使我惊讶的安详和令我刺激的从容。这是不是和他的自尊与虚荣有关，和那种为托马斯·曼所大加肯定的人的“自我中心”有关呢？卡内蒂的一句其真诚性几乎无法再超越的句子使我大为惊愕，这个在他的笔记中的句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大多数他认识的活着的作家他都不喜欢。卡内蒂承认道，这只能这样来加以解释，“人们也许喜欢他(自己)是唯一的。”
极不寻常的自尊、虚荣和“自我中心”，这一切我们也可以用来指责另外一个人，此人尽管有许多明显的不同，却完全可以拿过来作一个比较。此人即特奥多尔·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两个人几乎一样年岁(卡内蒂生于1905，阿多诺1903)，两个人都是犹太人，都是流亡者，两个人都是非同一般的杰出人物，两个人都首先在联邦德国有其广大的读者。阿多诺非常令人吃惊地死于65岁。
为什么他没有活得再长一点？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可是在他身上这个问题却是可以提出来的。他是否属于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这个我不敢肯定。但他是最有成就的德国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之一，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他的文章获得了巨大的反响，这使他欣喜。可是他也遭受了很多的痛苦，这多数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他越出名，他所受到的攻击也越多（有时还受到了讥嘲），他必然遭到有些同代人的妒嫉也越多。
1963年对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行动开始了。有个年轻人看样子什么都没有学会，从一切迹象看，这个人也没有能力理解阿多诺的思想，或甚至深入研究这些思想。这个人要让他出丑。他寻找着，最后终于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这是1934年阿多诺在《帝国青年指导官方信息报》上发表的一篇书评，在这篇书评里他以肯定的态度评论了巴尔杜·冯·希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①诗的合唱部分，并且甚至以同样肯定的态度引用了戈培尔的一句话。于是告密起了作用，现在他们所有的人幸灾乐祸地高吼，所有妒嫉阿多诺的人，他们都认为，他对他们是不公正的，他们不能再忍受他对他们的无视，他们早就要为此报复了。这是突如其来的失败的不利时刻。1934年的那篇文章当然是不好的，我在这里这样说的话，也是作者自己说过的。
但比之这二、三句极失体统的句子更糟的是，令人反感的幸灾乐祸的凯旋。纯粹的无耻的凯旋。除此之外，还有反犹主义。还能再有别的吗！我们得又一次想到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的话，这句话在我们这里却不那么常加引用：“全国最大的无赖，／就是告密他人的人。”在以后的几年中，对阿多诺的攻击几乎丝毫没有减退。可尽管他是那样敏感脆弱，他却并不动摇，他继续写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今天对我们大家都有用。
我曾多次见到阿多诺，在汉堡，维也纳，而首先是在法兰克福。每次谈话，即使是一次匆匆的谈话都是值得注意的，而第一次的相见则更是印象深刻，不可磨灭。这是1966年7月6日，在黑森电台。他作为客人参加“文学咖啡屋”节目的录制。他的条件是，录制必须在法兰克福进行，并且要在早上10点，我们同意了。阿多诺准时到达，显得极其客气，也许是太客气了些。但他使我们，使汉斯·马耶尔和我，都十分吃惊，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恰恰今天不能胜任谈话。他说他昨天感到非常吃力疲劳，说他必须承认，为了对付课堂讨论和考试，他要用兴奋剂来帮忙。他说他实在过分疲劳了。如蒙允许，他请诸位先生，由他单独来进行，他将限制在几个问题及偶有的反驳上。这听起来仿佛是一位著名歌唱家的通知：他在总排练时将只能把罗恩格林一角大致地唱一下。
汉斯·马耶尔和我坚决地人道地同意了这位杰出的可惜正在生病的学者。于是我向他提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位身体欠适的人想必非常欢迎的问题：谁可以没有读过他任何东西，可是都知道他大多数情况下被错误引用的一句名言。即，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再去写诗，就是野蛮。我想知道，他这句话究属何意。阿多诺回答时不假思索，而且并非用了三言两语。他说得越长，他的说明也越使我满意，因为我理解这一切，而这是一种叫人很舒服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我读他的著作时，不是一直都能获得的。
这次谈话之后的过程我今天已经想不起来了。只有这一点是没有记错的：马耶尔和我，大家都知道，都并非是寡言少语懒得说话的人，这次却仅扮了配角，因为我们的客人显然已经忘记，他已经过分疲劳：阿多诺既不让人刹车，也不让人打断。
录制几乎还未结束，他就匆匆地向我们提了一个由衷的问题：我做得好吗？当然，他甚至可说做得很好！这不是虚荣得像一个男高音吗？当然是。但我也在这些年及这几十年里碰到过无数极度虚荣的作家，只是这些作家的成就十分可怜。为什么我们要对这样一个应大加感谢的伟大人物要批评他的虚荣呢？
阿多诺和那位卡内蒂的虚荣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小的区别。卡内蒂的虚荣和他的追逐功名联系在一起，它起的是绝对原告和孤独的世界法官的作用。当然，他所追求的象征职能给抽走了，但这一职能也许已经尽量具备了牧师般的崇高庄严。用个更精确一点的定义：因为这是一个不明确的交界领域，它在文学和哲学、艺术和宗教之间，它在严格的时代评论和更高的生活哲理之间。
而阿多诺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也要别人的尊敬和敬重，但首先是对他学术上和知识权威性的敬重。他也很重视追随服从，但不要人盲目地追随他，而是对他的批判思想批判地赞美。而对卡内蒂的尊敬有时已达到神化境地。阿多诺对此不感兴趣，他的本质不是教堂式的，而是孔雀式的，对这一点他毫不掩饰。他参与“文学咖啡屋”是他自我满意的一次展示。阿多诺的虚荣像一个歌唱家的虚荣或一个演员的虚荣：他的目的不在于默默地朝拜，而是热烈地鼓掌。他的惹人注目的癖好尽管是这样的大，但在这种癖好中却潜藏着某种无力反抗，这种“无力反抗”使他的虚荣变得比之于卡内蒂的虚荣较能理解，并变得不叫人讨厌。这种“无力反抗”是无助。他需要别人的赞同，在他经常对赞誉的渴望中有某种令人感动的东西和某种童真。
在我们的“咖啡屋”录制结束后，阿多诺问我，我是否有机会读一下他最近写的书。我说，根据实际，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机会。阿多诺肯定是失望了，而我今天还感到遗憾，我没有对他说，他的书是一本无与伦比的杰作。谁知道，阿多诺如果没有那种童真的虚荣是否会写出他的作品来？
也许我们现在对大人物的小缺点理解太少了一点。人们很喜欢引用两句短诗，布莱希特用这两句诗结束他的诗篇《致后代》：“用宽容／来想起我们”。有时我感到，这句话是对文学作出了贡献的所有的人向着我们喊的。
注：
①Ruth Berlau，是布莱希特的女合作者兼情妇。
②Kurt Weill，是20世纪20-30年代著名德国作曲家，曾为《三毛钱歌剧》配曲。
①1891-1970：瑞典籍德国犹太女诗人。
①卡内蒂是1982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①1907-1974：德国纳粹党青年团头子，在纽伦堡以战犯罪被判20年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