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十里洋场”的开端
作者：李天纲
“到上海去”，英国人的急切样子，可以从1843年底的这张时间表上看出来：
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 1809-1894)到达上海。
11月9日，巴富尔和上海最高长官，道台宫慕久商谈开埠细节。谈判内容包括领事馆在何处设址？外国人是住在城里，还是另辟租界？英国租界选什么地方建立？租界里是否允许有中国人居住？中国人的土地用怎样的方式租借给外国人？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四、五天里决定了下来，谈判可称得上是“上海速度”。
11月14日，巴富尔公布英租界第一号布告：11月17日，上海租界正式划定，所有条例，当日生效。
11月17日，开埠第一天，就有第一艘外国商船在上海外滩靠岸。
12月31日，至本日为止，六周以内，一共有七艘船只到达上海。七艘商船，最大的是“伊利萨?斯蒂沃号”(Eliza Steward)，吃水四百二十三吨。最小的是“玛兹帕号”(Mazeppa)，载重一百七十一吨。七艘船只的平均吨位是二百八十一吨，平均船员二十五名。他们在上海十六铺，购入货物的总价值是四十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九元，出售货物的总价值是十四万六千零七十二元。
外国人如此看好上海，热烈程度几乎可以说是“蜂拥而来”。但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的城市在远东地区通商贸易网络中的有利地位却不太清楚。上海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城市的远大前景，大大低估了自己的身价。低估自己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当英国人前来“租地”的时候，开价太低了。我们可以举出一块上好的地皮作例子，1842年的上海人被英国商人大大地赚了一票。
1846年4月，巴富尔为了建造英国领事馆，在上海城北面，吴淞江的南面，一个叫作“李家场”的地方，“永久租赁”了一百亩地皮，全价只有一万七千元。平均每亩一百七十元，已经非常便宜。因为当时英国政府规定外交使节只能租房设立领事馆，不能自造，英方迟迟不肯付出这个价格，巴富尔只能自己先垫付了四千元。反复讨价还价，拖到1849年，还加上了一些周边地皮，英国政府甚至以低至每亩三十两银子的价格，买到了这块上海最有象征性的地皮。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外滩”的那一块黄金地块。它的地理重要性，相当于澳门的南湾，香港的中环，堪称中国的曼哈顿，成为近代上海的起源。它就是这样，被英国政府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去了。买进“李家场”，最大好处在于它是一块“活地皮”。处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原先浸在潮水里的滩地，经过筑堤设防后，不断有新土地贡献，日长夜大地增加出来。后来，英国领事馆的土地太豪华了，铺上了上海最豪华的草坪，还捐出一部分，开设了“外滩公园”，给外侨散步游玩，挂上了“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上海的地价飞涨，十年里涨了十倍。第一批进入上海的英国商人，原先都是做海上贸易的，但是他们都上岸经营，靠做房地产赚了钱。1853年，在上海经商的福建和广东人在老城厢里暴动，号称“小刀会”，本地的富商逃到租界。1855年，太平天国军队占据了长江流域，又有大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士绅财主逃难到上海。他们急切地要在上海租房买地，把上海的地价哄抬到令人咋舌的地步。这次，外国商人却是有远见。他们只租不卖，还买进了更多的地皮。上海租界工部局政府主持编写的一本《上海史》(The History of Shanghai)中，写到这段早期历史，作者兰宁和库令(G.Lanning and S.Couling)说：“地价被人为哄抬了，原来四十元一亩的地皮，现在涨到每亩三百元。”
中国内地绅商把大笔钱财存到南市的钱庄，外国商人也赶紧从香港、马六甲和印度挪钱到上海的银行。借着这笔资金，上海租界开始了真正的市政建设。上海开埠后的头十年里，商人们总是到老城里去购买茶叶、瓷器、丝绸和各种土特产，再推销一些鸦片、洋布等货物。租界里新盖的房子，只是他们的仓库、办公室和睡房。看十九世纪西洋画家画的“外销画”，五十年代的外滩，建筑物星星点点，树小墙新，看上去更像是别墅区。但是，六十年代的外滩就脱胎换骨了。画像中，大型洋楼出现了，楼房间的空隙减少了，黄浦江边的乡间小径，换成了宽阔马路。我们可以从上海外滩马路名称上看出1850年代的这个沧桑变化。
刚开始，英国商人漫不经心地命名自己房子周围的小路。比如说：礼拜天上小教堂的马路叫“教堂街”(Church Street)；通往苏州河小木桥的马路叫“桥街”(Bridge Street)。现在，上海该是一个像样的市镇了，必须有正式的路名。有文化的传教士，有远见的外交官和有责任的侨民商人一起商量，决定正式命名英租界的马路。原来随意起的，还没有获得公共权威认定的马路名字，被系统化了：
1900年以后，很多中国人认为西方列强早就存心要瓜分中国，有些人望文生义地认定：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上海租界里用中国十八行省和省会城市名称作路名，表明那时候已经吞吐中国神州于十里洋场。不少关于上海历史的著作中，都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根据上海租界工部局的解释，1862年，租界的马路巡视员(Inspector of Roads)改定这些路名时，主要是根据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Medhurst)的建议。开始时，有人说要照搬香港命名路名的办法。麦都思的建议是说：看看涌入租界里逃难的这些中国人们，他们带来上海的繁荣。他们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这预示着上海将成为一个中国的大城市。我们应该迎接他们，路名应该改为如上才是。这其实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解释问题。可是，按上海开埠初期的情况，上海租界方面的解释较为合理一些。
《出卖的上海滩》(Shanghai: City for Sale)是一本著名的早期英租界历史的著作。关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繁荣期，作者说：“上海租界只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是一个白人社区。……昨天还是一块开阔空间，现在已经为街道和那些匆忙建造的便宜而好玩的中式房屋占据。油漆未干，中国人已经住了进来，他们带来了孩子、鸟笼，开了商店，做自己的生意，以及——付地租。”当时，已经有五千个白人住在租界里，但是华人人数却超过十万。
大量江南和内地来的中国人移居到租界居住，他们把外国商人租过去的土地再租过来，形成一个“再租界”。从法律上说，租界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外商“永久租赁”了中国土地，做的是“二房东”。华人再从“永久租赁”者手上租过来，又成了“三房东”。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租界的华洋人口已经是20∶1的比例，华人占多数。这样的人口结构，使得租界从人口和生活方式上都变得更像是一个华人城市。华人开店，华人交税，按租界上的法律规定，纳税者享有完全的权利，华人应该享受与洋人平等的市政管理权。据说，1866年修订《租地章程》的时候，租界政府已经商议要给“中国客人”参政议政的权利。但是，北京的中外当局没有批准。直到1920年代，租界华人才获得参政权力，建立了自己的华人纳税人会议，工部局里才有了华人董事。
即使所有外侨集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少数民族。人数上的劣势，反而使外侨更加团结一致，不分亲疏地聚集在“大不列颠”的米字旗下。早期有英、法、美三个租界，可是来上海的外国人什么国籍的都有。虽说是英国人，其实不少人是南非、伊拉克、印度、马六甲来的英属殖民地的亚洲人，还有越南人、土生葡人。英商豪门沙逊家族，原来就是来自伊拉克的犹太人。后来权倾上海的哈同，也是英属殖民地的犹太人。在上海社会中，外侨反客为主，有先天的优越性。他们利用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威力，在上海租界里建立了英国式的生活方式。早期外侨坚持不懈地维持自己的英国特征，奠定了“十里洋场”的基础。
早期租界的生活是枯燥的。开始十年里，上海的外国侨民像亚洲很多殖民者一样，美食、散步和打猎是他们全部的娱乐生活。上海的食品实在太便宜了，在老城里请中国买办吃一桌一应俱全的酒席，不需要半两银子。生意城市很快变成美食天堂。《出卖的上海滩》里说，上海的食品价格在开埠十年后涨价了五倍。与中国其它城市形成很大的价格差，以至于北方的鸡鸭鱼肉纷纷涌入上海。侨民们还是习惯在澳门食用过的葡国西餐，他们从广东香山找来家里的仆人和厨子。这就是为什么早期来上海的广东人很多是香山人，早期上海流行的西餐都是葡国餐。吃完大餐，就是散步和打猎。散步区域在靠近苏州河地方的园地，称为“花园弄”(Park Lane)，第一条“花园弄”是后来的宁波路，第二条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大马路”南京路。至于打猎，外侨们只要走到静安寺，野鸭、野兔，栖息在河边寺旁的候鸟，都是他们的猎物。
英国人最喜欢用公司的办法做事情。到1850年，租界休闲生活也被组织起来了。几个英国商人组建了一个马会(The Race Club Committee)，在南京路圈买了第一块马场，开始了股份制的赛马活动。1859年，上海已经开始有划艇活动。1870年，正式成立划艇俱乐部(Yacht Club)。1861年，英美侨民投资了“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供侨民娱乐健身和交际，地点靠近洋泾浜外滩（今东风饭店）。因为地址稍偏，外国侨民数太少，初期经营不善。濒临破产之际，由不断赢利的上海赛马会投资改造该俱乐部。维持下来以后，该会随着“十里洋场”的暴发而繁荣，成为亚洲最豪华的娱乐场所。
租界上的各项文化事业也都在开展。1850年8月3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出版创刊号。令人吃惊的是，当时上海英租界开辟才七年，正式登记的侨民人数还不到一百五十人。有什么新闻，在教堂里宣布一下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办起这样一份英文报纸呢？一定是侨民们想到一个像模像样的城市，必须要有一份像模像样的报纸，才来硬充体面。根据《北华捷报》1850年12月12日的报道，租界里的侨民们自己组成了一个业余演剧社，首次演出的是一出叫做《钻石割钻石》(Diamond Cut Diamond)的戏剧。1855年，英租界圣三一堂里安装了管风琴，由一位斯金纳先生作了租界上的第一次音乐演奏；1857年8月15日，法租界的董家渡大堂落成，堂内也安装了一架管风琴，由徐家汇的神父和教友们演奏。当时，比较两个教堂的管风琴的音色优劣，成为上海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租界上的阅读生活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十九世纪时，阅读在英国是娱乐生活的一部分。在广州，他们有一个藏书四千多本的图书馆。1849年，侨民们把书籍从广州和澳门带来，成立了上海及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Shanghai Library)。到1854年，他们积累了一千二百七十六本藏书，订了三十种期刊和报纸。
和上海市政规模的飞速发展相比，租界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很不够。1857年，仿照英国皇家学会的模式，由商人出钱，传教士出学问，成立了“文学和科学学会”(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裨治文牧师任会长，艾约瑟牧师主持日常事务。出钱资助学会的是英国商人汉壁礼(Thomas Hanbury, 1832-1907)。1859年，学会出版第一期学报，名称改为“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中国人称为“亚洲文会”。这是上海租界里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学术机构。他们从事中国文化、语言、地理、气象、动物、植物等门类的科学研究，补充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汉壁礼是早期上海最大的慈善家，赞助了很多文化事业。他赚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上海。上海图书馆、博物馆、杂志、报纸都获得他的资助。1897年，他几乎是空手离开上海回欧洲，除了名闻世界的“亚洲文会”外，他还留下了一个“汉壁礼中学”（今天的市西中学）、一条“汉壁礼路”（今天的汉阳路）。
记录租界发展的英文著作表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上海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华人涌入租界，城市迅速膨胀，“华洋杂处”，上海没有成为一个种族隔离的单纯的白人城市。也是在这一时期，租界侨民建立了一系列英国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奠定了“十里洋场”的基础。上海就是这样，以中西合璧，中西交融的方式发展起来了。
原路名 现路名
外滩(The Bund)扬子江路(Yangtse Road)
桥街(Bridge Street)江苏路(Keangsoo Road)，后又改为四川路(Szechuen Road)
教堂街(Church Street)江西路(Keangse Road)
界路(Barrier Road)河南路(Honan Road)
庙路(Temple Road)山东路(Shantung Road)
无名路(No Name)山西路(Shanse Road)
闸路(Shakloo)福建路(Fokien Road)
苏州路(Soochow Road) 浙江路(Chekiang Road)
锡克路(Sikh Road)广西路(Kwangse Road)
苏州河滩(The Soochow Greek Bund) 苏州路(Soochow Road)
洋泾浜滩(The Yangkingpang Bund)松江路(Sungkiang Road)
领事馆路(Consulate Bund)北京路(Peking Road)
科克大道，老花园路(Kirk's Ave., Old Park Road)宁波路(Ningpo Road)
五廷弄(Five's Court Lane)天津路(Tientsin Road)
花园弄(Park Lane and Moloo) 南京路(Nanking Road)
绳道路(Ropewalk Road)杭州路(Hangchow Road)，后又改为九江路(Kiukiang Road)
海关路(Custom House Road)汉口路(Hankow Road)教会路(Mission Road) 福州路(Foochow Road)
北门街(North-gate Street)广东路(Canton R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