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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国人的非典日记
作者：艾 兰
今年二月末，我在上海待了一周，随后动身前往新加坡。起初我打算完成在这个亚洲花园城市的项目之后，马上返回中国，但我的计划变了。
到了四月中旬，新闻的主要内容已从伊拉克战争转向非典危机。然而在新加坡，我只看见过一个人在街上带口罩。看来，政府在遏制疾病方面干得挺不错。我个人行为的唯一变化是每天至少洗十次手，多吃十倍的水果，疲倦时不用手揉眼睛。我还决定，一回到英国，便彻底戒烟。
起程前的几天，我打电话给国内的家人。我试探性地询问他们，回国后我是否应该隔离十天。他们的反应稍稍令我惊讶。我和家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原想他们会对我的提议一笑了之，因为我离家时日不算少了。我原以为，他们对我的思念会压倒对我可能携带SARS病毒的担忧。我想错了。今天，我开始了第一天隔离。
我弟弟有个一岁半的儿子，我妹妹有两个年幼的儿子，我哥哥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都不满十三岁。我曾祖母九十三岁，过去四年来一直病重卧床，身体异常虚弱。我们虽然不住在一起，但经常走动。我越考虑到这些，越感到家人们是对的。无法想象，若是由于我的缘故，导致我亲人中任何一位老人、孩子罹病或死亡，还能有什么比这更糟的？所以，问题的症结由“是否应当自我隔离”，变为“你如何落实隔离？”我自己的寓所出租了，因为我原先没打算今年在英国待很久。
结果，头一天，我是在希思罗机场外一家蹩脚旅馆中度过的。父母只是替我将车开来，我们共进午餐。我坐在他俩对面，相隔很远，没有接触，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我母亲是荷兰人，父亲有一半俄罗斯血统。这两个民族的人都深知，亲吻意义重大。相反，英国人对亲吻不太在意，他们至多彼此半心半意地在对方脸颊上啄一下。我的许多美国朋友也放弃了“政治上不正确的”亲吻，而以真心实意的拥抱取而代之。我猜测，欧洲式的接吻礼仪可能被视作性别歧视，男子不可真正亲吻别的男子，除非他们是你的家人，要不你便是同性恋者；但男子永远可以亲吻女子。
然而，如果你是在亲吻的氛围中长大的，就会明白，亲吻是无可替代的。在荷兰，你遇见一位女性亲友时，要相互亲吻三次。向来如此。告别时也得亲吻三次，即便间隔时间不过半小时，也得照办。我去伦敦俄罗斯祖母家时，时常遇上吻我四遍的亲友。因此，我未亲吻父母，的确非同寻常。这使我想起初到中国时注意到的一件事：许多中国人和家人相见时从不亲吻，甚至也不拥抱。
那是在1994年，我当时在北京读书。一位朋友邀请我去承德郊外他家过年。我们坐了火车，又坐汽车，一路长途跋涉。傍晚，当我们走进他家大门时，谁也不曾碰谁。我不禁觉得气氛尴尬极了。然而，两星期后当我告辞时，我拥抱了朋友的母亲，他父亲也热情地与我握手道别。他一家的慷慨与好客无以复加，尽管分别时我们已经有了肢体接触，但我仍然觉得，若能以一次、或三次亲吻表达我的谢意，该有多好。
行了，不管亲吻不亲吻，既然我有了自己的车，便计划驱车前往我哥哥在英格兰北部的别墅，因为眼下那里空着。我从未想过让自己与世隔绝，到那里后，也许要买一些洗衣粉、香波、食品等等，当然还得沿途给汽车加油。人的这一天性实在可悲：你总是更多地替关心自己的人着想——所以，我最初想到的是，如果我染上了SARS，决不能传染给任何亲友。再说，我听人讲过，只有当患者表现出种种症状，比如发烧、干咳时，他们才会传染，可我没有这些症状。此外，据我所知，我既没有接触过非典患者，也未接触过接触患者的人。
我在新加坡时，尽管进行了自我隔离，但从未感觉到危险。我虽不太清楚每天最新的非典感染人数，但总觉得四百万人口中不足二百例（当时的数字），实在构不成多大威胁。在我逗留期间，每天有大量患者康复出院，我也从未听说有人因乘公交车或触摸电梯按钮而感染非典。新加坡是个极其清洁的地方，在我看来，它的公共住房标准也相当高。其次，在七周的逗留期间我发现，许多新加坡人得了轻微的妄想症。他们觉得，工作场所，甚至家中，到处都潜伏着危险，其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臆想的。因此，生活的基本目标是远离危害。当然，这是一种粗略的概括，但在我逗留期间，我进行过一些市场调研，那是我工作项目的一部分。这使我能进入居民家中，面对面地谈论他们的生活，每个人讨论两小时。英语谚语“安全胜过后悔”一次次出现在他们的交谈中，涉及各种潜在的灾难。虽然我隐隐觉得这种态度有些恼人，但在SARS爆发的环境里，我的结论是，新加坡文化，简直就是为应对这种偶尔会致命的新病毒度身定制的。妄想症，加上过度洁癖；真幸运，我是在新加坡。
离开新加坡时，我打电话给英国使馆，询问我到英国时是否要强制隔离。我听说过这样的情况：有些学童的父母住在新加坡，当这些学生度假后返回英国时，曾被送到一个岛上，隔离十天。使馆人员告诉我，这是学校的决定，不是政府的；我一旦通过海关，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然而，我家人认为“安全胜过后悔”，所以我没有进父母的家门，而是住进一家旅馆。
2003年4月29日
我正住在诺丁汉郊外哥哥的别墅里，体温依然很正常。昨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越南看来已成功遏制了SARS的蔓延。十八天没出现新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撤消了前往该国旅行的警告。我还听说，香港和新加坡也已度过了非典高峰期。我希望我在中国的所有朋友都安然无恙。
听到新加坡传来的好消息，一方面我有些按捺不住想结束隔离，另一方面，我承认，这也是一种享受。今天清晨，我作了长距离步行。所有的树都开花了；这里的天气不像新加坡那么闷热，户外空气令人感到舒畅。哥哥打电话来，告诉我一连串值得一游的地方：林肯大教堂，索斯威尔修道院，德比郡溪谷，还有一家当地的“美食”酒馆，那里的法国厨师烹调技艺十分高超。以前我从未到过英国的这一地区。童年时，只要学校放假，我们总是去荷兰，与那里的亲友团聚。
邻居把别墅钥匙交给我时曾对我说，假如我在别墅里戴口罩，很可能会登上当地报纸翌日的头版。虽然她没有明说，但我能感觉到，她不大赞成我戴上口罩四处转悠。她觉得，有些东西起初虽是为保护人们而设计的，但毕竟会引起恐慌。
我的隔离措施不算十分严格，但却使我想到那些医生和护士，对他们来说，这场危机的确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的态度很轻率，而他们却表现出无畏和自我牺牲，这种精神令人振奋。一位香港朋友最近提醒我：正是在危机时刻，你能发现人的真实本质。在我看来，当世上大多数人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时，医务工作者却为了拯救他人而置自己的性命于危险，他们理应得到一切可能的表彰与奖励。
昨晚有个电视节目，叫做“杀人虫SARS”。我思索着，多高的死亡率才能给一种病毒冠以“杀人”的头衔呢，10%，50%？新加坡的一位酒吧老板曾对我说，他觉得非典比爱滋病更糟。
当时我反驳道：“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爱滋病患者康复过。不仅许多非典患者已经康复，而且它的死亡率在10%，而爱滋病的致命率为100%。为什么说非典更糟呢？”当然，他说的是非典的高传染性，还有，显然我们不可能完全保护自己。我思忖着，这一四个字母的征候群会不会对世界产生与爱滋病同样的影响？
那档节目中最令人震惊的镜头，是香港最差的居民区中恶劣的卫生状况。一位妇女在烧菜，几英尺远便有一根粪便管道通过，那管道正在滴漏。为了保护我们不感染HIV病毒，可以使用避孕套，为了保护我们不染上非典，有一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提高居室的卫生标准。
2003年4月30日
今天，我驱车参观卡茨沃斯庄园，那是德文郡公爵和公爵夫人的邸宅，我边开车边收听滚石乐队的流行乐曲专集。这使我想起，他们原本定于四月底前往香港和上海演出，但由于非典的爆发，音乐会取消了。将来某一天，滚石乐队还会去中国，成千上万观众相互近距离地一同观看，以如此美妙的形式来标志战胜非典病毒，回归正常生活——如果还可能回归“正常”的话。在这支乐队的全盛期，他们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激动人心、最富有生气的演奏家。
卡茨沃斯庄园是英格兰主要的豪华宅邸之一，有着丰富的历史，由于庄园及庭院向公众开放，人人都能去参观，去探究。这片辽阔的领地曾两次被辟为某种形式的“隔离区”。苏格兰女王玛丽于1568年逃离苏格兰，此后十六年中，她一直遭到表姐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软禁。这期间，玛丽的主要看守人是希路斯贝利六世伯爵乔治·塔尔伯特，他是哈德威克的贝丝的第四任丈夫。这个庄园主要由贝丝在十六世纪末建成。而且，从1571至1581整整十一年中，就在卡茨沃斯庄园贝丝的家中，苏格兰女王玛丽度过了漫长、豪华的监禁生活。六年后，她被认定犯有叛国罪，并在众目睽睽之下，上了断头台。
这个庄园第二次被用做“禁地”是在二战期间。1939年，位于北威尔士的潘若斯女子学院被粮食部征用，这家学校就迁往卡茨沃斯。“彩色大厅”被用来集会与做礼拜，“橘黄大厅”成了美术教室，物理课在配膳室里上，生物课教室在饮料储藏室，而化学课，为了安全起见，放在马厩里。宿舍则散布在庄园各处。总共二十位女学生，如下图所示，睡在宏伟的大厅中，直到1946年。
2003年5月1日
今天，香港一些医生宣布，某些已经康复的非典患者肺部可能留下永久的疤痕。它们究竟是患者接受治疗的结果，还是病毒攻击造成的后果，意见莫衷一是。
天知道，多年来我给自己的肺叶造成了多大损害，至今戒烟仍困难重重。人们告诉我，尼古丁比海洛因更容易上瘾。我十四岁开始抽烟，多次试图戒烟。尽管屡戒屡败——令人费解但幸运的是——我从未向怀疑主义屈服。我觉得，每次尝试都是我对烟瘾的最后一役，我会成为胜者。我现在还是这样想的，我已经第五天不抽烟了。隔离肯定有助于此，因为周围没有吸烟者怂恿我重蹈覆辙。我想许多吸烟者一定同意这种说法：最难抵制的便是一位慷慨的抽烟同道友好地向你递过一支香烟。你也吸烟、我也吸烟——吸烟者之间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尤如香烟本身一样令人欣快。这是一种极富人情味的方式，将人与人联系起来。递烟者是慷慨的，接受者则以感激之情确认这一慷慨之举；双方对吸烟的欲望表达了一种认可：生活往往是艰辛的，我们都依赖某种支撑，使自己迈步向前。他人诚恳地向你承认自己的弱点，又显示慷慨的精神，还有什么比这更感人的？
我头一次去中国是1989年，我连一个中国字也不会说，但我结交了许多朋友。我与一位不吸烟的朋友周游中国，很明显他的社交不如我成功。至今我依然深信，这与我俩的个人素质完全无关，有关的只是这一区别：我在旅途中见到谁就递烟，而他从不。不用说，如今他的健康状况一定比我好得多！
2003年5月2日
我家人频频来电话，问我是否感到孤独。很幸运，我是个自由撰稿人，已习惯于在工作之余独自消磨时光，很少感到孤独与无聊。我还很幸运，因为我不像许多人那样，由于SARS对经济冲击的结果而下岗。我在财政方面有办法对付。
别墅里有一台电视，一架电话。我有一台电脑，通过它们我能连接英特网。我还有一个移动电话，每天至少和六到七位朋友通话。我还从朋友、熟人和同事那里收到大量的文本与电子邮件。只有在诸如此类的场合，你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社会已变得多么“虚拟”。
《时代财经》今天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的是爱丁堡的“互动大学”如何向三万名香港学生进行网上课程教学。这使得这些学生可以在家中学习，而无须冒感染非典的风险到学校上课。加上这些香港学生，互动大学（IU）的“理科基础电子教学课程”（简称Scholar）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项在线教学课程。（www.interactiveuniversity.net）互动大学去年刚成立，这是一个非赢利性的机构，建立的宗旨是推销苏格兰各所大学的电子教学产品。
由于我健康状况一直良好，有人问我是否觉得非典的威胁被各国媒体夸大了。这话很难说。电视上，大多数的报道似乎都聚焦在病例及死亡的数字上，我无法肯定这些数字到底有多大用处。首先，痊愈病例的数字很少得到报道，而且有关数字很少放在任何方式的人口总数或比例形式的框架之内。其次，有关病毒的信息总是用尽可能消极的语气进行披露。比如，今天许多文章集中报道香港的一些发现：SARS病毒可能突变为两种毒株。这些文章接着便以消极口吻探讨问题：这一发现会使得疾病的诊断日益复杂，等等。虽然我不是科学家，但我听说过病毒的突变不一定总是坏事。我同样可以由此推论出好消息：病毒的毒性会因此减低。事实上，这不但可能意味着病毒也许会变弱，也可能是病毒本身走向灭亡的一步。但迄今为止，我尚未看到任何文章如此审视这一可能的前景。
2003年5月7日
今天是我隔离的最后一天，我很高兴明天我就能够（假定）健康地离开这座别墅，而且仍然没有吸烟。我在逗留期间总共只游览过两处地方，这回是林肯大教堂。它是欧洲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此行的高潮是我发现了这里保存了圣·休的骨匣，他死于1200年。我祖父的名字就是休，我弟弟和他的一个儿子也叫休。我原先不知道休是一位法国传教士，他作为一名修道士来到英格兰，当了主教，还与一只天鹅结下友谊。显然，这位圣徒是在林塞的斯托他的宅邸内结识那只天鹅的。事实上，天鹅很喜欢见到他，以至常将长长的脖子伸进他宽大的衣袖，把脑袋靠在他胸前，并满意地发出轻轻的“咝咝”声。主教死后被册封为圣徒，那只天鹅便象征着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不同的、更趋于精神的价值观。
早晨，我在本地乡间公园里漫步时，总能看见一只天鹅站在窝旁，它的窝筑在湖边一大片芦苇的头几排后面。这只大鸟笨拙地坐在芦苇丛中，显得有些脆弱。但接着你会注意到它的伴侣正在前面游泳，或沿着湖岸的这一边踱步。倘若有人试图靠得太近，那天鹅便会朝他们冲过去，并伸长脖子，发出“咝咝”的威胁声。我怀疑，即便是圣·休那样的得道圣徒，也未必能驯服这位天鹅卫士。
除了发现以前知之甚少的这部分英国乡间，我在非典隔离期间花在烹调和散步上的时间也比往日多得多，但最多的时间还是花在看电视上。我看了许许多多“记实”电视节目，其中有些节目，我还勉强地想“知道后来怎么样”。但大部分节目充斥的是这类镜头：一些人与社会其余部分隔离，或居于岛上，或迁入丛林，或待在布满摄像镜头的屋内，摄像机记录他们每个动作，每一句细语。有一个记实电视节目甚至跟踪报道了一家发廊，记录了一群理发师和美容师的猥亵动作。尽管这种观淫癖也许出于无心，但英国公众乐意观看各类隔离措施中他人的所作所为，这种兴趣似乎有增无减。我无法想象，有人会想看我隔离期间整天混日子的模样，但我认为，观看别人与世隔绝的生活，这偏离了电视的宗旨。被迫与一群陌生人挤在一起，处于反常的环境中，由此产生的后果以及后续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正是这一切“造就了好电视”——这个短语被英国人用来替任何电视创意辩护，无论这种创意有多荒诞。另一因素是：观众控制参与者的命运——观众决定某些参与者退场，决定选择这个或那个竞争者面对折磨人的挑战，比如让一群活生生的耗子在盒子里跑来跑去，而要挑战者把脑袋伸进盒子！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这类疯狂的记实电视节目无所不在，从日本到美国。洛杉矶的一位朋友最近告诉我，美国有一个“记实”电视节目，叫做“极端翻新”。节目参与者做了重大的整容手术，其全过程被拍摄下来。但更具“娱乐性”的是，他们对自己崭新面目的反应以及亲友对此的反应，所有这一切，都向全国千百万家庭的观众播送。
2003年5月8日
虽然我从未真正想过自己可能染上非典（能确认还是令人宽慰的），但一旦度过隔离期我依然觉得松了口气。我感到轻松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我遇见人们时，可以告诉他们，我不久前曾到过中国和新加坡，但他们没什么可担心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结束隔离的那一天收到一个电话，是我在新加坡工作的那家公司打来的。他们让我两星期后去那里工作三周。他们说非典的形势已有实质性的好转，多日来未再出现新病例。非典消息已不再是报纸的头条新闻，新加坡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五个星期后，当我再次从新加坡归来时，我又得决定是否进行隔离。但愿那时不再需要，可这次，我为自我隔离感到高兴。
虽然新加坡的形势有了重大好转，但是SARS病毒仍在其他地方吞噬生命，侵害人们。科学家尚未能培养出疫苗，对于非典的死亡率也还有争议。中国大陆、越南、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的经济预期仍不乐观。生意正受到损害，最终的结果依然很不明朗。
尽管人们强调，在新加坡、越南、多伦多，甚至香港，非典已经“过了高峰期”，但许多报道暗示，这种病毒，或其他类似的病毒，极有可能继续成为我们未来生活的特征。想一想，HIV病毒和爱滋病发现之后，在那么多人中造成了歇斯底里、偏见和无知。那么，面临SARS这样的病毒，如何平稳人们的情感反应，这实在太重要了。假如SARS病毒不能扑灭，我们必须学会与它共存，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将永久改变：我们医院的经营方针、居家的设计方案、我们审视自身健康及孩子健康的标准、我们的旅行手段、学习方法、公共卫生、我们的耕作，很可能，它还将改变我们在公共场所相互交往的方式。
病毒是按照科学、生物学的规律致病的，因此需要切实的应对手段来遏制它们的危害。保护公众健康的关键在于准确的信息，尽可能可靠、迅捷的传播手段，再加上适当的保健资源。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明白，一旦让病毒散布到世界的一角或社会某一阶层，它必定迅速威胁我们大家。因此，无论哪个社会阶层都必须得到同样即时的资讯、同样的保护，惟有如此，SARS病毒的影响才能控制到最低限度。
我是1980年代在英国长大的，当时，玛格丽特·撒切尔曾提出她臭名昭著的断言：社会已不复存在。虽然在世界许多地方，社会组织已经松散，但只有通过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应对像SARS这样具有杀伤性的病毒。我始终认为她错了。当我们终于直面SARS这样的病毒时，我希望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