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我为书狂
作者：拉利．迈克莫特里
1934年，年轻的约翰·卡特和他同事格兰姆·珀兰德合著了一本名为《对十九世纪几本小册子的研究》，凭着这本书，他们一举成名。在这本书中，他们揭露了托马斯·J·瓦思的骗术，此人当时在英国藏书及编目界赫赫有名，但他巧妙地伪造了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珍本书，并将它们送入市场，以此谋利，赚钱来收集自己的藏书。卡特的书犹如一声霹雳，引起了轰动，它就像书籍世界中的DNA检查，让人们看到的是丑恶而非舒适。在这里，DNA检查是对赝品纸张的化学分析，以及对造假者所使用的字体的研究。这些昂贵的小册子很久以来就受到人们的怀疑，这两个年轻人毫不留情，易如反掌地证实了这些小册子不可能像这位出名的收藏家所说的那样是真品。
后来，人们发现托马斯·J·瓦思比卡特和珀兰德所想象的还要糟。他不但伪造赝品，还惯于从大英博物馆的藏书中撕下某些书页，去填补他自己收藏的一些十七世纪的残缺本。八十年代，在伦敦一家书店昏暗的储藏室里，这些书页出现了，显然是从瓦思太太的车库大拍卖中买来的，它们理所应当地物归原主——当时的大英图书馆。
约翰·卡特五十年来致力于书籍工作和写作，留下了无数优秀的篇章，我还没有看到他写过什么糟糕的东西，因此，很难决定到底应该摘录他的哪句话。罗斯柴尔德爵士收藏的十八世纪藏书颇负盛名，1954年还出版了两卷本豪华目录的文章，卡特写过关于这些藏书的一篇文字，文笔细腻，批评起来却毫不留情，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文章。以下就摘自他对这些藏书的评论：
……如果有人指责布里斯托两卷本《抒情歌谣》的主人居然没有戈瑟写的《药房》第一版，当事人也许会平心静气地对待批评。别人给我们的越多，我们也就要的越多，这也许不合情理。可人就是这样……
要是有的人的藏书多为珍本和杰作，且保存较为完好，那可是件让人羡慕的事：能出一本内容丰富的学术性目录则更妙。许多藏书家属于前者，而少数人属于后者：罗斯柴尔德爵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藏书质量高，并且有意识地严格控制藏书的成书年代及内容范围(这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就有了一个问题：罗斯柴尔德爵士的藏书技巧与众不同，那么他的图书馆是否已经，或将来能够对其他藏书者的趣味产生重要的影响呢？他的藏书要求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而不是去发现新的领域：要人们有奉献精神，而非想象力。他没有去渺无人烟的地方探险，而是在一条众所周知的道路上驰骋，并赢得了一场漂亮的比赛，他已这样做了十几年，即使再过二十几年，不管是在私人集会上还是在展览会上，是否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我们无法确定。但如果他并不想启发别人去探索书目学中的未知领域，谁又能说“开始”这个词一定比“结束”这个词更适合来评价他呢？
尊敬的爵士，这就是给你的评价。
约翰·卡特写得最好的书是《藏书的趣味和技巧》，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书中的文章最初是1947年他在剑桥大学所做的关于书志学的桑德斯系列讲座。关于藏书还没有哪本书能超过它：他文笔出色，判断敏锐，所提的建议也十分合理。然而很难想象除了书商，别的什么人也会拿着这本书，像我这样一读再读。最出色的书商写的书话也只对圈内人有强烈的吸引力。
人们在继续研究卡特和珀兰德所揭露的瓦斯的伪造行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要是这些赝品真是由那些像阿诺德、罗斯金、勃朗宁的大家丢弃的残页，它们现在也许还不值这么多钱。
今天，在书籍和艺术品的收藏方面，如何去发现赝品已经成了一门学科，英国书商尼古拉斯·贝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和约翰·卡特一样妙语连珠，分析严谨，曾写书揭露了作家弗莱德里克·普罗克什伪造的号称“蝴蝶书”的赝品：这是一些薄薄的小册子，每本大多有一首现代诗人的作品，普罗克什本人的诗也在其中。弗莱德里克·普罗克什是个纸质鉴赏家兼蝴蝶收藏家，他把这些小册子固定在各种各样酷似蝴蝶图案的大理石纹纸上。三十年代，他把这些小册子印了出来，以此向诸如奥登、艾略特、叶芝和庞德这样的诗人致敬——那个时候，他正对他们百般奉承，并得到他们的许可，让他把他们的诗歌以这种方式印出来。这些小册子做得很优雅，但它们和弗罗斯特或爱德蒙德·威尔森在圣诞时写的应景诗并没有很大区别。普罗克什早年的小说《亚洲人》和《逃跑的七个人》让他相当出名，但好景不长。到六十年代，他的声望，也许还有他的银行存款大幅度下降，于是，他又开始炮制“蝴蝶书”，这一次却没有征得作者同意。他自己说不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是恶作剧？还是为了钱？还是两种企图都有？造假者的动机大多复杂——当然，成功的欺骗自有诱惑力，无数通奸者都知道这道理，但在文学领域，伪造很少不是为了钱。
4．珍本书市场缺乏理性、游移不定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尼古拉斯·巴斯班斯对书界来说就像一个拉黄包车的苦力，一路小跑地把读者一会儿拉到书商这儿，一会儿拉到藏书家这儿，一会儿又拉到图书馆。在他的新书《耐心和坚毅》中，他四处游荡，一会儿蹦到开罗去看新落成的亚历山大的藏书室；一会儿跳到米兰，在三万本藏书间和安伯托·艾可聊天：一会儿又悄悄地溜进巴黎去访问皮埃尔·伯莱斯，他从事藏书交易已经有七十多年了；然后，他飞回伯克利去寻找一名伟大的书商，或者到纽黑文去找另一位伟大的书商。
关于一些时过境迁的书市佼佼者的书话大多都写得很有趣。在《文质彬彬的疯狂》一书中，他探察了藏书家海文·奥莫尔的藏书生涯，而连为海文服务的书商都对此人知之甚少，为此我们应该感谢巴斯班斯。
但是这两本书加起来一共有一千三百页——书太长了。这些书话读上去就像串在一起的专题，中间夹杂着短篇的人物特写，通常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花边文字：一会写作家和图书活动家尼可尔森·贝克，一会又说某某图书学专家到现在还为贝克对他们的抨击而忿忿不平。我对这些书的不满和约翰·卡特对罗斯柴尔德爵士的不满正好相反：这位贵族涉猎的范围太窄，而这位不知疲倦的记者则涉猎太广。在我们这个时代，极简抽象艺术苛刻的座右铭是：少既是多，尼古拉斯·巴斯班斯本应注意到这点。
最后，我还要讲一个故事，它告诉我们珍本书及其市场是缺乏理性、游移不定的。
研究瓦思赝品的人发现，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哈利·巴克思·弗曼在制造和销售赝品上参与的程度，比人们起初想象的还要严重。1896年，巴克思·弗曼花了六英镑买下了雪莱本人拥有的诗歌《麦布女王》；1920年，在弗曼的拍卖会上，罗森巴赫博士以六千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本书，他花了七年时间才把此书转手，连哄带骗地以九千五百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杰罗姆·科恩——此人因《水上浮动剧场》一书而闻名，他到手的钱大大低于他平常的预期值。
两年后，即1929年1月，杰罗姆·科恩奢华的图书馆藏书在纽约进行拍卖，同一本古老的巴克思·弗曼的《麦布女王》，其身价突然飙升到六万八千美元，这让人震惊和不解。纽约的书商戈布利尔·威尔斯以高于杰罗姆·科恩罗森巴赫博士的出价买下了这本书。杰罗姆·科恩博士是许多引人注目的拍卖会中的常客老手，通常随随便便地就能占上风；这一次，一本就在昨天他连一万都卖不出去的书，今天他却愿意为它支付六万七千美元，这其中哪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戈布利尔·威尔斯死的时候，《麦布女王》仍然没有脱手，这并不奇怪。1951年，书商卡尔·波泽米尔从威尔斯的财产中以八千美元购得此书。最近，波泽米尔的藏书四下散佚，其中一些早期的英国文学作品，被德克萨斯州大学收藏——这得感谢罗斯·皮罗特家的贷款；而济慈和雪莱的作品则被当作礼物送给纽约公共图书馆。现在，《麦布女王》正安静地躺在第五大街（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所在地）的几个狮子中间，上面的座右铭是：耐心和坚毅，引自尼古拉斯·巴斯班斯的书名。
如果要说这故事有什么寓意，那就是：在这个考古学家玛丽·道格拉丝称之为商品的世界里，不要贸然地说珍贵的珠宝、不朽的杰作和伟大的艺术品已经找到了它们最终的归宿。就在我当书商的岁月里，大神学院和波泽米尔的藏书馆这两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堡垒，也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他们的谷登堡版《圣经》。只要财富变化无常，杰作的命运就总是被人买来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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