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中西语言里的文化
作者：褚孝泉
在西语里“culture”是一个意义非常复杂多变的词，泰里 ?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他写的《文化概念》一书的开首就指出，“文化”是西方语言中意义最复杂的三四个词之一。他的这个断言重复了二十多年前雷蒙 ? 威廉姆斯分析“文化”这个词时的说法。可见“文化”意义的含混由来已久。“文化”含义之丰富多变，与这个词在西方语言里的悠久历史有关，它的所指的微妙变迁，恰好见证了西方文化的沧桑历程。
“文化”一词的起源朴实无华，它来自于拉丁语colere，指的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养殖”或“种植”。现在人们一说“文化”就想起诗书礼乐，殊不知文化原是根扎在泥土之中的。西语中的“文化人”本来是胼手胝足的劳苦人。即便现在，在英、法、德语中“culture”一词还没完全与其根源断离，在许多场合能表示这个古老的意义。但从十六世纪起，培植庄稼牲畜的意义被转而用来指培植人的精神和学识。“culture”的这个隐喻义渐行渐远，最后竟附庸变大国，取代了其原义而成了这个词最常见常用的意义了。但是，一离开了物质世界，“culture”这个淳朴的词就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一条纷乱错综的无尽歧路。它所指的东西越来越多：人的举止修养，社会的风尚习俗，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等等，都能被标志为文化。而且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景里文化所指的对象会不断地变化。在所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意义变化中最令人惊异的是现代以来文化概念的特异化。
当“文化”一词开始被用来指人类的精神成长时，文化表示的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文化是人类精神的高扬，是人类本性的升华，是天下人可以忘一己之私心而共通声气的大同之音。一曲《欢乐颂》表达了全世界人民的美好希望。然而且慢，说到这儿马上会有警觉的论者打断道，贝多芬的音乐和席勒的诗都是欧洲文化的产物，拿这种特定文化的东西来代表全人类显然是臭名昭著的欧洲中心论的流毒，表达我们亚洲人或中国人的理想的应该是我们自己文化中的作品才是。这种理直气壮的文化本位论今天我们常常能听到，它离过去的文化观念不啻有天壤之远。在过去的时代里，文化是融合人的催化剂，是个体得以获得价值的公分母。证之于中华文化，我们看到，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东亚大陆上，不管你是燕赵之士还是来自吴楚泽国甚至扶桑列岛，都会认同于华夏文化之中——那传绪久远的大家视为共有的神话，诗歌和典籍等等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和从属感。在这宏大的文化面前，人们各自的差异都只是些无足轻重的习性癖好而已。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观周礼，一一评点，如数家珍，决想不到划个“你们鲁文化，我们吴文化”的界限。反观欧陆也大致相仿。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人，不管是出身在伊比利亚还是远居巴尔的海畔，都认同于那个用拉丁语记载的共同文化。各国王家宫廷里总是聘用一群来自别处的谋臣学者。文化的这种大同作用从十八世纪以后就慢慢淡了。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大作家、《基督传》的作者勒南觉得要提醒世人，“在法国文化，德国文化，意大利文化之前有个人类文化！”但是持普世主义文化观的人注定是在逆历史潮流而行。现代以来“文化”不再以这种笼盖一切的单纯形式出现，在“文化”前面总有一个限定词：“某某文化”。这是文化的含义和它的社会功能的一大巨变。文化不再聚合人融和人，相反，文化成了标示差别区分人群的利器。人们不再能在文化中找到的跨越个性的共同之处，似乎欧洲大陆或东亚是文化所能包容的最大限度，越出这个大陆就得是另一个文化了。赫尔德的那部未完成的论人类历史的大作是为滥觞。他呼吁，文化应该是个复数名词。不仅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个民族内部的各个社会集团也都有自己的文化。回观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复数的文化可说是十九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发明。所有的差异——地区的、时代的、社会的、性别的——现在都被加上“文化”的标记而正式化了，各种人群都随之学会了把文化看作是伸张自己被压抑被抹杀的特性的旗帜。每当我们听到“某某文化”的论说，那肯定是有人要划出一个圈子讨回某种权益了。文化不再是一个我们捐弃差异取得共识的领域，相反，文化变成了冲突的前线。不仅世人必须尊重我的特性，因为那是文化，而且非我文化者其心必异。文化的这种对立作用在前南地区的各族冲突中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正像伊格尔顿所说，在那儿文化不是个往录音机里放什么音乐磁带的问题，而是要举枪射杀哪个邻居的问题。从鉴赏家们的专爱到内战的起因，文化可真变得难以辨认了。
随着文化被用来为各种各样的差别加冕，文化所指的内容也大大扩张了。过去讲到文化，人们想的是莎士比亚和舒曼，今天则不能不包括四川火锅和倒贴的福字。文化学者们想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定义：文化就是一个特定人群的所有的特定实践。这样我们不仅有咖啡文化茶文化，访美回来的人谈起那儿的刺青文化和厕所文化。泛文化风起使文化一词成了高频率用语，但奇怪的是它倒没有像使用过头的硬币那样被磨损，文化还是保持着它的光彩，凡是贴上文化两字的事都骤然带上尊严，使你不得不肃然对待，颇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日本人为口腹之好而捕杀鲸鱼，引起全世界的抗议。执意不肯放过那些大海兽的东邻回答道：吃鲸鱼是我们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居然能成为为灭绝物种行为辩护的口实。这不禁令人感叹，文化，文化，多少畸事假汝之名而行。
文化之别既大行于世，各色琐事俗务都被纳入文化领域，这使文人们有了个错觉。既然天下事都是文化，那么他们就可以纵谈古今上下而无须顾及什么专业素养了。最近几年来特别时髦的是那些文学博士们扔开自己的专业而大谈政治理论经济制度历史大势。对于这个盛行于当代学术界的现象，伊格尔顿有个很冷峭的评说：“看到那些学的是诗律词韵的人滔滔不绝地谈论后殖民主义、二度自恋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真令人不安。这些题目我们希望最好还是留在那些不这么纤细的手中。但事实是许多专业学者就像靠不住的智囊一样放弃了这些问题，这样就让这些问题落到了那些恐怕是最不适合研究这些问题的人的怀里。文学教育有不少长处，但是有系统的思维不是其中之一。”伊格尔顿的这番话使我们想起了刚来过中国的一位美国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理论大师。令人惊异的是这位文学系的教授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吝赞词，其原因恐怕就是对他来说“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铜头皮带的飞舞和牛棚里的血泪，按标准的后现代理论一切都是话语。这十年的痛史只是一篇话语。“文革”的笔杆子们整出来的东西在教授看来还是一篇满不错的话语，可以纳入到他的煌煌文化理论中去，却忘记了在文辞堆起来的文化理论之外还是有个现实存在。
我们生活的现实是不是真的像文化理论家们以为的那样可以完全归结为各种文化并且最终归结为话语？如果我们不像文化理论家们那样只专注于话语，我们不难看到话语后面还有一个现实。话语的价值不只是由所谓文本的“互文性”所决定，现实总是要侵入到话语的舒适体系中来的。是亿万人在“文革”中遭受的灾难使文学教授的精致渊博的理论显得虚妄，而不是相反。这个不那么好摆脱的现实也不是能轻巧地为“文化”所整齐地分割的。现在流行的文化概念以承认差异为基点；以文化的名义人们分辨和确立了种种不同的信念体系和生活方式。然而这种主张平等对待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多样性的文化立场或许转而会成为对人的新的束搏。文化是对一个社团一个人群的特征的类型性概括，但是生活的现实不是由类型组成的。生活是个人的生活，生活的原点是个人。个人不是哪种文化概念可以确定可以穷尽的。如果说文化就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一定文化中的人必定是这种生活方式的驯顺的遵循者。可是人的真正价值在于人的自由发展，在于超越界限的无穷潜力，其中包括文化的界限。超越一种文化必是由于人们在追求更高的价值，这样不同文化形式之间就不会是完全等值的。不管你把文化价值的大小之别称为高低、雅俗还是先进和落后，这不是文化偏见，而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常情。而且，是不是因为你居住在恒河畔的泥屋里而他在曼哈顿的摩天楼上班你们价值选择的动因就一定完全不同？人之所以难以被至今为止的任何理论所把握，就是因为人并不是完全被他的社会关系和他的社会地位所规定，他总有那么一点与他的文化角色错位的地方，有和他的社会环境脱节的倾向。人的天性或许就在于此，或许在这里可看到人性的普遍性。当然，在后现代的今天谈论什么人的天性和普遍原则会显得是太落伍太不合时宜了。然而在人们不假思索地用“文化”这个名词来方便地谈论世上的万事万物时，是不是有一些关于人的最根本的最丰富的东西被流行的文化概念所忽视了？当代话语中最常见的关键词“文化”是个涵义非常丰富的词，但像所有的流行概念一样，也有危险的思想陷阱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