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疯狂港湾
作者：法图．迪约姆
“怒骂”之下，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由短篇小说崛起于法国文坛的非洲女作家。她性格中的非洲元素注定了她在文字的世界里只能快速地反应，任何的拖泥带水都是她所无法容忍的。正如她在接受法国《短篇小说》杂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写作就是和文字共舞。而任何的舞蹈都是肉体的反应。在非洲，舞蹈是出于本能，充满活力的。写作因而也是激情四射的事情，要么激动，要么冷漠，写作是不可能在修修改改中成就的。”
这位来自所罗门群岛的，出生于1968年的塞内加尔女作家不仅给出了短篇小说的最佳定义，并一举以短篇小说集《民族优先》震惊了法国文坛。那是2001年的事情，而她是1994年移居法国的。几乎和所有的非洲女子一样，当她靠着一份和欧洲男子的爱情来到异国他乡后，尽管语言并不是障碍，但迪约姆却立刻不再能依赖爱情生存下去了。为了能够继续在法国的学业，她不得不选择了清洁工的工作，每周居然要干四十五个小时，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整整六年。似乎，从生命的一开始，迪约姆就承受了各种不可承受之重：她是父母的非婚生子，自幼承受着别人背后的指指点点，直到十五岁才知晓自己的身世。到了欧洲，却不为丈夫家人所接纳，最终孑然一身。她把几乎所有的作品都献给了在十五岁之前唤做“爸爸妈妈”的祖父母，并在献词中写道：“生活是海洋。”
迪约姆的崛起让评论界在惊喜地欣赏她的文字的同时，不由自主地重又提起“殖民”与“奴隶制”等话题，毕竟，法国和非洲大陆有着太多的瓜葛。众人似乎津津乐道迪约姆曾经有过的六年清洁女工的经历，这也被作者本人称为非洲黑人在欧洲大陆的又一种“现代奴隶生活”。不过，迪约姆透过自己繁重的体力劳动，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我不愿意过多地为殖民和奴隶制呐喊，那是过去时代下人们的声音。我所听到的是当代社会中人们的呻吟。新移民离我更近，因此，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更具时代性。”当迪约姆在欧洲艰难地打拼时，她所拒绝的却是所谓“归化”（intégration）的字眼。她以为，所谓的外来移民“归化”于接纳国的说法，是要把移民关入蚌壳中，好把他身上所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压扁。作家拒绝在移民的过程中变得和周围人一模一样。她希望能将自己身上的非洲元素和欧洲元素相加在一起，因为，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是百分百的“非洲制造”，也不可能是百分百的“欧洲制造”。她渴求的是尊重，是彼此双方的互相尊重与交流。
甚至，迪约姆对非洲作家的政治义务有着比任何人都清醒的看法。她以为：“自然，平穷国家的作家总是比他人更为激进，他们有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但是，哀歌并不等于优秀的文学作品。一部小说，不应该是哭哭啼啼的申诉报告。”因此，在谋求融会非洲与欧洲的同时，她首先希望自己在写作中保持自由的状态，能够自由地创作，从而更理智地捍卫真诚的主张，哪怕自己所发出的仅仅是一些疑惑和担心。在写作中，迪约姆既不向法国低头，也不向非洲让步。这就使得她的作品更彰显与众不同。
迪约姆的特立独行更表现在她的叙述风格中。传统非洲文学给人的印象是民间故事的堆砌，是口头文学。读者对非洲作家的期望也往往是从他们那儿听到一些传奇的故事。或许是因为情节的与众不同，或许是因为语言的自然和紧凑，当评论界自然而然地将“故事”的定义强加在迪约姆的头上时，立即遭到作家的拒绝：“大家总是习惯性地将‘故事’的定义加在非洲文学身上，这其实是对非洲文学的一种贬低，是希望它永远止步在民间故事的阶段。”事实上，迪约姆的作品中，充满了独特的意象，她往往会从祖父母的语言中吸收最生动的谚语，甚至，作品的主题也离不开她以前的生活，2001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说《大西洋的狼》就记述了父母的坎坷经历，但同时，迪约姆也大量地从法国文学大师身上汲取养料，短篇小说《图书馆的库内贡德》就被认为是向伏尔泰学习的成果。可以说，非洲与欧洲两种文化，为迪约姆打开了更丰富的世界。而拒绝修修改改的迪约姆则为我们贡献了一批淋漓尽致的短篇小说，很久没有法语作家让我们享受如此畅快的文字了。
我们拥有艺术，是为了不在现实中死去。——尼采
头上戴的是带披肩的风帽，肩上加了条红色披巾，手上是羊毛手套，脚上蹬着皮靴，里面是网眼的袜子。而身上则是厚实的大毛衣，毛衣外面是长长的裘皮大衣，隐约可以看出下身穿着条化纤料的长裤。她就这样走着，手里攥着一张明信片。
太阳晒到了头顶，城里人挪到了露天咖啡座上喝东西，咖啡座一下子显得拥挤起来。夏天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尽管个个都晒得脸发红，却都是惬意无比的样子。太阳的光芒似乎也晒软了大家的嘴巴，说话变得简单起来。于是，大家口无遮拦，就在这个穿裘皮大衣的女人从他们面前走过时，叫起来：她不是发疯了吧！大热天的，穿成这个样子！
图蒂娜从露天咖啡座前走过，目光却瞄向她意念中的那个远方。红色披巾上的流苏随风轻扬，也同时扫去了她身后的闲言碎语。她已经在这个城市里走了一整天了，就这么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了整整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她凭借着自己对每一条大街小巷的喜好与厌恶调整着自己漫步的路径。要知道，品味，她可有的是。就在她那厚实的手套下，藏着一双纤纤玉手，指甲长而光亮。一层又一层的羊毛织物下面，是最时髦的花边内衣，勾勒出她曼妙的曲线。
当她推开自家公寓的房门时，傲然了一天的骄阳刚刚落下，月亮已悄悄爬上了夜空。她没有脱去大衣，就跑到厨房里为自己煮了一碗汤，坐在电视机前趁热喝了下去。在电视一台的节目中，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变得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相似了，这个频道播送的就都是这些东西。
她从口袋里掏出明信片，长久凝视着，仿佛要把明信片上的图案一模一样地刻在自己的心上，而心却早已害怕地狂跳起来。电视里开始播放一部愚蠢至极的连续剧。电视一台曾经报道过地球上许多地方，但却从没有介绍过格陵兰。她于是关上电视机，回到自己的房间，衣服也没脱，就躺倒在床上。不，图蒂娜可不是个喜欢早睡的人。以前，她经常整夜写东西。但最近以来，一到晚上，那些字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有时，即使有东西想写下来，却无法表现共同主宰图蒂娜内心的极度空虚与膨胀。
舒舒服服地躺下后，图蒂娜直直盯着对面的墙。墙上挂着一幅画，是名家的手笔，描绘的是格陵兰冰雪世界的美丽。
一阵沉默之后，图蒂娜开始对着那看不见的耳朵窃窃私语起来：“你知道嘛，今天，我进城去过了。我还走过了那座桥，对，就是我们俩的那座桥，就在露天咖啡座的旁边，那是我们喜欢的散步。啊，对了，我差点忘了，我还去了商店，你知道的，就是体育用品商店，我们每次上山之前买滑雪用具的地方。我还给你买了手套，一条披巾，和我的一样，羊毛的，柔软极了。我们可要小心，千万别着了凉，尤其要当心暴风雪。你看，汤可是最好的东西，一碗热乎乎的汤能让人手脚热起来……”
在自己房间里，图蒂娜会像这样无休止地喃喃自语，那是和某个人之间的密语。这可是她现在惟一会说的话了。她的双眼总是充满了惊恐，曾经吓退了不只一个爱唠叨的女邻居。遇到过图蒂娜的邻居都被她不说话的样子弄烦了。这些长舌妇起先以为她的沉默是暂时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意识到错了，于是，一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图蒂娜疯了。
而图蒂娜格格不入的处世态度更是让人坚信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就在打扮成格陵兰人之前，图蒂娜就已经变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安的列斯人了。她拼命吃鳕鱼，听卡萨福演唱组的歌，为的是锻炼自己的鼓膜，还边听边扭屁股。大冬天的，她穿上五彩缤纷的曳地长裙，仿佛应邀参加庄园舞会的安的列斯女人。而她的服饰上，更是点缀着安的列斯的岛国风光图案。当她在浴室里化妆时，反射在镜子里的那幅画不禁让她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她就好像电影导演，透过镜子，眼前叠印出的是安的列斯的沙滩。她知道，画这幅画的人是将大海的碧蓝藏在了自己的眼中，画家是在沙滩上走了长远之后，方才找到细观景色的最佳角度的。他最终一定是坐在了滚烫的沙滩上，释放出所有的色彩，让它们向大地诉说只存在于他灵魂深处的奇妙。
康斯坦丁是图蒂娜的一个朋友，她跑来探望女友，不免对图蒂娜的着装感到好奇。图蒂娜先是用七七八八的安的列斯的克里奥语向她打招呼，接着又跟着安的列斯乐队“祖客机器”的节奏跳起舞来，嘴里不停地喊着：“吧哟！吧哟！哟！”。看呆了的康斯坦丁，眼光只能跟着舞蹈家的动作转。自打别人把图蒂娜称为“女疯子”以来，作为她最忠实的朋友，康斯坦丁是惟一没有和她断绝往来的人了。
可是，在另一次拜访中，康斯坦丁一心以为迎接她的还会是那派安的列斯氛围，不料，推门所见却是自己的朋友正从客厅中央的帐篷里爬出来。康斯坦丁小心翼翼地和她打招呼，图蒂娜倒是一脸严肃，回了一串阿拉伯话：“Alleykoum salam bihismillah”，意思是“你好”。
“天啊，图蒂娜，你这是又把自己关入了哪个世界？”
“我是柏柏尔人。”她一边说，一边开始收拾帐篷。
好几个星期以前，图蒂娜就已经说自己是摩洛哥人了。每天晚上，她都会把自己的帐篷从一个房间拖到另一个房间，为的是模仿图阿雷格人的游牧生活。她的胃已经很适应由麦粉团加作料做成的食物“古斯古斯”了，只有薄荷茶才能让她解渴，她描上黑眼圈，让自己看上去更炯炯有神。而她的手上和脚上，都用各种染色粉画上了弯弯曲曲的阿拉伯花纹，正仿佛她行进在城里的蜿蜒的步伐。偶尔偷懒放松时，她会把一张摩洛哥的明信片紧紧捂在胸前，根本不注意周围那些视她为疯子的人。街上的红绿信号灯和人行横道线，对她都没有任何意义。绕过街上一幢又一幢的高楼和一棵又一棵的梧桐树，她仿佛看见自己已经跳上了阿特拉斯山脉。
图蒂娜就这样不停地，随心所欲地改变着自己生活的世界。周围的人呢，有的善意地讥讽她，有的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不过，并没有人干扰她这样做。然而，事情越变越糟，终于有一天，人们在莱茵河畔发现她，一身潜水服，还配着潜水用的氧气瓶。
“我要到水底下去看美人鱼。”她解释道，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盯着被岸边居民喊来的警察。
图蒂娜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好几个月。康斯坦丁向每个愿意倾听的人不断解释说，自己的朋友并没有发疯，只是精神有些紊乱罢了，可她的解释根本与事无补。听的人反驳说，眼前这个柏柏尔女人现在又把自己当成了海军司令克斯妥。康斯坦丁既为众人的决定难过，又担心朋友日益糟糕的状况，不过，她又转而安慰自己，或许，在精神病院呆些日子对图蒂娜有好处。尽管图蒂娜表面上无动于衷，但实际上，她总是焦急地等待着每星期康斯坦丁来看她的日子。就在她快出院之前，康斯坦丁给她带来了信。图蒂娜颤抖着撕开信封，看见里面是一张明信片。
“我们在金沙萨！我是非洲人！”她叫起来，却着实让康斯坦丁吓坏了。
“图蒂娜，别再胡说了！否则，他们永远不会让你从这儿出去了！”
刚从精神病院出来，图蒂娜就任凭自己在刚果河两岸游逛。她的目光越过所有其他东西，直逼金沙萨。可是，对于这个遥远的城市，她知道的仅仅是电视一台介绍过的一些内容：莫布托的政权，卡比拉的暗杀，以及世袭的总统宝座，这早已是被军队围困的王位了。艺术电视台的一部记录片倒是引起了图蒂娜的兴趣，从此，金沙萨成了她的心中之爱。每天晚上，她都要把一大堆据说来自非洲的食物原料混在一起，坐在客厅里，听着乐队“温巴爸爸”演奏的歌曲，咽下她自制的这份食物。为了消化吞下的这些东西，她在饭后要做一些不协调的运动，她还固执地把这些金沙萨街头的舞蹈命名为“咚波洛”或是“玛布卡”。跳完舞，她还要自言自语地讲一遍自己在玛冬格街上的散步，接着在喃喃自语中入眠。她把所有的白天时光都花在了美化自己的幻想上。在古斯大街上，她不仅买来了薯蘋、棕榈油，还买来了非洲面具，让自己家的墙壁更具非洲特色，更没忘记采购那些色彩斑斓的服饰。她穿上这些衣服，实足一幅狂欢节打扮。她刻意地左右摇摆身体，屁股往后撅，模仿的正是金沙萨街头随处可见的非洲妇女的模样。冬日的寒冷丝毫没能改变她的着装方式。康斯坦丁也最终接受了朋友的疯狂，因为，为了外出购买每周的非洲食品，图蒂娜甘愿顶风冒寒。一身赤道打扮的她，走在积雪的泥浆中，脚上却只有拖鞋一双。总而言之，坚定的图蒂娜在冬季里穿着可以把我们其他任何人冻僵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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