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谁谁谁
作者：祝 旻
对待诺贝尔奖的评选结果，美国媒体的反应就像一只不正常的胃。诺贝尔经济学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美国几乎年年中榜，获奖者的照片、生平和成就铺遍各大报刊，仿佛同几盘“菜”反复吃也吃不伤这只胃。除获奖者本人，他们所在的学校或研究机构也会受到媒体的关注、学界的尊敬。
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却不易消化，引起的反应像是无食欲、痉挛、胃酸过重。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报章或是三言两语带过，或是齐声惊呼：“谁？谁？谁？”——语气极尽夸张，一定要喊出闻所未闻的意思。《纽约客》（New Yorker）在十月末一篇题为《争奖》（Prize Fight）的文章中提过耶利内克，但仅仅借她说了个笑话段子；说是坊间流传美国Grove/Atlantic出版公司出版过耶利内克的作品，公司总裁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时连连被人拦下、道贺，而他竟不知她是谁。笑话说完，文章就此搁下耶利内克，对其人其文再未提一字。
诺奖评委的决定使耶利内克的小说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排名从万名之外窜入前列。读者的快速反应和热情更衬出文学评论界的吞吞吐吐。《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哈泼斯》(Harper's)、《波士顿书评》(Boston Book Review)、《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等美国几家主要书评杂志大都只发了短讯，很少评论或介绍。
报亭里倒是有几份刊物坚持了美国媒体不吐不快的风格，只是文章中的情绪过于激动，很难心平气和地讲讲耶利内克、讲讲文学。《新共和周刊》（The New Republic）在诺奖评选结果公布的几天后发表评论说：“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写于八十年代的小说是极端女权主义的范本。瑞典皇家学院选择耶利内克是对诺贝尔奖名誉的一次重击，其后果将难以在短时间内弥补。”《每周标准》(The Weekly Standard)这样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瑞典皇家学院的老势利眼们——军事懦弱、寒冬漫长、自杀率居全球之首的瑞典的老势利眼们——他们积习不改，再次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无名的平庸的左翼狂热分子：奥地利的耶利内克成为2004年该奖项得主。”一位知名的英美文学图书出版人被问及2004年的文学奖，言语里有着一样的酸涩和小器：“我还以为今年他们会把奖颁给阿尔巴尼亚人呢，现在看来差不太多。明年准能轮上印度人。”——似乎诺奖评委们对非英语作家的认可只能是出于猎奇，只能是出于对“弱势”的声援。
恰好，在强势、弱势和文学之间，耶利内克的确做过选择：“写作时，我总试图站在弱势的立场上。强势的立场不是文学的立场。”这样说话的人必是好战的斗士。这个斗士曾隐在她成长的经历中。1946年耶利内克出生于奥地利中部。母亲是维也纳人。父亲是化验师，捷克犹太人后裔。二战期间为免受纳粹迫害，他曾从事过在战略上很重要的工业生产活动。五十多岁时，他因患精神病中断工作。
耶利内克曾学习音乐。1964年她进入维也纳大学转学戏剧和艺术史。然而只过了几个学期，她即因“心理不堪重负”离校回家。1968年一整年她在父母家中渡过，几乎与世隔绝。随后一年，她的父亲在一家精神病诊所中去世。“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我的家庭所经历的过去使我感觉有强烈的责任，一旦发现极权主义倾向，我必定拼命叫喊。”戏剧、小说、诗歌、散文都成为她对“极权主义”发出叫喊的方式——无论其为政治极权、性别极权。1974年她题为《日落了，打烊吧》（wenn die sonne sinkt ist für manche schon büroschluss）的广播剧被奥地利《新闻报》(Die Presse) 称为当年最成功的剧目。1975年小说《女情人们》（Die Liebhaberinnen）和1980年完成的小说《美好的、美好的时光》(Die Ausgesperrten)为她在德国找到了忠实的读者。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想为父亲报仇。”这是耶利内克自己对其创作驱动力的解释。为复仇，她对奥地利丝毫不留情面。她称奥地利是“罪人的国家”，羞辱奥地利在二战中作为法西斯帮凶的角色。在小说《死者的孩子们》（Die Kinder der Toten）中，她把奥地利描写成“死亡国度”。瑞典皇家学院一位发言人说：“这位作家用愤怒和激情击碎读者的观念。”她试图击碎的是奥地利对自身历史角色的幻觉和自欺。
她的读者中有一位是美国韦伯斯特大学荣誉退休哲学教授鲍勃-科贝特(Bob Corbett)。科贝特教授从1998年第一次接触耶利内克的小说《美好的、美好的时光》至今始终关注耶利内克，并坚持在其个人网页上发表评论，详细介绍了她的几部小说。他形容耶利内克时说：“没人能像她那样将人类的爱表现得如此无望、如此令人作呕。”耶利内克用见血的方式描写暴力、性爱，借此击碎已沉入读者内心的某些东西——流行文字对人类关系和生活的美化，流行视像围绕性玩弄出的假象。因为科贝特对耶利内克的长期关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的第一时间10月8日即刊登了他的评论短文。相对于某些气急败坏的媒体反应，与其说这是评论，更是一位读者为耶利内克所做的诚实的回忆：
“我发现耶利内克的作品是在1998年，我在维也纳教书的时候。她表现出的悲观那么入骨、坚定，让我深深不安。她对世界的愤怒，甚至是狂怒，令我震惊、让我抵触；但她作品中的力量使我不由坐直身、投以关注。
《美好的、美好的时光》是我读到的第一部她的作品，题目本身便是尖刻的讽刺。我后来教授哲学小说时选用过。
五个年轻人生活在战后的维也纳，被生活的无聊折磨着。他们认为随意地无故地用暴力侵犯别人能带他们走出黑洞。他们之中领头的人——雷纳，让我气愤。他虚伪地用加缪的作品为自己的暴力辩护。加缪对我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难以接受，但我仍继续读、继续读。耶利内克征服了我，因为我认得出这些都是极其真实的人。不错，他们不在我的身边，但我知道他们为数甚多。我为自己身为现实主义者而自豪，因而我的抵触感让自己吃惊。我无法逃避。我必须与耶利内克‘和解’。
我认为艺术家的作用正在于此。她看见了世界、世界的某些角落，以她的方式展示给我们。我想了解我的世界，但我需要艺术家的刺激和质疑，耶利内克因此对于我很重要。
她的现实主义听上去很真实，而她的悲观主义相形之下不那么令人信服。何不与这些人和他们丑陋的世界相安无事地共处，让生活继续呢？我发现有一点特别具有讽刺性——她对于世界的激愤、怒火、厌恶在我眼里已不再是悲观，而是一种悄然的乐观。
她可能并不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但其现状激怒了她。在心理上道义上，她忍无可忍。她几乎令我羡慕。”
耶利内克的叫喊和破坏力不断地击打着世相的壳。除了文字，舞台剧是她另一个重要的战场。她常用的武器是极度“平面化”(flat theatre)的表演方式和“肤浅化”(shallowness)的导演手法，去击碎传统戏剧通过象征性的舞台表演在观众脑海中植入的某些隐喻和假象。她拒绝在戏剧中赋予演员们所谓的“舞台生命”。有时演员们甚至会仅仅以声音的形式存在，而且所有的声音都简化成一个声音——单调的合唱。舞台上的一切都没有表情、情绪，表面即本质。观众没有机会去猜度、挖掘或套用成见。
今年五月，耶利内克将完成继《斑比乐园》(Bambiland)之后又一部涉及美伊战争的舞台剧《巴别》(Babel)。在耶利内克的个人主页上有一个为《斑比乐园》所作的页面，页面很长很长。纵向，从上至下是总共3029个名字——截至2004年9月12日，因美伊战争丧生的人的名字。横向，从左至右依次是死者的年龄、死亡时身体上致命的伤口所在的部位、导致死亡的武器、死亡的地点、死亡的日期、资料来源。一行一行。一行一行。是尸行。也是诗行。
这最新的两出戏都有可能于今年由耶利内克搬上美国舞台，到时美国的媒体将无法再次惊问“谁谁谁”，他们将如何面对难以消化的耶利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