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卫德骥镜头中的中国形象
作者：张 彤
小引――
中法文化交流年伊始，法国里昂和中国上海的组委会就分别收到名为“卫德骥镜头中的中国形象”的项目计划书。从此，这个关于大运河的故事吸引了双边组委会的关注。在历经了近两年的筹备之后，这些源自大运河的记忆终于将在6月19日踏上回归之路，第一站就是上海城市档案馆。
如果说，历史是由伟人与普通百姓共同创造的话，那么，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两者的贡献其实亦为等同。眼前这本在法国出版的《水上人家》摄影集便是对此的最佳诠释。
影集所记录的是1932年的中国，摄影者是卫德骥（Joseph De Reviers De Mauny），收集整理者是柯蓉（Christine Cornet）与方许文（Fran?ois Verdier）。其实，这三位署名作者分别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
先说柯蓉。里昂第二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她曾利用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汉语的机会，在江南造船厂进行调查，并最终完成了题为《从江南造船厂看中国十九至二十世纪文明发展》的博士论文。自2000年起，她转为研究影像资料与历史的关联。柯蓉在此领域的第一部作品《1849－1946，法租界照片集》于2001年出版。这之后，柯蓉似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因为她已经翻遍了巴黎、南特、上海的档案馆，似无再多新收获。不过，生怕有遗漏，她决定去里昂教皇传教会的资料库试试运气。不过，去之前，她就几乎肯定自己在那里不会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命运的奇迹往往就发生在这样的当口。资料库的管理员在听了她的询问之后，拿出几张照片让她辨别。柯蓉着实被大大地惊喜了一回：近四千张照片静静地躺在一个有年头的金属柜子里。就这样，七十年的沉寂之后，另一个人物终于走到我们面前。
卫德骥。其实，被如是称呼的这个人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有这样一个中文名字。在欧洲，他的社会身份让大家更亲切地将他称为“若神父”（Père Jo）。但我们却可以大胆地料想，在这本书里，他一定会满意自己的这个汉语名字。
他出生在诺曼底一个有十三个孩子的贵族大家庭里，是家中的第二个男孩。奉“长子从军，次子献身上帝”的贵族家庭习惯，十九岁那年他加入了教会。早就不喜欢学校生活的他更多地将此视为摆脱学校的机会。入会之后的他却不愿和其他神父共同生活在一起，固执地独自居住，而居所里更是塞满了他从法国各地搜罗来的艺术品。所以，1932年，当年方四十的卫德骥被派往中国调查那里的传教士生活时，他兴奋地将此看成充满异国情调的旅行。在行装中，卫德骥带上了四架照相机、一台幻灯机、一台摄像机以及相应的冲扩设备和照相纸。机器都是德国货，其中包括当年最新款的莱卡机，足以记录下任何瞬间发生的大事。对普通工作差旅来说，这些“武器”似乎多了些。其实，他的“野心”是要从一个黑衣裹身的“若神父”实现他艺术家的梦想。而“卫德骥”的名字则是记录这一梦想的最佳符号。
继照片之后，柯蓉又在里昂图书馆发现了卫德骥留下的三百多枚玻璃感光片，并从另一地的耶稣会史料中发现了神父当年写在练习本上的旅行日志。在日志中，卫德骥不仅写下沿途所见所闻，更仔细记录了拍摄每一张照片时所使用的器材名称和光圈。也正是这些详尽的资料启发柯蓉必须寻找一位专业人士和她一起，不仅从历史的角度，更从艺术的角度，复苏这些尘封的记忆。
方许文。摄影家、画家。虽然不谙中文，却把女儿法比（Fabienne Verdier）培养成了汉学家、书法家。而“方许文”的汉语名字则是他表达自己对这一项童话般神奇合作的决心。
当方许文从艺术家的角度来审视这些照片时，他很快发现，和三十年代游历过中国的西方摄影家相比，或许卫德骥称不上是优秀的一个。波胥曼（Boerschmann）专攻中国寺庙的拍摄，汤普逊（Thompson）的作品以人物肖像见长，而甘博（Sidney D. Gamble）则可称得上是对北平民居的最佳诠释者。不过，这一个尚不为人所熟知的卫德骥，却也选择了另一个同样伟大，但却又不为人所注意的摄影主题——大运河。
运河。这或许是除黄河与长江之外，最为人所称道的中国河流了。如果说，在欧洲，是多瑙河串连起了诸多大都市的话，那么，在中国，大运河也同样是一条城市的项链。透过照片，重新审视运河，让人想到雨果曾经说过的话：“江河是硕大的号角。它们向海洋歌颂陆地之美，耕作之精，城市之彩，以及人类的荣耀。”大师的话或许最能归纳卫德骥沿运河自南向北而行的意义了。
翻开《水上人家》，首先跃入眼帘的是同一页上两幅尺寸一般大小、比肩而排的照片。乍一看，还真让人以为这是同一个地方的两幅不同影像呢。不是嘛，同样的圆洞造型。再细看，右侧一幅该是河边亭榭的月洞门；而左面一幅呢？对此，方许文的骄傲是溢于言表的：“这是卫德骥乘船离开马赛时，从船舱的舷窗里获得的镜头，远处是马赛老港的景色。”亭台楼榭，石板桥，拱形桥洞，清水倒影，满月一轮，这“陆地之美”在卫德骥所留下的照片中占据了很重的分量。他到达上海是在1932年的12月。他为这些镜头撷取了冬日的薄雾，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中国人的审美观，正如他所记录的：“在这样的季节，每一个冬日早上的日出都伴随着一层薄雾，影响着光与影的效果。”而他离开马赛则是在当年的9月。那一日，想是马赛的天空也并不晴朗，同样的阴霭却让摄影家收获了同样含蓄的圆润。是冥冥之中，他预见到这份相似吗？我们不得而知，却要感谢方许文的独特眼光，把它们从四千幅记忆中遴选出来，在七十年后，让它们比肩而站，让江河向海洋歌颂陆地之美。
卫德骥首先踏上的是上海码头，继而就沿着运河，借助小船、舢板，沿河而上。他应该完全可以选择陆路而行，但显然他被运河吸引了，才这么执意地择水路走完他的所有行程。卫德骥这样写道：“如果把中国的所有运河首尾相接，相信定能绕地球半周。而小船无疑是深入运河地区的最佳交通工具。”
他仔细观察行驶在同一航道上的平民百姓的舢板。不论是艄公手中的橹，还是捆了长长毛竹的桨，这都引发了卫德骥的好奇。他通过三幅照片，仿佛分解图，记录了艄公借桨离岸的整个过程。某一日，卫德骥偶遇一艘逆流而上的大船，照片上五位艄公，齐心协力，仍显心有余而力不足。作为汉学家，柯蓉对此给出的中文注释则是：“三头六臂”，虽说用词不尽完美，但其中所包含的竭尽所能的精神，想也是当时触动卫德骥按动快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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