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麦克斯．比尔博姆
作者：艾伦．莫厄斯
比尔博姆的小说《朱莱卡·多布森》也与一名在十九世纪末颇受关注的作家有关：迪斯累里。迪斯累里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花花公子小说提供了活的范例。他的早期小说几乎无人问津，但他最后两本书，《洛泰尔》（1870）和《恩底弥翁》（1880），为他在新一代文学人中间赢得了读者。比如说，王尔德就对迪斯累里的作品“印象至深”，而比尔博姆本人将迪斯累里归为十九世纪最值得关注的三名英国人之一，与拜伦和罗塞蒂相提并论！
在《洛泰尔》和《恩底弥翁》中，年事渐高的迪斯累里强化了曾使《年轻公爵》焕发异彩的浪漫色调。迪斯累里本人的经历，完全满足了年轻时曾让他痴迷的狂烈想象；他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在作品中创造出一个帝国，又使皇后着魔。“生活在这样一个快速变迁，世事更迭的时代真是荣幸，”他在六十年代写道，而当时的希腊国王正在英国贵族中间乞援。“称其为功利主义时代多么荒谬！这是个无与伦比的浪漫时代。王座一个个被掀翻，王权一个个被赐封，就像童话故事一样。”
洛泰尔好似比较冷静的公爵，而恩底弥翁则是略加理想化的青年迪斯累里本人，两人都是英国统治阶级的代表。迪斯累里在这些人的仪态风度中，看到了罗曼司英雄身上的那种富丽、华美和优雅。他们的理想生活永远春光明媚，永远精彩纷呈。
“但我们不可能一直跳舞，”洛泰尔说。
“那么我们就唱歌，”欢乐女神欧佛洛绪涅说。
“但总有时间我们既不能跳舞也不能唱歌，”洛泰尔说。
“啊！那么我们就成为观众中的一员，”诗歌和音乐之神福波斯太太说，“每个人辛辛苦苦都是在为观众助兴。”
这些年轻人从容不迫，信步走过当世争端组成的迷宫——诸如帝国主义、英国天主教和政治改革等。迪斯累里在议会发展自己的前程，十分关注这类事件。但他笔下的年轻人，就像被荆棘丛缠住的童话王子，总能奇迹般地摆脱危险。
迪斯累里后期小说中那种梦境似的，“闪光必是金”的特性，在比尔博姆著名长篇花花公子小说《朱莱卡·多布森》中得到呼应。小说主人公约翰·阿尔伯特·爱德华·克劳德·奥德·安格斯·坦克顿·坦维尔-坦克顿，多塞特郡十四任公爵，如此等等(注：这个名字使人想起迪斯累里的偶像德奥塞伯爵。)，是又一个十九世纪的理想青年公爵，在跨过致命的疆界由过去进入新时代时，陷入了困境。《朱莱卡》出版于1911年。他富可敌国，才华横溢，华贵仪态无与伦比，但同时又令人讨厌不堪——正是这一点使《朱莱卡》成为花花公子小说的谢幕之作。像迪斯累里一样，比尔博姆在花花公子主人公身上发现了罗曼司的自然主题；但迪斯累里对英国贵族敬重之至，几近崇拜，而比尔博姆则不同，他主要通过想象加以渲染，以博一笑。《朱莱卡·多布森》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致力于真正花花公子小说的回归；二是用一个愚拙的时尚公子作为主人公，编织一则荒诞不经的闹剧。“宁可与拜伦一起粗俗，也不在多塞特当个傻瓜！”比尔博姆的浮华公爵在爱情深陷危机的时刻思忖道。“但话又说回来，愚顽比粗俗更靠近花花公子风格。”
如果让比尔博姆做出严肃的选择：一方是老式绅士，愿为捍卫阶级荣誉和个人尊严的准则而献身；另一方是新潮女郎，因新近获得自主权力而变得俗不可耐，盛气凌人。那么他毫无疑问会选择前者。他总是爱憎分明，偏袒一方，贬责另一方。“女人，”他曾刻薄地说，“越来越变得像贵妇那样难求。”但对于讽刺家比尔博姆来说，其实他并无选择余地。朱莱卡尽管一身粗俗，但注定走向成功；而公爵必须沉沦于水的坟墓之中，在几颗警示的雨珠催打下，完成最后的纵身一跃。这位时尚公子脑中最后出现的，是正在褪尽其光彩的一身华冠丽服。于是，人物漫画的要求达到了，花花公子们紧缩规模，挤进了一个荒唐的想象中的小世界，在那里，珍珠会随着羞怯泛出粉红，随着哀伤变成黑色，年轻人为了爱情一起投水自尽。
二、
就这样，二十世纪来到了英国，在讨厌的衣袖里藏着讨厌的礼物，而比尔博姆做好了引退的准备。到了1910年，他躲进俯视拉帕罗港湾的住宅，远离危险，安安全全地避开了诸如战争这类的小威胁（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回到了英国）；也避开了所有大灾难，如义务教育，中央供暖，高速汽车，快餐，摩天大楼，广告商（“头号现代害虫”），以及，总体而言，一个“都市化、民主化、商业化、机械化、标准化、庸俗化”的现代伦敦。
在《作品集》中，当时还是牛津大学本科生的比尔博姆宣告了他的发现：“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让自己摆脱周围环境，守护灵魂免受周边丑陋事物的侵扰，希望仅此而存。”更年轻的一代迈步向前，他已经落伍了，属于“比尔兹利那一代”。他计划远离现代伦敦的疯狂，退避三舍，在自己的天地成为“自然生活某个小小领地的主人，过一种平静、单调、简朴、不受外界干扰的生活。”这番言论曾是个天大的笑话，是一个花花公子狂言妄语的恰当例证，但十五年后不幸言中。比尔博姆离开了伦敦，带着新婚妻子前往意大利，很大程度上去实践《作品集》中的预言；他的目的，在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看来，只不过是闲度余生，去心灵会餐。“至于不务正业，”史密斯写道，“那是确凿无疑的。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精明的闲逸人……我觉得他心满意足，靠有限的收入维持生计，成天无所事事。”
比尔博姆以退入隔绝状态的方式，维护着个人身上的花花公子遗风；他那种加置于自身的流放行为，是花花公子风格的最后陈述。他回头望着过去，并不关注绕他而过进入二十世纪的同性恋和颓废派的那种张扬的浮华作风，也不关注波德莱尔那种呼唤批判精神的理性上的雕饰风格，他看重的是这一传统最古老的形式：一种由架势和姿态构成的花花公子作派，一道抵挡世界的栅栏。比尔博姆的花花公子作派已经被剥除了所有英雄气质：傲世自处的态度，阶级优越感和排他主义。在空间和时间上，他保持着距离，简简单单，不失风雅，不露锋芒。比尔博姆先是让出花花公子在舞台中心的位子，最后又让出了整个舞台，去成为“自然生活某个小小领域”的主人。他的作品同样拒绝英雄色彩，代之以不事张扬的另一选择：追求小范围中的完美。
二十世纪的文化知识界中，大胆的实验，玄奥的思想，沉甸甸的三部曲成为时尚，而他以雅致的小作品占住了自己的地盘。散文和人物漫画这两种过时的形式，成了这位才子手中的玩物，他以毫不矫饰的手法加以表现。他也常常提及自己的局限，语中不乏花花公子惯有的轻蔑。“我能力有限，”他在给一位雄心勃勃的传记作家的信中说。“我出色地运用了自己的能力，十分谨慎，从不过分，结果我获得了一些可爱的小名声。”比尔博姆总是把自己限定在自封的“业余爱好者”和“小能人”的范围，但是他从来不允许自己思想肤浅，行动懒散。文字的构成，句子的含义，以及文章风格中的“花花公子气质”，他总是反复推敲，以期达到他赞赏的惠斯勒散文中的那种“严谨”和“考究”。
比尔博姆的花花公子作派最后萎缩了，在生活上和作品中都由所收敛，变成了由细枝末节构成的一套简单的生活法则，对于这种生活规范，过去的绅士们都理所当然地自觉遵循。礼貌，个人尊严，言谈和文章中遣词造句的审慎，得体的衣着，这几根支撑文明生活的人工柱子，成了比尔博姆的原则。“我同代表优雅的美惠三女神肩并肩站在一起。在我挥舞的大旗上，绣着仪表和风度的图标。”
比尔博姆在呼唤美惠女神时，语气中夹带着一种淡淡的哀伤和浓浓的恋旧情结。这种语气本身就是他花花公子作派的一部分，也是他认定的结论的一部分——花花公子作派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历史。“钟爱昔日事物的感觉是最近才产生的——”他说，“——主要是因为我们踏进了一个罪恶的时代。”他本人毫无愧意地从过去中寻找一个记忆中永远令他陶醉，令他着迷，令他喜悦，令他感奋的形象：那个公子哥儿，那个花花公子，那个天真无邪的绅士——一个现已灭绝的物种，一种十八世纪失传的遗风，那段1832年改革大法案之前的日子。这位闲逸人士衣着讲究，正走向许多俱乐部中的一个，本人也许并不讨人喜欢，但仪态衣饰上个人特征显露无遗：对于那些仍惦念着外观世界的人来说，非常得体。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也许他全无是处，而他的后继者——那个急急赶着上班或四处寻找工作的严肃认真的伙计——一切正常。但人们不禁希望那位接替者能给人留下自感一切正常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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