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遗产
作者：菲利普．罗斯
虽然他自己并没有解释为何要那样跑掉，我却怀疑，这和他意识到正是他那天下午催我母亲走路走得超出限度从而引发她心脏病有关系。我并不知道，她因为心绞痛而呼吸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去世前的那年冬天，她因为长期受关节痛之扰，情绪很低落。她竭尽所能，也只能在椅子上坐起身。而在她死的那天，五月的天气怡人，她终于可以到室外活动活动筋骨。他们走过三条长长的街区，到了杂货店。接着，因为我父亲坚持说多走路对她身体有好处，他们又顺原路走回家。据米莉姨妈说——我母亲在出门赴晚餐前曾打电话给她——他们走到杂货店的时候，她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还以为我回不了家了。”她告诉我姨妈。可他们没有叫出租车或是等公共汽车来，而是在附近的长椅上休息片刻后，他又让她站起来慢慢往回走。“你了解你父亲。”我姨妈对我说，“他告诉她，她能行。”她后来整个下午都在床上呆着，想恢复足够的体力出去吃晚餐。
巧的是，就在那天他们出门散步前一小时左右，我按每个星期日的惯例，从英格兰打电话给母亲，跟她开玩笑说，我盼望着她和父亲夏天来我家时，能和我沿着我家外面的乡间小路走上一英里。她答道：“亲爱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走一英里，不过我会试试看。”这是几个月来她第一次听起来心情这么舒畅而自信，那天下午她出门走路，可能就是想为我们夏天的散步做准备。
事实上，我第二天回到美国，从肯尼迪机场坐出租车直奔伊丽莎白市，父亲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唉，菲尔啊，她不该走那段路。”他坐在她的躺椅上，身体老迈，一脸遭受打击的痛苦表情，毫无活力。我当时就想（后来证明想错了），“等他自己死的时候应该就是这副样子。”我哥哥山迪和他妻子海伦从芝加哥赶来，比我早到一点，这时候也在屋子里。山迪已经去过殡仪馆，安排第二天的葬礼。在他去之前，我父亲已经和殡仪馆的老馆长通了电话。他是我母亲一战结束时在伊丽莎白市白亭中学的同学。父亲哭着对他说：“希金斯，好好照料她的遗体，好好照料她。”之后，他整天坐在她的躺椅里不停地流泪。过去，她吃完晚饭就坐在这张躺椅中，一边舒展着身子，稍稍减轻关节炎带来的疼痛，一边和他看电视新闻。我外衣没脱，跪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他对我说，“她点了一份新英格兰蛤蜊杂烩汤。我叫了份曼哈顿蛤蜊杂烩汤。等汤上来的时候，她却说，‘我不要这份汤’，我说，‘喝我的——我们交换。’可她走了。就是身子向前一歪，但没有倒下来。没有给别人添麻烦，她做每件事都这样。”
就在他一遍一遍地对我讲述她临终前那平淡一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该拿这个老家伙怎么办？”照我母亲的心愿，要是她能比我父亲活得长，事情似乎自然会好办许多。她，是记忆我们家庭往事的宝库，是记录我们童年成长的历史学家，我现在还意识到，正是因为有她在默默地任劳任怨，这个家庭在我们兄弟离开之后的几十年中才得以继续保持和谐。我父亲的脾气就难相处多了，他远没有我母亲那样温和而有亲和力。只要是与他顽固的偏见有一点点差别的观念，他一概抵制，根本不假思索。当我一直跪在他面前、握着他的手时，我才明白我们应该给他多大的帮助——我所不明白的是，我们该怎样摸透他的心思。
他过分的固执，或者说固执得过分，几乎让我母亲在她最后的几年崩溃：自他六十三岁退休以后，她那有滋有味的家庭妇女的独立生活，就全让他烦人的颐指气使给毁了。多年来，他一直相信自己的婚姻美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想法并不算错得太厉害——我母亲出身于那种能使管理家务在美国成为一种艺术的犹太人家庭，姐妹几人都精于此道（所以不用跟我们家里人谈论打扫，我们见过什么是真正的打扫）——但是，自我父亲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在新泽西州的一家分公司——他在那儿有五十二个手下——退休后，原本代表他们婚姻美满的高效、有条理的家务活，逐渐开始被他破坏了。他没事可干而她事事全包——这可不行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啥的？”六十五岁生日那天他难过地告诉我，“我是贝茜的丈夫。”无论从他的脾气还是从职业训练，他都不习惯于只扮演这一种角色。所以，在做了两年义工——作为犹太人救济组织和红十字会成员，在东奥兰治的退伍军人医院（注：退伍军人医院，V.A.Hospital，美国政府办的全国性医院系统，全国共有一百七十所，其装备和就医条件堪称一流，普通居民亦可以在退伍军人医院就医。）定期做点事，还在一个朋友开的五金店里帮忙--之后，他就专心做起贝茜的老板来。不过我母亲可不需要什么老板，从1927年我哥哥出生那年她独自开创了第一流的"家政与照顾孩子公司"以来，她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就在她去世前的那个夏天，有一次他们来康州我家度周末。我和她两人在厨房里喝茶时，她告诉我正在考虑离婚。从母亲嘴里听到“离婚”这个词儿，我当时的惊讶程度不亚于听到她说脏话。不过话说回来，你永远难以明白在父母共同的生活中，他们的内心深处有多少复杂，有多少困难、失落和难以摆脱的压力，如果你是在一个稳定而井井有条的家庭里长大的乖男孩——同时又像女孩一样长大，情况尤其如此。许多人并不明白，他们即使有跟我一样善于持家育子的母亲，也未必像我们这样，如女孩般长大成人。有很长一段我比较敏感的日子，那个我整天看不见的男人，比起那个在我成长的几十年岁月里始终亲近、老是扎在散发着气味的厨房里的女人，显得遥远而神秘得多。她精湛的手艺使她在厨房里拥有绝对的权力和神圣的权威。“可是，妈，”我说，“现在离婚太晚了，是不？你都七十六岁了。”话音未落，她已经伤心地哭了。这再一次让我震惊。“他从来都不听我说话，”她说，“总是打断我，扯到别的话题去。最糟糕的是在外面的时候。他根本不让我说话。我刚想说，他就阻止我，还当着每个人的面，好像我根本不存在。”“告诉他别这样。”我说。“那没用。”“那就再跟他说一遍，他再不听，你就站起来说‘我回家了’，然后就走。”“噢，亲爱的，我不能这么做。不能，我不能这样让他难堪。不能当众这样。”“可你告诉我他倒当众让你难堪了。”“那不一样。他不像我。他受不了，菲利普。他会崩溃的。那会杀了他。”
1981年8月，在她去世三个月之后，我从康涅狄格赶来，带他去西奥兰治一幢专门给退休老人居住的"犹太人联合会大楼"看看那儿的生活条件。这地方是我哥哥在纽瓦克的一个朋友推荐的，他是犹太人联合会董事会的律师，曾经说过要是我父亲有兴趣，他不用多久也许就能帮我父亲找到一套公寓。这幢大楼里的住户都独门独户住着两室或者三室的公寓，不过生活圈子带有浓厚的公共色彩：每天傍晚他们在备好饭菜的餐厅一起吃饭，还可以随意参加隔壁希伯来青年会（注：此处原文为Y，在英语中，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希伯来青年会、希伯来女青年会均可缩写为“the Y”，这里按上下文，应指the Young Men’s Hebrew Association，即希伯来青年会。）各种热闹的团体活动。西奥兰治是纽瓦克一个不错的郊区，按照我听来的描述，大厦背靠青山山腰，俯瞰一条大道，离购物中心和伯奈·亚伯拉罕礼拜堂步行都仅需几分钟。这个礼拜堂和希伯来青年会一样，从衰败的纽瓦克搬迁而来，是老人们的文化活动中心，也是一个犹太教会堂。大厦给我总的印象是他在这里不会少伴儿，我期待着等我们四处看完以后，搬到这里来的主意能让他动心。我担心他要是再一个人在伊丽莎白市的公寓住下去，会因为孤单死在那里。连他坐着吃的饭，好像主要也就是煮热狗和烤豆子之类的东西。有时候我中午打电话给他，常常发现他不是睡着了就是在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