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在利蒙找旅馆
作者：保罗·瑟罗
保罗·瑟罗的火车游记系列包括《繁荣的铁路商店》（The Great Railway Bazaar）、《老式的巴塔哥尼亚快车》（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海边王国》（The Kingdom by the Sea），以及《骑着铁公鸡》（Riding the Iron Rooster）。其中《骑着铁公鸡》描述了他在中国一年间的所见所闻。此外，他的作品还有太平洋游记《大洋洲的快乐岛》（The Happy Isles of Oceania ）以及1992年出版的文集《环游世界》（Traveling the World）。他写有不少小说，近期作品有《我的秘密过往》（My Secret History），故事取材于一位旅行作家及他的亲身经历。瑟罗一贯主张旅行是个人的事。写到哥斯达黎加那段时，他说：“我渴望承担风险、亲历危险、经受挫折、体验苦痛，我渴望与自己的身影为伴、悠闲地感受独自旅行的浪漫。我相信在乘火车去利蒙的途中，我就能拥有这一切。”倒霉的是，在去利蒙的火车上，他遇到了一位说起话来喋喋不休的人——索恩伯里先生，他为此甚为头疼，盼望着早点摆脱他。
利蒙这地方糟透了。刚下过雨，整座城市散发出一股生腥味。火车站离港口不远，周围的石子路泥泞不堪，石子表面还映着路边破旧的房屋，反射出刺眼的光线。枯萎的攀藤、潮湿的沙粒、淤积的下水道、涌上岸的海水、油污、蟑螂尸体、热带植物，这些东西经过水泡后发出热烘烘的气味，让人不由想到大热天的堆肥，还有泥土覆盖层发出的恶臭和霉味。这个小城还闹哄哄的：嘈杂的街头音乐、人声鼎沸、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最终在沙滩上倒是看到了不少棕榈树，还有层层涌上岸的海浪，可已经无济于事啦。即便是兴致勃勃的索恩伯里先生也倍感失望。我发现他满脸狐疑。“老天，”他抱怨道，“这里要是下雪，肯定更不能呆了。”我们一起在石子路上走着，身边的人步履匆匆，溅得我们一身泥水。索恩伯里先生说：“真没想到会这样。”
是啊，我想。“我得找家旅馆。”
“干嘛不住我那儿呢？”
哦，瞧，正下雨呢。真没想到会这样。像从水箱里直接倒下来似的。
我说：“我正好四下走走。一到陌生环境我就成迷宫里的老鼠啦。”
“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一定挺有意思。你不知道吧——你大概不知道，这里的东西还蛮好吃的。”他眯起眼睛往街的深处看去。“有人这么告诉过我，叫我一定来尝尝。”
“可没人叫我来尝尝，”我说。“这里我可一点都不熟。”
“也许我能找着路，”他说。不过听得出他已经泄气了。
“你住哪儿？”
他把他住的旅馆地址告诉了我。那是利蒙最贵的旅馆。我借口说太贵，要另找一家。这时迎面走来一个矮小男人，用细细的声音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提行李。他拎起我的箱子，可这跟拖着箱子走没什么两样，于是他把箱子顶在头上，走路的时候两腿向外弯曲，活脱脱一个劳工精灵的样子。走到集市广场的时候，我和索恩伯里先生就分道扬镳了。
“但愿你顺利找到餐馆，”我说。他回答说很高兴在火车上认识我：毕竟这是件有趣的事。然后他就转身走了。我顿时感到一身轻松，好像是长期监禁后突然重获人身自由。解放！我给了精灵一笔小费，朝着与索恩伯里先生相反的方向疾步走去。
我总算可以舒展手脚，享受一下自由的快乐。只是走了三条街后，小城的景色依旧令人失望；那里不是一桶打翻的剩菜和一只正啃得津津有味的老鼠吗？这是一个白人的国度，在圣荷西的时候有人这么跟我说来着。可眼前这座小城分明是黑人的天下；到处都是闷热潮湿的树林，混合着海水的腥臭味。我找了好几家旅馆。里头的楼梯都给虫蛀得生了洞。满身是汗的人在二楼楼梯拐角的平台上收拾桌子。没了，他们说，没空房了。我倒挺高兴，因为这些地方实在太脏，人又没好气的样子；所以我就又走了几条街。我要找一家好些的。可是接下去的旅馆一家比一家小，一家比一家臭，而且都已住满了。在其中一家，我停下来喘气的时候——楼梯爬得我上气不接下气——发现两只蟑螂从墙上倏地滑下，堂而皇之地在我眼前穿过。有蟑螂，我说。那人说，你想在这儿要什么？又是客满。我原来在两家旅馆中挑一家问问，现在不得不每家都停下来问了。其实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旅馆，充其量就是发臭的睡衣，几间房，再加一截走廊凑到一块儿罢了。我早就该知道没有空房：我碰到忧心如焚的人们走下楼梯，母亲和孩子们提着箱子，父亲咕哝着发牢骚，我们得去别家看看。我紧贴楼梯扶手好让这些人走下去。
在一家旅馆（我称其为旅馆是因为那里毕竟还有楼梯，虽然摇摇欲坠；电灯，虽然没有罩子；和家具，虽然已经被蛾子蛀了，散发着霉味），一个穿着围裙的女人说：“看他们——他们住在一间房里。”她指着满满一走廊的人——老太太、年轻女人、叹气的男人、目光呆滞的孩子，他们显得又脏又累，拼了命地把破旧的箱子塞进房间，有几个人在走廊里就把衣服给换了。
我不知道几点了。应该不早了；这会儿还在湿漉漉的街上走的人不是在找房间就是在无聊地四处溜达。他们脸上总是挂着自鸣得意的表情，在陌生人眼中，这种表情就是嘲讽，至少是不屑。周六夜晚身处他乡，即便是最喜欢我行我素的游人，也会倍感寂寞。
走了几步，一个男人对我说：“别浪费时间找了，利蒙这会儿没空房的。要找也明天再找吧。”
“那我今晚做什么？”
“只有一件事好做，”他说。“看到那边的酒吧了吗？”我顺势望去，只见那家酒吧门上挂着一排吊灯，油漆已经剥落；里面则是人头攒动，烟雾缭绕；还有不堪入耳的敲击破罐构成的交响。“进去找个女孩过一晚，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我考虑了一下。可我没看见有女孩子啊。门口只有一群一群的男孩，冲着进去的人起哄。于是我又试了一家旅馆。旅馆的老板是个黑人，他知道他的回答令我很失望，便说：“如果你真的没地方可去，就回来这里。你可以在那把椅子上将就一晚。”在他的阳台上的确有把椅子，一把直背椅。在这家旅馆的对面也有一个酒吧：同样聒噪的音乐，同样呆头呆脑的男孩。我伸手拍了拍蚊子。身边摩托车驶过，声音大得就像外置的电动机；这声音和着音乐、男孩的吵闹，汇成了噪音大合唱。我把行李留在了旅馆里，自己又找了几条街。没有旅馆了，也没有酒吧，更找不到等候出租的房子，就连音乐声都听不见了。我决定还是回去吧，可我走太远了：我迷路了。
我走到了利蒙一个叫牙买加镇的地方——在这个讲西班牙语的白人国家里的一个讲英语的黑人区：一个贫民窟。这里有我在哥斯达黎加见过的最破败的街道，每个拐角处都挤着十几个人，谈天，逗乐；他们说着说着就会咯咯笑上一阵。他们注意到了我，但没人理会我；我愈加觉得自己彻底迷路了。就好像我原本有一大箱的计划，可现在箱子破了，计划丢了，我也随同一起跌入了漆黑的无底洞。这的确是个无底洞啊，因为接下来漫长的一整夜我都没什么好做的。我的脚划破了；又累又脏，浑身汗涔涔的；我一整天都没吃东西。现在就算要反省一下这次旅游有多无聊，时间和地点也太不合适。除了这漆黑的死巷，哥斯达黎加绝对应该给我安排一个稍好些的去处。
在一个拐角处我询问了几个正在散步的人怎么才能到集市去。我用西班牙语问；他们用英语回答：看来他们知道我是个外地人。他们讲得很明白：他们说我肯定一找就能找到的。
我总算看到了当晚早些时候进去过的旅馆和那些出租的房子。当初它们让我好生反感，但现在倒让我倍感亲切。我继续向前走，在集市广场附近，我看到一个人正拖着疲惫的身子穿过马路，他的肩膀因为背包而一高一低，他戴着可笑的蓝帽子，穿着颜色鲜艳的绿衬衫和水手裤，蹬着一双帆布鞋：索恩伯里。
“我到处找你。”
我急需他的陪伴：我太高兴了——终于可以有人说说话了。我说：“我怎么都找不到房间。利蒙根本没地方可住。我被骗了。”
他握紧我的手臂，神情严肃。“我房间里有三张床，”他说，“住我那儿吧。”
“真的？”
“当然——来吧。”
我感到由衷的、难以名状的宽慰。
我把行李从那家旅馆取出，那个老板曾说我可以在他阳台的椅子上将就一晚。索恩伯里先生说那地方糟糕透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每次我们路过这家旅馆，他都会说：“嘿，看，你的阳台！”）。我到他的房间里洗了洗脸，然后我们喝了杯啤酒，开始数落利蒙的不是。为了感谢他，我请他出去吃饭；我们点了烤鱼、菜心和一瓶葡萄酒，索恩伯里先生向我倾诉他在新罕布什尔的孤单生活有多悲凉。也许这个冬天他会在蓬塔雷纳斯租间房子，他不愿再在新罕布什尔过冬了。他说，他的生活一团糟。都是因为钱——他姐姐把在微软（IBM）的股份留给了他。“钱买不到我要的东西。有了钱，就觉得钱这东西一文不值。没钱呢，又觉得它必不可少。我总是一会儿有钱一会儿没钱。”
我说：“你救了我的命。”
“我怎能让你整晚都在外面走来走去呢。那太危险了。我讨厌这个地方。”他摇摇头。“我以为我会喜欢这里。从火车上看这里还不错——有那么多棕榈树。旅行社的人对我撒了谎。他们说这里能看到鹦鹉和猴子。”
“明天你四处走走，也许能有所收获。”
“我都懒得去想了。”他看看手表。“九点了。我累极了。睡吧？”
我说：“我一般没那么早睡。”
索恩伯里先生说：“我一般这会儿就睡了。”
于是大家就各做各的。我们在一间屋子里，就像一对老夫妻，睡觉的时候小声斗嘴，打哈欠，默默地换上睡衣。索恩伯里先生拉实了被角，叹了口气。我看了会儿书，然后关了灯。时间还早，外面有些吵。索恩伯里先生说：“摩托车……音乐……他们在笑……汽车……火车汽笛……这个一定是海浪了。”然后他便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