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紧急迫降
作者：马丁·艾米斯
马丁·亚米斯，1949年生于牛津，曾在英国、西班牙和美国受教，并在牛津埃克塞特大学获得英语一级荣誉学位。他主要以写作为生，作品有《钱》、《其他人》、《成功》、《死婴》、《瑞切尔文件》（1974年获毛姆奖）以及短篇小说集《爱因斯坦的怪物》。他还写作了《低能地狱》和《另一次美国之旅》，并为《名利场》、《格兰塔》、《观察家》以及《新政治家》撰稿。本文描述的是一次糟糕而幸运的旅程。正像叙事人在《伦敦场地》中写到的：“带着外国邮戳描绘晴朗天气、可口食物和舒适住宿的信件，不见得比抱怨发霉的度假小屋，痢疾、阴雨的信件读上去或者写起来更有趣。”
说到坐飞机，我是个紧张的乘客，却是个大胆的酒徒和安定药服用者。虽然我还没兴奋到嘘骂乘务员，或者大唱“西班牙万岁”（这可是英国航空飞往马拉加的一次航班），我的确处于度假的情绪中。事实上，我刚刚要了第二杯餐前鸡尾酒——上飞机前，我记不清了，也喝了三四杯——然后发现似乎出事了。
金发乘务员忽然把刚分发的六七个餐盘收了回去，慌慌张张地告诉我说酒吧服务业暂停了。对于我焦虑的询问，她说酒吧服务马上就会恢复。我还在嘀咕着发牢骚哩，机长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或许您已经注意到了，”他说（可是我没有），“由于技术原因，飞机已经掉头准备返回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果然我发现太阳的位置变了，而且我们正朝北穿过法国向英吉利海峡飞去。我没有太担心，只是想着通常会遇到的那些事：六小时的等待，免费柠檬汁，面包优惠券。我发现乘务员开始系统地搜查头顶上的隔离间。所以。是炸弹恐吓。但是这个炸弹没有恐吓到我。
机长又说话了。他好像挺无聊的，把所谓的“警报”直言不讳地告诉了我们。然后又急切地说，考虑到时间因素，飞机必须在第纳尔紧急迫降。此刻，我仍然漫不经心，用一大口免税威士忌送下了另半片安定药。隔壁靠窗的女孩非常紧张，我虽然对她的情绪不以为然，却仍把酒瓶递了过去。结果被乘务员接过去宝贝似的放进黄色口袋里。飞机陡直迅速地冲下第纳尔，而不是用通常快速平稳地着陆方式。
请坐直。前额靠在前排座位的椅背上。飞机会比较颠簸。感到惯性作用时别惊慌。不要带任何行李。尽快走到出口处滑下救生道。着陆后赶紧跑。
生平第一次，我草草扫过安全流程卡片上的亲切的图画。然后我在最后着陆前盘腿坐起来。我想到了我妻子和八个月大的儿子，这次旅程正是为了与他们会合。十天前，我把他们送到盖特威克机场。正是在那天上午，印度航空的巨型喷气式飞机在爱尔兰西南炸成了碎片，（至少我们是这么想的）。那天在出港处我的焦虑远比今天大。现在，我主要感到的却是安慰，因为我妻子和孩子并没在这里。如果他们和我乘了同一班飞机，情况就不大一样了。比如说，一开始我就不会喝得醉醺醺。我把钱包放在大腿上（我没穿夹克衫），耐心等待。
波音737像一块跳跳蹦蹦的石头，一颗炸药，一颗堤坝炸弹一样着陆了。惯性力量出奇的大，机尾翘了起来，好像整个飞机要翻过身来。在地心引力和惯性的共同作用下，我的钱包从膝盖上冲了出去，直滑到四五排座位外。飞机终于停下来了，安全带咔嚓一声解开，飞机过道里马上排起一条长长的队伍。
此刻，我最关心的自然是找到我的皮夹子。我在一排三个座位之间悠闲地徘徊，看着机舱里的乘客从我身边飞奔而过，跑向机舱尾端。在他们等待乘务员指示的时候（打开舱门，放下救生道），他们催促起前面的人，最前面的四五名妇女——可能带着孩子。从外表上来看，他们并没比急于上厕所的人更激动。但从他们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一丝恐惧。在那短暂的几秒钟里，我只听到人们反反复复地说着一句话，“求你了……哦，求求你了。”我一直等着。然后，我低声咒骂着伏在地上，一边爬一边寻找因为地心引力而散到四周的钱包和信用卡。
我终于来到舱门边。“坐好，然后往下跳。”乘务员说。这些加长的舢板远没有外表看上去的那么平稳。但是，喔！我从舱门口直冲而下，在滑道末端的直角转弯处停了下来。救生道末端五码之外，便是一块褐色的土地。
现在，我周围正上演着无形的戏剧，每次大规模危机或危险之后都会上演的那种戏剧。对于周围的这一切，我的描述显得支离破碎，图像与声音无法同步进行。一个男人跪在草地上，握住心口大声呻吟。一个扭伤脚踝的女孩在别人的帮助下向安全的地方走去。而乘务员们忙忙碌碌地安抚慌张的人群。我自己——毫无疑问非常冷淡——努力安慰着一名哭泣的妇女。周围充满了哭声，大家都显得很脆弱。不过，很快法方的保安就带着我们穿过停机坪进入转运站。
受惊之后，身体需要补充些甜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是，这些饮料都是算在英国航空账上的，不过，大多数人都喝了许多白兰地。这其实是身体最不需要的（这也是我日后才知道的）。我折衷一下，喝了许多威士忌，并在接下来五小时的漫长等待中保持着非常好的情绪。这个夜晚很快变成了对身体精神最大极限的锻炼。乘客们渐渐分成两个阵营：一群说，“我这辈子从没受过这样大的惊吓，”另一群却说，“你觉得这很糟糕么？这根本不算什么。我告诉你吧，有一次我……”我想这时我的态度不同寻常。我没感到害怕；可我知道害怕才是此刻恰当的情绪。
所有的作家对于灾难总有一种机密的吸血鬼式的态度。事故结束后，我也非常感激这样的一次经历。我坐在这里，不是盖特威克机场，而是第纳尔，享受着免费可口的晚餐以及乘客间令人愉快的友谊。第二天凌晨五点，我倒在了床上——换了个航班（原先那架飞机被搜了一遍，什么都没有），在昏暗的停机坪上确认过行李，最后平安无事地到达目的地——我觉得自己像是从生死考验中凯旋归来的英雄，完好无损，毫不畏惧。
可是我错了。接下来的几天，虽然我表面上高高兴兴，可我知道自己正在死去——当然，从自然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我的身体不时感到奇怪的刺痛。午睡时，我感到浑身都在颤抖燃烧，就像床底下建了个汽车站或是铸造厂。我无助地看着这个世界。不是因为宿醉，而是因为年迈。
我妻子认为我这是延迟的惊吓——我承认，这句话帮了我大忙。我虽然私下里认为自己得了脑瘤，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得了紧急迫降后遗症，因为当时我明明镇定得很啊。然而，我的身体却忠实地反映出事实真相。致力于恐怖事业的骗子和其他工作者们应该高兴，因为在面对恐惧方面，并没有免费的午餐，或者晚餐。
以上就是我在第纳尔的英勇事迹。从这次事件中，我获得了新鲜的经历，而且不用付贷款。我像一名贵族一样英勇，或者说像一只蝾螈一样英勇。我的恐怖在当时只是被冻结了——而且还为数不少——然后，藏到身体深处，耐心等待爆发的时机。我吃完饭，不付钱就偷偷溜出了餐厅，身体的会计却连本带利都记在了账上。之后的一周，我一直在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