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伦敦日记(上篇)

作者:黄昱宁




  Simon戴着一副扁扁的黑边眼镜,口音重,语速快,那些早就听惯的单词从他嘴里出来,似乎个个都给掐了头去了尾,彼此没有什么起承转合,就随口连缀起来——怪了,居然,我也猜得出大半。面对遥远的来自上海的采访,他先是困惑不解,接着又报以羞涩的微笑——在我看来,是那种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近乎脸谱化的羞涩。他当然不像总裁那么滴水不漏,说到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时一个弯子也不绕,几乎是半个身子直扑向前,嚷起来:“当然是Jonathan Cape(被兰登并购的独立出版社),我嫉妒他们!”他也不像营销经理那样忧心忡忡,在他看来,那些技术层面的因素不是他要考虑的。他一遍一遍地跟我们提起编辑的taste有多么重要,却似乎总也说不清自己选择作者的taste究竟从何而来。他老是说着说着就从书架上抓起一本书来,下意识地摩挲着翻动着,最后我们要走的时候干脆每人手里塞了两本,说是让我们在回去的飞机上看。一时间,我简直要笑出声来——当了整整十年的编辑,身边都是离不开书的人和离不开人的书,这样的动作,这样的表情,我实在太熟悉了。
  从Simon办公室出来,一边往外走一边扫视刚才来不及细看的那一个个办公室。拆包的和没拆包的书。贴满了作者像的墙。横七竖八的易拉宝招贴广告。围在一起看封面图样的编辑……我像是回到了自己每天要上班的地方。
  和同伴交流采访感受,我说了一句自己都不太懂的话:这个总裁真像总裁,这个营销经理真像营销经理,这个策划编辑真像策划编辑。
  
  格林威治时间11月24日 周五 时雨时阴
  国立美术馆。接待我们的小姐三转两转,就把我们带到了特纳的风景画跟前。在这个世界首屈一指的美术馆,在这个挤满了鲁本斯的裸女和梵高的向日葵的地方,小姐的安排显然不是无心插柳。在古典油画领域,英国人的整体实力排不上超一流;而在这个美术馆里,特纳的光芒也完全可能被那些来自意、法、西、荷的结结实实的人物画轻易遮挡。好在小姐是爱国的,她让我们先来朝拜特纳。
  反正我们那位画家朋友已经晕了。开馆前这一个钟头是我们特许拍照的时间,他便举着照相机一路猛按快门。间歇时只听到他说了一句话:“一部西方美术史就这么扔过来,哪能吃得消?”另一位干脆拿了本美术馆藏品的印刷图册一张张对过去,一边对一边摇头:“你看这狗的毛色,这么一印,就一点层次全没了。要命啊以前看到的全错了。”
  我当然发不出这样的感慨。没有他们的点拨,我不会注意凡•爱克笔下的农妇眼睛里有那么一点匪夷所思的高光,我甚至不知道达芬奇是用蛋清作画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油画。但我感受得到任何一个置身于其中的专业人士心底里会涌起怎样无力的悲哀。已逝的大师与盛世散布在四面墙上,你不能不隔着玻璃承受他们的嘲讽。
   当日馆内有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兹的特展。我被人流推到《镜前维纳斯》,想象着自己的目光狠狠地在维纳斯背部的线条上烙了几道深痕。亲眼看到一幅过分眼熟的美术名作总是尴尬的,你本该怀有的崇敬早就被太多的复制品消解了。
  下午转战泰特美术馆。看他们在北岸的古典部分(Tate Britain),我几乎提不起任何兴致——不是东西不好,实在是本来就不发达的艺术味蕾完全被上午的重油猛料给麻翻了。2006特纳奖的六件提名作品也陈列在里面,我飞快地扫过去,只记得有个记录片是反反复复地讲述电视脱口秀节目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记录片没什么特别,但放映方式有点花样:东西两面墙各安置一个屏幕,同时放映被访者与采访者的图象和字幕,所以坐在房间里看记录片的人就只能像看网球比赛一样,脑袋忙着往两边转动。
  这几件现代艺术品算是拉开了我们下一站的序幕:坐上Tate to Tate的旅游船,我们穿过泰晤士河,来到南岸的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建于上世纪末,2000年才开张)。这几天几乎所有见到我们的伦敦人都在热情推荐Tate Modern,说你们哪怕里面的展品都不看,也得看看那建筑吧——那是我们的发电厂改建的呀。
  他们有理由骄傲。这几十年来,老谋深算的伦敦一直致力于用Nelson所说的那种微弱的、细节的变化,一步步完成城市功能的大幅度转换。老牌工业城市的内芯,给耐心地一点点抽空,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能耗趋近于无的产业——金融、创意(建筑设计、工业设计……),等等。泰特现代艺术馆那形同烟囱(它本来就是个烟囱!)的拙朴外观与其内部光怪陆离的创意环境所形成的反差,那种奇妙的时空倒错,就是这种转换的直观代表。
  钻进烟囱,大厅里迎面就是个直达顶层的螺旋形滑梯,全封闭的,要玩这个你得把自己蜷缩起来钻进去——怎么说呢,我想这件既可以娱乐也可以“艺术”的玩意,完全可以被解释成人体的肠道,游客的参与不啻为体验某种被现代社会“消化”的感觉——呵呵,苏珊•桑塔格若是听到这话,会一字一顿地说:反对阐释。
  毕加索不需要阐释。达利不需要。安迪•沃霍尔也不需要。我的认知范围内有限的几位现代艺术大师挨个从我身边掠过——应该说我掠过了他们。剩下的,是一堆全然陌生的名字和拒绝阐释的线条、色块、树根、废铜烂铁、钢丝、幻灯、电视录象……我在满满一个展厅的仿佛随意捏就的小泥塑里发现了两个躺在床上的小人。旁边的标牌写着:刚刚怀上天才阿尔伯特的爱因斯坦夫妇。
  假如缺失了这种让你嘴角禁不住一抖的幽默——无论是那种冷冷的反讽的幽默,还是闪烁在这两个小泥人身上的温暖的幽默,那么,现代艺术对于我,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亲近的。还好,艺术万变,幽默不死。
  我攥着那张可以被“消化”的滑梯票子,到底也没有去。我的胃已经被西餐和艺术撑到了接近胸腔的位置。我走到艺术馆四楼的那个著名的阳台,据说这里看得到全伦敦最美的河景。已过晚上六点。我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记下这么几个词:冷。冰凉的铁栅栏。彼岸的灯光。
  夜幕下的泰晤士河远不如塞纳河旖旎,但它其实暗地里也懂得跟那似有若无的雾气调情,把对岸的灯光全化开了一层光晕。我还是没有随时摸照相机的习惯,只歪着头看身边所有的人都在拿铁栅栏当三脚架,屏住呼吸,长时间曝光,想拍一张合意的夜景。我想象,那些驶过泰晤士河的船上的点点灯火,会在他们的照片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光弧;我想象,回到故地,他们会得意洋洋地把这些光弧指给那些没来过伦敦的人看。他们不知道,他们屏住的那口长长的呼吸,也编进了我的听觉记忆,成了这夜、这河、这阳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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