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没有英雄的阴暗小说
作者：傅惟慈／译
在创作《布赖顿棒糖》时，格林正力图使自己的叙述技巧更加精练。亨利·詹姆斯和弗尔德·麦多斯是他的两位老师，帕西·拉伯克的著作《小说技巧》是他的教本。在技巧上，《布赖顿棒糖》虽然还称不上完美――分析宾基心理活动时常为作者自己的评注打断――但在着重探索隐匿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邪恶这一方面，这本书堪称詹姆斯风格小说中的一本杰作。
《布赖顿棒糖》还有其他一些缺点。非常清楚，格林同情的是那些自律不强、没有工作的穷苦人。书中有一个场景――宾基去罗斯家见她父母――格林本可以抓住详尽剖析一下这类人的生活，但他的描述却只叫读者感觉怪诞，失掉打动人的力量。小说接近结尾时，节奏有些缓慢――作者描述宾基一伙人每个人的命运占用的篇幅太多了一些。
在整本书中，格林并没有施展编写对话的机会，我们知道（虽然作者并未明白宣布），这是他刻划角色时遵循的一个原则。唯一的例外是律师普瑞威特。此人夸夸其谈，堪与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媲美。
1970年格林出版了作品选集，《布赖顿棒糖》一书的文字略有改动。1938年该书初版发行时，他还可以任意使用“犹太妇女”、“黑家伙”（“肥厚嘴唇的黑家伙”）这些词。在格林活动的圈子里，这些带有歧视意味的词是人们的通用语，谁都接受。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情况有了变化，这些词不能随便使用了。格林相应地作了改动：“黑家伙”改为“黑人”，“犹太妇女”在一些地方改为“妇女”，在另外一些地方直接写出她们的“妓女”身分。克里奥尼的“犹太人面孔”改为“老意大利人面孔”，只是保留了“肥厚的嘴唇”。
格林认为只需动动笔就可以抹掉书中几处犯忌的词语，这说明他认为这只是书中表面文字的变动，无损于作品要表达的深厚含义。
格雷厄姆·格林1904年生于一个在知识界有些名望的家庭。母亲一族人同名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有亲属关系；父亲是一家私立学校校长。格林的弟兄中有人当过英国广播公司总监。
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他攻读历史，写诗，短期参加过英国共产党，一度打算投身情报部门工作。大学毕业后，格林在《泰晤士报》上晚班，白天闭门写小说。1929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布赖顿棒糖》是他的第九部作品。
1941年，在短期服务于空袭伯勒的民防队后，格林参加了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直接领导他的上级是金·菲尔比（注：金·菲尔比（1912—1988），1963年他逃往苏联，1968年出版了《我的秘密战争》，自曝为俄国人秘密的工作的详情。），后来这人被发现是领取俄国人津贴的双重间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虽在出版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从写小说、编电影剧本赚来的稿酬越来越多，又能把自己作品版权出售给电影公司，他就不需要一份稳定的职业了。但虽然如此，他仍旧非正式地为英国情报部门干些事。战后他到世界各地旅行，不时把获得的一些信息报告回国，但提供的消息却多是极有价值的。
《布赖顿棒糖》是格林创作的第一部严肃作品，所谓严肃是指作品探索的是生活中某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格林虽把自己写的小说分成两类，一类是严肃作品，另一类他称之为“消遣性”轻松小说。直到1991年格林逝世前，他一共写了20余部长篇小说。《权力与荣耀》（1940），《问题的核心》（1948），《恋情的终结》（1951），《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1961），《荣誉领事》（1973），《人的因素》（1978）是最受文学评论家关注的几部书。
格林在这些作品里创造出自己一片领土――“格林国土”，生活在这里的人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并不完美，有优点也有缺点，但他们都是完整的人，他们的宗教信仰都在经受最大限度的考验，而天主，如果确实有天主的话，却始终隐而不见。格林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我们不能都信其有，却人人有一个故事。格林把这些故事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感人，吸引了千千万万读者。
格林喜欢引证罗伯特·勃朗宁《布娄格拉姆主教》中的几行诗：
“我们的兴趣在事物危险的一端，
诚实的盗贼，软心肠的杀人犯，
迷信、偏执的无神论者……”
如果格林必须为他全部创作选择一句题词的话，他说他就选择上面几句话。虽然他很佩服亨利·詹姆斯（“小说史中唯此一人，正如同莎士比亚在戏剧史上的地位一样”），但格林直接继承的却是约瑟夫·康拉德《特务》一书的传统。在比格林时代更晚的一批小说家中，约翰·勒·卡雷以写间谍小说最为闻名。
人们通常把格林看作是天主教小说家，因为他多从天主教观点考察作品中人物的生活。格林肯定认为小说家必须有宗教意识，或至少必须意识到人生都有犯罪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小说家是无法正确描绘人生的。他对维吉尼亚·伍尔夫和E·M·福斯特的批评，认为两人的作品“苍白无力”，陷入“思维游戏”，主要也基于这一论点。
格林在生活晚年，虽讲述过自己如何从一个天主教徒和一个小说家变成一个天主教小说家的发展过程，但我们不必只从字面上了解他这番话的含义。他在叙述这件事时说，虽然他皈依天主教的时候年纪很轻，却一直把宗教信仰看作教徒与天主之间的私事。直到若干年后目睹墨西哥对教会的迫害，看到宗教信仰居然把持着全体人民的生命，使全国人都参加了圣餐礼，他的想法才有所改变。
格林在记叙中忽略了一件事，他没有谈论天主教对他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吸引力，这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屡有表现。当时他的感觉是，只有天主教教徒能够继承作为整体看待的古代智慧，特别是英国天主教徒，过去他们的教派曾受迫害，所以从某一角度看，可以说生来就是“外来户”。
不论格林笔下的宾基·布朗受的教育多么差（他不会用拉丁文造句，倒不能因此就认为学习不好），却一直怀有出人头地的梦想。但他的这一自我感觉外人都不知道，只深深埋藏在他个人内心中。格林创造的其他人物大多也有这种身为天主选民、有幸得到拯救的私念。格林的这一观点受到乔治·奥威尔等人批评。奥威尔说：“自波德莱尔以来，世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受上帝惩罚也可以算做一种荣耀。”格林似乎也有这种想法。“这一批评并不完全公正。如果说格林有时摇摆不定，想把宾基的带有浪漫色彩的天主教思想签署为拜伦式的蔑视正统的信条，在另外一些时候，宾基对来世的观念只不过是他建立起的并不坚固的防御工事，用以抵挡世人对他的嘲笑。他们笑话他的寒酸衣服，他的笨拙举止，他的粗俗口音，他的年轻稚气，以及对性的无知。宾基尽管尽一切力量把他的行动提升到罪恶和遭受天谴的地步，但在侠义的艾达眼中，那都是作恶犯法，应该受法律惩处。在这个世界里――这个我们唯一所有的世界里，人们认同的是艾达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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