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每个人的面目都带着基督的形象”
作者：裘 德／译
我拣了个空闲的日子，徒步翻过那几座小山去了切斯特菲尔德，找了个牙医。我向他描述了一番我牙齿的症状，我很清楚我描述的是牙龈脓肿。他用他的小镜子轻敲一颗完美无缺的好牙，我就做出脓肿应该有的反应。“最好拔了去，”他建议。
“没错，”我说，“不过要上点乙醚。”
几分钟的丧失意识就像离开这个世界度了个假。我失去了一颗好牙，不过厌烦也暂时被驱散了。
他还在牛津读书时，就不断地去玩俄罗斯轮盘赌，为的是找寻一个逃离这个世界的持久假期。这个世界在他的小说中实在是阴沉可怖。对《布赖顿硬糖》中的宾基而言，“这个世界从不移动：它总是躺在那儿，是两个永恒的世界之间那个被蹂躏被争夺的领域。”而在《权力与荣耀》中，那位神父仰观星辰，无法相信“这个世界竟能闪耀得如此辉煌：它将在雾气之下沉重地在太空中滚动，就像一艘正在燃烧、已被遗弃的海船。”看着他的私生女时，他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她的心坎，正像水果里已经出现了一小点腐烂的果肉”。在牢房中，他这样想：“这地方像极了这个世界：充塞着色欲、罪恶和不幸的爱情，臭气冲天；但是他发现，当自己活在世上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他是能够获得宁静的。”在格林的这种性格中，还有一抹禁欲苦行、不计后果和蔑视生命的色彩，他多次投身轻率的冒险，1938年的墨西哥之行就是典型的一次。
从1936年他就开始千方百计谋取一次衔命赴墨西哥的机会，为的是能描写“自伊丽莎白在位以来最残酷的宗教迫害”。在1924年上台的卡列斯总统和臭名昭著的塔巴斯科州长、无神论者加里多·卡那巴尔统治下，这种迫害在几年前已经达到顶点。格林终于得到英国朗文和美国维京出版公司的支持得偿所愿，从墨西哥完全返回，完成了他的书，这本书在美国叫《不法之途》，在美国叫作《另一个国度》（从大西洋一端来到另一端就换个书名的做法一度非常普遍；《权力有荣耀》最初由Doubleday出版时用的书名是格林称之为“既难解又误导的《迷宫的道路》”。）《另一个国度》虽说结构松散而且时时有漫不经心之笔，至今仍拥有大量读者。格林能以一种迷人的方式在自己的文本中糅进特罗洛普和科贝特（注：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53），英国政治评论家、新闻记者，著有名著《乡村漫游》。）的文字，仿佛他一边奔波一边在读他们的作品，并能同时记述自己的梦想。小说中的诸多要素都能从中找到源头：地理状况，兀鹰，比亚埃尔莫萨（注：墨西哥东南一城市，位于特万特佩克地峡东部。）的布局和死气沉沉，和蔼而又腐败的警察局长，一心想取代被驱逐的神父的好揽事儿的乡村教师，经营种植园的欧洲所有者跟正在咬钩的鱼儿一起在溪水中沐浴，糖块、露出犬牙的混血儿（在雅加龙村的一台打字机后面碰上的），还有几则传闻里威士忌神父的雏形，甚至都有他喝醉后给人施洗，硬给一个男孩取了个布莉吉塔的教名。不过都经过了绝妙的变形和修改：神父骑着骡子在看似塔巴斯科的那个州里逃脱追捕的情节，是以格林在恰帕斯州那痛苦不堪的漫长行旅为蓝本描写的，当时格林是要前往拉斯卡萨斯，他小说中的神父从来没有到达那里。当初若不是雅加龙和拉斯卡萨斯之间的航班因大雨而取消，他的小说中也就不会有这种最令人难忘的、圣经般的对放逐的描写了。
叙述的语气也有明显的不同。《另一个国度》中的格林是个火冒三丈的观光客，痛恨墨西哥的食物、习俗、旅馆、老鼠、蚊子、骑骡旅行、纪念品和废墟。他甚至痛骂“可憎的、茫然的棕色眼睛”。而在《权力与荣耀》中，因为表现的是一个墨西哥人在一群墨西哥人之间的逃亡，而总体来说这又都是些最卑贱最贫困的人，所有的牢骚和抱怨统统不见了，让位于对生与死以及超越生死问题的关注。即便在《另一个国度》中，也有一种救赎的调子时时隐约显现：“在恰帕斯使我筋疲力尽的不过是体力的耗费，是人们的不友善，是厌烦无聊；可是在黑暗的丛林中那些倾颓的十字架间的人生，却无论如何是跟永恒的价值息息相关的。”在小说开篇之前，威士忌神父就早已被褫夺了现实的生计和虔诚教徒对他的恭维阿谀，在小说的进展过程中，他又失去了他的公文包和教士的黑衣；他被褫夺了一切，只剩下他的永恒的价值，或者他的一钱不值。格林在恰帕斯的行旅中，曾在情绪低落时借宿一间路边棚屋，“是储存谷物的一个仓库，可我在里面发现了在墨西哥极为的稀罕的东西：人性的善良。”住在里面的老人为他让出自己的床铺——“一个土台子上盖了张草垫，紧靠在谷堆旁，一群群的老鼠就在谷堆里挖洞”——对于写到此情此景的格林而言，“只剩下一个跟一群老鼠住在一个窝棚里的老人，他连勉强糊口都不容易，却真诚地欢迎一个陌生人，只字不提任何回报，在黑暗中絮絮地跟他闲谈。我觉得就像重新跟天国的子民相处在了一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注：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格雷厄姆·格林对虚心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弱者的同情，显然先于他对天主教的皈依并起到了维持他信仰的作用：他曾向诺曼·谢利表示过怀疑自己是否还信上帝，而且在《一种生活》中说“我们中有那么多人放弃告解和圣餐去参加教会的海外军团，为了一个我们已不配是其市民的城市而战。”他的宗教信仰中一直包含着一个信念，他在1941年一篇论埃里克·吉尔（注：吉尔（Eric Gill，1882—1940），英国雕塑家，镌版家，排版设计师，作家，尤以字体和铅字秀丽精致、浮雕线条正确简单著称。）的文章中如此表述：“保守主义和天主教义应该是……不会同床共枕的。”他在《逃避之途》中再度反思墨西哥时（他在书中描述了《权力与荣耀》的写作过程：回到伦敦，在用几个上午的时间迅速完成《秘使》后，用下午的时间写，写得很慢，靠服用安非他命提神），抱怨的并非现政府是左翼政府，而是跟古巴相比还左得不够。他的这些同情导致他在战后成为激烈的反美主义者，相当尴尬地为卡斯特罗和金·菲尔比（注：菲尔比（Kim Philby，1912—1988），英国外交官，间谍，后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喜好进行辩护。不过他这部最优秀的小说所具有的能量和伟大也同样源自他这种通向同情和怜悯的意愿，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共产主义，甚至比共产主义者更具有基督精神。它的构成单位是个人，而非任何阶级。神父在黑暗的牢房中看到：“如果仔细地揣摩一下一个人的脸相，不管是男是女，你都会可怜起他来，因为每个人的面目都带着基督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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