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此身褒贬待春秋
作者：包慧怡
演员也不好当。部分剧团的储备剧目多达三十种，因此，领衔主演可能要在一个演出季内记住一万五千行台词，差不多等于背出布莱森这本厚度适中的书。演员入团前要签署契约，缺席排练、磨磨蹭蹭、宿醉未醒、穿错戏服等一系列罪名一旦成立，当事人就要被扣除两天工资；假如演员在剧院以外的地方穿戏服出行，将被罚款40英镑（这个数目在当时着实吓人，违例的人想必不会太多）。剧本属于剧团而非作者，剧作家不太可能指望靠版税发财，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许多剧作家往往身兼剧院经理人、导演及演员数职，尽管莎翁在自己的剧本中往往出演些近似于跑龙套的角色，比如《哈姆雷特》中老国王的鬼魂。
***不学无术的莎士比亚？***
历来就有人对莎翁的学问功底诟病不已，几百年来，一口咬定莎剧并非出自莎士比亚之手的“反斯特拉福派”各分支前后提出的“莎剧真实作者”竟有五十人之多，大部分候选人都拥有比莎士比亚优越的教育背景：本·琼森、“大学才子”马洛、牛津伯爵、伊丽莎白一世……琼森本人似乎尤其看莎翁不顺眼，当约翰·海明斯和亨利·康德尔在“第一对开本”的序言中赞扬莎翁“心手合一，表达思想时极为顺畅，我们收到的手稿中简直没有一块涂抹的痕迹”时，琼森颇不屑地说：“那他大概是涂了一千块吧！”讥刺莎士比亚“少谙拉丁，更鲜希腊”的也是琼森。
布莱森出面替莎翁翻案了。据他考据，莎士比亚对拉丁文颇有造诣。当时的文法学校极度重视拉丁文教育，摧枯拉朽的“魔鬼式训练”是家常便饭，有一类课本甚至向学生教授一百五十种“谢谢你的来信”的拉丁文说法。莎士比亚就读的“国王新校”（King’s New School）是教堂街上的一座“知名重点学校”，据说校长的年薪是20镑——比伊顿公学校长还拿得多——学生早上六点到校，下午五点放学，中间仅有两次休息，一周放假一天。经过五六年这样的集训，按照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序言的说法，文法学校毕业生的拉丁文修辞和文学功底要比“当今大部分古典文学专业学士学位持有者”更深更全。说莎士比亚缺乏古典素养差不多等于说他小时候是个后进生（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们也的确举不出反面证据——就如琼森举不出正面证据）。
但除此之外，文法学校教授的科目就屈指可数了，而莎剧又的确是包罗万象的。布莱森告诉我们，莎剧中共出现过一百八十种植物和两百个法律术语，此外，莎士比亚在医学、军事和金融方面的知识也远胜常人。甚至有人根据《哈姆雷特》中的两句话“你可以怀疑恒星真是火焰，你可以怀疑太阳真会移转”，推演出莎翁是天文学巨擘的结论，说他是第一个质疑日心说的人——莎翁如闻悉有人这样解读他的剧本，恐怕就要哭了。不管怎么说，莎士比亚的知识面恐怕还没有丰富到令人生疑的地步，以莎剧“太博学”来断定作者另有其人，实在是 “背景歧视”。莎翁远非什么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布莱森本人就乐不可支地列出了莎剧中犯下的不少“时代错误”：古埃及人玩起了桌球；凯撒时代的罗马出现了钟；《科利奥兰纳斯》里，拉歇斯赞扬科利奥兰纳斯“是一个恰如加图理想的军人”，但加图要到三百年后才会呱呱坠地。
“反斯特拉福派”真是一群奇怪的人。难道除了植物学家就没人能在文学作品中泼墨描写树木花卉？难道非要像琼森那样，动辄惊扰普鲁塔克、塔西坨和普林尼，才能写出了不起的剧本？莎士比亚是个做梦的人，命运给了他一种幸运，或说不幸，使他有能力将阖上眼睑时看到的幽冥的场景变得栩栩如生，使夹在剪贴本里蒙尘的糖纸小人一跃而起，伸出光亮的手臂，唱出比眼泪更轻盈、比沼泽更沉重的歌，“反斯特拉福派”却毫不看重这一切，转而追求一本无足轻重的传记，或是一本粗俗的现实主义小说。所谓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正如约翰·德莱顿（注：1631-1700，在英国被封为第一位“桂冠诗人”，是英国古典主义时期重要的批评家和戏剧家。）1668年所言：“那些指控他缺少学识的人反而给了他更高的赞誉：他的学识是天生的。”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千奇百怪的研究者***
布莱森认为，对莎士比亚的系统批评性鉴赏始于威廉·铎德。此君原是教士出生，后来成了当时的学术泰斗，一本《莎士比亚之美》（1752年）在早期莎评界产生过相当影响。但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欺诈犯。《莎士比亚之美》出版后二十年左右，铎德背上了一屁股债，走投无路之际，他竟伪造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签名，给自己搞到了4200英镑。为此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真正的莎士比亚研究始于埃德蒙·马隆。这个爱尔兰律师为确定莎士比亚的直系亲属以及他生平的其他细节做了不少贡献，还曾雄心勃勃地写了《一次确定莎剧写作顺序的尝试》一书——我们实在没法对这本书抱太大的期望；马隆不仅宣布“第一对开本”的两位主编不靠谱，还斩钉截铁地从莎士比亚作品表里砍去了《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和《亨利六世》，因为它们“写得不好，我也不大喜欢。”更要命的是，在多年艰辛的学术生涯中，马隆养成了借资料不还的习惯。塞缪尔·约翰逊、多尔维奇大学校长、阿汶河畔斯特拉福的本地牧师都曾将大量珍贵的文件和教区登记册借给他作研究之用，马隆却迟迟没有物归原主的意思，以至于斯特拉福牧师不得不以法律手段威胁他。后来，多尔维奇大学总算拿回了自己的资料，却发现其中的好几处被马隆用剪刀剪掉，留作纪念了。
和约翰·佩恩·库利尔相比，马隆相形见绌。马隆不过是间歇性手痒，库利尔则是习惯性造假。由于找不到涉及莎翁生平的原始文件，库利尔决定自力更生——造伪证以支持自己的学术观点。1859年，大英博物馆的矿物保管员以墨迹测试揭穿了库利尔的骗局，标志着司法鉴定学的诞生。
另一位不得不提的研究者是詹姆士·奥查德·哈利威尔。此君未及弱冠就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和文物收藏者学会会员，却也是个著名的梁上君子。他曾出入剑桥的圣三一学院图书馆，盗出十七种手稿珍本——虽说当时没有电子蜂鸣器，哈利威尔仍堪称艺高胆大。他的另一大爱好是破坏公物，肆意裁剪或涂抹书页。惨遭毒手的图书不下几百种，其中包括一本《哈姆雷特》的四开本，全世界这样的四开本总共才剩两本。哈利威尔生前只是被指控，并不曾被判犯有盗窃罪，不管怎么说，他在这方面的名声如果没有赶超他在学界的名声，至少也与之齐平。
撇开学术造诣不说，光就“身体力行”而言，比起上述几位，当代莎士比亚研究家诸如斯坦利·威尔斯、弗兰克·科尔茂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还有布莱森本人的形象实在是太单薄了。
***留与后人说风流***
在《莎士比亚——世界舞台》中，布莱森还为我们提供了一长串数字：莎士比亚首创了——或者说率先使用了——2035个英文词；光是早期剧本《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和《爱的徒劳》里就有140个前人闻所未闻的词语；他通过在常用词语（一般是动词）前加否定前缀“un”的办法，创造了390个新词；《牛津引语字典》中，所有用英语说出或写下的引语中有十分之一是拜莎士比亚所赐；他在作品中共有35次提到意大利，28次提到苏格兰；他曾369次提到法国，而提到英国只有243次；莎剧中充满了关于海洋的隐喻，而“水手”一次却只出现了四次，“海员”只出现了两次；他首创了千百种短语，在《哈姆雷特》的某一句中就创造了两个（“尽管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于这个旧俗，还是遵守不如不遵守好”）。
但是布莱森很清楚，这不是阅读莎士比亚的方法。词频学和活在我们梦中，活在自己梦中的那个莎士比亚一点关系都没有。“丢开《般若》经千卷，且说风流话几条，”《莎士比亚——世界舞台》采用的主要是这一种写法，并在能够提供确凿事实的寥寥数处给出事实。
而我更喜欢另一个人的写法。在博尔赫斯（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兼翻译家。）的短篇小说《莎士比亚的记忆》中，每一条意识的河流都通往莎士比亚，白天和黑夜都迂回而不间断地通往莎士比亚，感觉到这一点的人会渐渐明白，“Luna”这个词对莎士比亚来说不如“Diana”, 而“Diana”又不如那个暗淡的、显得冗长的“Moon”；一条大河侵犯自我的渺小溪流，几乎要把它淹没。
或许传记这一体裁，终究不适合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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