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我利用了我的希腊祖先”
作者：朱大民 ［美］乔·萨·富尔
境里，他坚持学英语，并念了好大学。再比如拉什迪吧，他来自于异国色彩浓烈的孟买(反正对英语国家的人来说是这样)，上的是剑桥大学。对于这些作者来说，都有一种归宿感或者无归宿感。拿我自己来说，我被送去格罗斯角的一所私人预科学校念书，比起我曾经上过的公立学校，那地方使我更清醒地意识到我身上的“种族背景”。因此，不奇怪我会受一个像罗斯那样的作家的影响，他写了许多怎样既当美国人也当犹太人的书。我也是无意中喜欢上了他的书。
不过，我不想让这种相似性走得太远。我喜欢亨利·詹姆斯，可我跟他很不相像，也许那是因为格罗斯角对我的影响。毕竟，我在十六岁时，就去参加了要求穿小礼服、戴黑领结的社交宴。我们穿着男士无尾半正式晚礼服，躲在草丛后面抽大麻。这种做法很像亨利·詹姆斯的所为。
富：在《处女自杀》中。叙述者是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中性》这个故事是由一个小时候被当成女孩来抚养、后来像男性那样生活的两性人来讲的。很显然，你喜欢在小说里让叙述者的声音复杂化。
杰：我喜欢那些不可能存在的声音。那些不是你每天能听得到的声音。《处女自杀》中的“我们”来得很容易。这确实是我第一次掌握的东西。故事的第一段是由这些集体叙述者来讲的，整本书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起来。《中性》就不同了。我脑子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了，可我却找不到合适的声音来讲。那个声音必须具备足够的弹性，既能讲述史诗性的材料，又能讲述第三人称的材料，同时又必须是一个别具一格的第一人称的声音。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相信我正在写的东西，后来，我允许卡尔徘徊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再后来，我相信了这种写法。我挣扎于这一切，浪费了好多时间。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我的起点。接下来，我只要把五百三十页写完就行了。
富：一旦卡利性别的真实情况被人发觉，她最后在一家性别认同的诊所里放弃了她原来的女性性别。那儿有个性学专家卢斯医生对她做了一连串检查，想确定她“真实”的性征。小说的这个部分很大程度上讨论是先天还是后天培养才能决定一个人的性征。你如何看待这一点在小说中的作用?
杰：我出生在男女性别差异消失的七十年代。那是后天环境决定论的全盛期。人人都坚信人格，尤其是坚信性别特异的行为是后天形成的。性学专家和女性主义者认为每个刚生下来的婴儿都是一张有待书写的白纸，是后天决定了他的性别角色。现在一切都颠倒了过来。生物学和遗传学被认为是行为的真正决定因素。因为已经经历过第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论点的死亡，我怀疑第二种论点也即将过时。眼下，我们过分夸大了基因在我们命运中的决定作用。正如卡尔所说的，遗传学把古希腊有关命运的观念深深植入了我们的基因细胞中。但它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发生作用的。基因和环境在一个特殊的至关紧要的时期里相互影响。它们共同左右着人类。生物学家们明白这一点，不过文化界普遍不太理解。所以，我们有了这些关于我们当前行为的进化原因的人为理论。男性无法交流沟通，因为两万年前他们在打猎时必须保持安静。女性善于交流沟通，因为她们在外出采集坚果和浆果时必须彼此大声呼唤召集同伴。这就和先天决定论的解释同样愚蠢。
我笔下主人公的生活结束了这种争论。卡利先是被当成女孩培养的，由于在青春期产生了男性特征，就采用了男性的性别身份。卡尔是作为一个男人投身社会的。但那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个男人。再说即使是男性也是各个不同的。在先天基因还是后天环境之间，我更主张一个中间位置。很显然，这也是书名的一种涵义。不过，我在《中性》里不光讨论了第三种性别。《中性》也代表了性别本身这个概念的灵活性。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美国的概念。《中性》是一种对个性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我认为我们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更自由，更少受到基因上的阻碍。研究者们本来指望在人类的染色体组里找到二十万个基因，事实上，他们找到了三万个。不会比一只老鼠的基因多。说得更精确一点，并没有足够的基因来解释人类的容量。我们是如何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个难题依旧悬而未决。“中性”是卡尔对他自己身体结构的解释，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
富：和《中性》有关的另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是叙述者的“声音”是否有性别之分?当卡尔变成成年男性时，我并没发觉叙述者的声音有戏剧性的转变。我是否可以把这当作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呢?
尤：我乐于相信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在先天上并没有差别。换言之，我至少相信研究个体之间写作的不同要比研究性别之间写作的不同更有意义。关于卡尔的声音这一点你是对的。他并没有发生变化，也不应该发生变化。当他写这个故事时，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如果男性和女性确实存在着先天的语言能力，那是由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以及大脑结构在母亲子宫中的发育造成的，以此来响应不同水平的荷尔蒙。由于吸引她的是女孩，卡利俄珀的大脑会是一个男性的头脑，还碰巧是一个异性恋的男性的头脑。呃，那种情形我知道一点。卡尔看上去像个男人，说起话来有一副低沉嗓音，他写作起来也会像个男人。所以我不用非要去解决那个痛苦的问题。卡尔的声音是他自己的，正如我想象中每个人的声音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他依然是个女孩，必须让女性的经验更可信。当我写完这本书，我把它给我妻子卡伦看，还给了其他女性看。我问她们我有没有做错什么。这一点这本书未来的女性读者可以自己做出判断，而我咨询的那一群人说我关于情感那方面的描写很正确。我所知不多的是脚趾甲油那类事。我必须向人打听许多诸如这方面的细节。不过卡利的生活，她受到她红头发的、预科学校的同学的吸引，她青春期的焦虑，她的渴望——这些我觉得我确实有所了解。卡利俄珀，那个十四岁大的男性假两性畸形人以及女子学校的学生——那就是我。
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女性化?你曾经觉得自己女性化吗?(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尤：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部讲述两性人小说的男性作者是不能用否定式来回答你的(这个回答够不够圆滑?)。在我之前我父母还有两个孩子。我父亲希望我是一个女孩。他们甚至已经替我选好了一个小姑娘的名字“米雪尔”。记得小时候我一边听披头士那首歌《米雪尔》，一边思考着我被假充女孩来养其实却不是女孩这个事实。那是一桩很次要的事，请不要得出太多精神学方面的结论。你知不知道十一岁以前大人一直让海明威穿女孩子穿的衣服?你也许会说在他以后的生活里他做出了过度的补偿。我十三四岁时长得非常漂亮。现在听上去真不可思议，不过事实就是如此。我曾和一帮女孩在屋外玩耍，有位女孩的妈妈出来喊道：“姑娘们，你们想喝点什么?”索尔·贝娄在《洪堡的礼物》一书里曾说过当一个诗人是“学校里的事，是穿裙子的人的事，是教堂里的事”。因此，遵循这些无聊的逻辑，我会说当一名作家你必须具备一些女性特征。性别是一种连续体，每个人都排列在不同的点上。此外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考虑，确实如此。
富：我曾经觉得视觉艺术对我的影响超过了文学。你喜欢看哪种形式的艺术?艺术对你的写作起到了何种作用?
尤：视觉艺术对我写作的影响并没有超过文学对我的影响。不过说到《中性》，我脑海里确实有两个可视的模型。一个是希腊东正教教堂内部。那些镀金的内部被偶像所占据，一眼望去都是面孔。还有蜡烛在阴暗的洞穴里冒着烟。做礼拜的时候，很多讲话的人发出噪声。穹顶上，无所不能的基督的巨大的脸向下俯视着。那就很像我的叙述者卡尔，既无所不知又毫无所知，既超凡脱俗，又无所不在，并由女性生养的。我头脑中的另一个形象是迪戈·里维拉。为底特律艺术学院所做的壁画，描述汽车工业的壁画《1932年的底特律工业》。但凡有谁上底特律来旅游的话我都劝他去瞧瞧。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幅画始终在看，如今它依然对我有种图腾般的力量。有趣的是，在我动笔写《中性》后过了很久，我又去看了那幅壁画，并注意到天花板附近有四个种族的人类。以前我的注意力经常集中在镶板上的装配线和烟窗上。但是现在我看到了四个种族。而里维拉把他们画得像两性人一样。那幅壁画早在1932年就画好了。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对那些根本毫无所知，我光知道喜欢壁画上的活动、所有的色彩、工人们的那种狂热，还有它的社会意义，还有诸如此类的一些细节。这就跟教堂的墙壁一样。我希望《中性》能和那幅壁画一样，既丰富又平静。
富：既丰富又平静。这样的书我确实很喜欢。
尤：呃，我没有感到平静。并没有在写书的时候感到过。但那是个不错的想法。
富：目前你在写什么东西吗?有人说过每一本书都是对先前那本书的回应。《中性》会带出什么样的回应?
尤：它会带出一些短小、可感知的、易于受检验的写作。我正在写一本比较短的纪实性的书，是讲柏林的，是为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的“作家和城市”系列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