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纪念爱德华·萨义德

作者:[英]迈克尔·伍德




  在一大堆旧报纸中,我发现有一篇文章说爱德华是个可怕的教授。这种谴责无一例外很可笑,也显然有失公允,然而现在似乎已渐渐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非同寻常的推崇。爱德华发现自己终于被接受了,甚至是(许多)曾经驳斥过他的人。他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他所能指向的地方,他的著作在巴勒斯坦遭到禁毁,正如他指出的,这是因为他“敢于申斥我们自己的‘父亲大人’。”这些谴责的声浪如今又有了回音,《纽约时报》的讣告被弄得乱七八糟,到处是为往事致歉的文字,好像只提到将以爱德华的名字为一个党派命名。
  爱德华深深地迷恋于阿多尔诺的论述,阿多尔诺自信地指出,最优秀的现代艺术作为伟大而又注定要失败的艺术,是“从失事的船只上发出的绝望的消息——我们要活下去”。爱德华则认为,“一种处于危机之中的、抗争的、不妥协的艺术”既是传达绝望的媒介,也能成为现代社会非人道一面的有力证词。我想起爱德华最近一次在伦敦演讲,其对阿多尔诺、理查德•斯特劳斯和维斯康蒂的思考让人惊叹不已。在谈到这些人时,他说:“仿佛是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要过一种所谓的平静与安定的生活,或是想要放弃批判立场去换取官方的欢心,然而,他们的死却都与批判和流亡无关。”近几年来,爱德华患了不治之症已是众人皆知的事,正因于此,他不用再躲避攻击,也不怕遭到批判,但他的文字风格并没有因之而变得平和起来。他仍然以中年的文体写作,他无需变老,也无需使自己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作为他多年的同事,我们都很钦慕哥伦比亚大学的文体和讽刺大师弗雷德•杜比,并受其影响。他和莱昂内尔•特里林简直是两种人,虽然我们也很喜欢后者,但总觉得他和我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莱昂内尔一本正经,弗雷德则以他的黑色幽默消解着表面上的光环。开会时,弗雷德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发出叹息声,以此表示他对系里许多自命不凡,然而却考虑不周的计划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爱德华也有其狂热粗暴的一面。一旦他对某种观念或方法失去了兴趣,他就会武断地认为,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的人真是不可思议。他的知识范围极其广泛,思想深刻有力。虽然他时常也有些粗心,对细节不够注重,但他总能就事实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不记得因此和他吵过多少次,我们在一起交谈时,我刚好得出了爱德华早就得出的结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他又走在了我的前面。当我的薪水可怜地给加了那么一丁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点都没加的时候,他向我提出忠告:他劝我应该辞职,从另一所大学处得到一份工资上的承诺,这样哥伦比亚大学才会对你予以重视。出于清高,我说我不准备玩你们的游戏。爱德华叹了口气,微微一笑,说:“迈克,你现在就在玩他们的游戏。而且失败了。”
  要是你在一个月前问我,我会说我不相信英雄。而现在,我意识到,在我的心中已经有了英雄的人选——爱德华、前面提及的弗雷德•杜比、我在剑桥的师友彼得•斯特恩和我的父亲,他们代表了一个人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他们是知识、毅力、勇气、敏锐、正直、深刻的洞察力、正派、善良,以及其它许多方面的典范。甚至在他们逝世之后,仍有人想要和他们对话,仍有人设想着他们的回答。会有人为他们写下文章,甚至是一本本书;会有人从他们独辟蹊径和严谨精细的思想中获益非浅。但他们的离去仍让我们平添了无限的伤感。一方面,他们不会再参与论争,发表评论;另一方面,更年轻的一辈也不太能理解他们,不太会去效法这些人的提议。
  爱德华是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他喜欢人们——为他们自己着想——注意自己的仪表,因为他颇为欣赏体面优雅的绅士风度。我记起大概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应该是1964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刚到哥伦比亚大学,而他在我之前就开始在哥大工作了——我们谈话的对象是一件时髦的上衣(可能还不只一件),这是他从市区买来的,不是巴尼店,就是别的什么高级场所。他反复劝说我该去买上这么一件这种款式的,因为价格够档次;他每天都会问我你到底去还是不去。我不需要(而且也买不太起)这种品牌的衣服,但是经不住爱德华的死缠硬磨,最终还是去买了一件。黑色的。羊绒衫。很漂亮。伴随了我好多年。
  爱德华对他人的关爱像狂潮般热烈,又像一位医生在治愈着我们受伤的心灵,甚至在他得病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你看到他,你就会感到一阵暖意。更确切的说,你会觉得你变得更高尚了,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将比之前更为宽广、阔大。
  悲观的知识,乐观的意志。爱德华喜欢引用葛兰西的格言,他有充分的理由。但他既不是任何一类的悲观主义者,也不是唯理智论者或唯意志论者。他是最深刻、最忠实、最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者,是表面绝望内心坚守着理想和憧憬的乐观主义者。我记得在签署奥斯陆协议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争论。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爱德华一直在房间来来回回的踱步,一面一杯接一杯的喝着橙汁。我期盼着希望能够实现,但落入我视野的只是阴暗的一面。最后,我问他:“但是爱德华,你为什么相信有那么一天,事情会变得好起来?”他看着我,就好像我疯了:“我当然相信。要是我不相信未来,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当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前景变得更为灰暗,我常常回想起这次交谈,我开始理解,成为一名乐观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一个不朽的乐观主义者又该是什么样的。我想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但我的乐观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而爱德华才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在他去世的几天前,他还给我打过电话,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当时他刚从死亡线上逃过一劫,他比谁都清楚,他的生命的终点近在咫尺。而在电话中,虽然他的声音略显嘶哑和虚弱,但听上去仍和健康时没什么区别:开开玩笑,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精神也很好。我对他说:“爱德华,你是不可战胜的。”他回答我:“我不是不可战胜,而是不会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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