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仰望的幸福
作者：袁 颖
每次进了书店，不花够100块钱是决不肯出来的。每每面对五颜六色的书，我的表现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亢奋。
后来干了一段与出版八杆子打不着的行业，业余时间给杂志当写手。头一次去出版社领稿费，我站在路边对着高高的出版大楼发呆，想像着，编辑屋子里的稿子应该堆得像小山儿，有戴着瓶子底那么厚眼镜片儿的老编辑埋头其中……
能够终日跟书打交道的人是幸福的，我想。只是，那个时候的我尚不明了，就如同我站在高高的出版大楼下膜拜，那种幸福，只能仰望。
让一个对书近乎痴迷的人到出书的地方工作是个很不错的决定。2000年底的一次机缘，让我进入了天津教育出版社做了一名外版图书策划编辑。一切从零开始。我开始小心翼翼地追逐着我一直仰望着的幸福。
2001年的时候，我不懂什么叫做“版权贸易”。对外支付版税的过程没人指点，是我到税务局柜台问出来的。炎热的天气与税务人员不屑的脸连同版权贸易的所有流程让我印象深刻，从此我成了“行业能手”，可以独立处理从选题策划到最后对外支付版税的所有环节。
版权贸易编辑要做独立图书策划人，这是我从一开始就树立的目标。虽然不同的出版社对于版权贸易工作有着不同的运作模式，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版社的版权贸易人员仅仅是作为对外联络员存在的，他们更多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而脱离了引进版选题的策划与实施。这种责、权、利的脱节，既不利于调动人员的积极性，也不符合时代大背景对职业版权经理人的要求，还使得社内引进版选题缺乏整体的管理与规划。可喜的是，社领导一直支持我在完成版权管理工作的同时，全程独立策划引进版选题，参与从选题策划、对外谈判、合同签订、稿件审读、图书整体设计规划、成本控制与定价乃至市场营销的全过程。我深知，一个不懂得纸张、印刷的编辑不能是一个合格的编辑，一个不懂得成本核算的编辑也永远不可能站到出版人的高度看待出版的整个流程。“项目负责制”的模式使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一方面整合已有的图书品种，确立相应的主题版块，以便开始有目的地引进相应品种，丰富该版块；另一方面，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市场调研，找到市场与我社专业范围的契合点，确立新的主题版块，丰富社内图书品种。就这么一步一步稳扎稳打，一点一滴地积累，在从2002年至今的3年间，每年的引进版图书品种已经占到我社一般图书新书品种的10％。
一些人认为引进版图书比本版图书更容易做的观点我不能认同。其他因素姑且不论，单就外版图书自身而言，就绝不应是人们想像中的简单的“拿来主义”。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各个出版社面临的版权资源大体相同，“原材料”雷同，为什么有些出版社的东西就做得有味道，有些出版社就能把原本可以畅销的东西做得死掉呢?即所谓放进篮子里的菜都一样，做法各有讲究。可见对引进版图书进行“个性化”加工和强调编辑在图书产品上的“附加智慧”的重要性。编辑对图书产品进行整体构思与把握时，要保持思维的敏感度、跳跃性与开放性，摈弃中规中矩地在条条框框里想问题，让思维多些发散性、少些模式化，致力于打造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引进版图书品种。事实上，在最近的几年里，这种思路已经让我们尝到了甜头。我们在引进中并没有只盯着那些世界一流的出版社，而是放眼于一些并不受人瞩目的中小型出版社，挑选我们认为有特色、有潜质的品种，花不多的价钱买回来进行精雕细刻、深度加工。一些极具个性又适合中国市场的图书整体创意与规划，使得我们一些并非出自名社大社的引进版图书品种也能在面市之初便吸引读者眼球，在短短几个月内即创下销售佳绩。
做书的时候，我很享受那种跟我的工作伙伴彼此互动抬升，令工作效果螺旋式上升的感觉。出版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个集体合作项目。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到目前为止，凡是我觉得做得不错的东西都是跟我的合作伙伴们互动成功的品种。有的是我们在北京制作公司的电脑前48小时彻夜不眠边实验边排版的结果，例如，在面市之初便备受关注的美国引进版“心动了·情感专递”系列；有的是我和责编、美编、出版负责人一干人等到印刷厂盯机“吹毛求疵”，直到所有人员全部满意一一签字“画押”后方开机印刷的品种，例如，装帧设计的“漂亮”、“抢眼”为所有外行人所认同，但所有内行人则普遍认为“这美编够狠”的澳大利亚引进版“BB丛书”；至于那本自日本引进后先被制成中国书标、又获得亚太出版商联合会儿童类图书铜奖的《和谐——地球之诗》，则是我拉着美编一起“享受”上岛咖啡厅里午后阳光的结果。
此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习惯每读一本书就写下一些记录性的文字，绝不是读书笔记，而是“自以为是”地试着以业内人士的眼光对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评价，从内容、包装直到开本、用纸、版式，迄今为止已十几万字。因为我始终觉得，我必须不断吸纳别人的智慧才能让自己更加智慧起来，我从来都不拒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想问题。我也相信，每一种积累都会是一种提高。轮到自己做策划的时候，面对不同题材的书稿，脑子里总会马上闪现出我曾经看过的类似题材的图书，以及那些成品中值得借鉴的东西和需要规避的东西，这样，对于还没成型的东西也就有了一个初步的设想。
做这行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也有很多遗憾。一些人认为我做的书都比较感性，可能因为我这个人本身便过于感性吧，总让：“书事”左右了心情，有亢奋的时候，也有“沉沦”的时候。兴致高的时候会把新书的大招贴贴到家里的墙上“臭美”，招来“另一半”的呵斥：“你要把家也变成出版社啊?!”遇到才思枯竭的时候又总会忐忑自问是不是入错于行。更有一回，一连数日被这个问题折磨，沮丧不已，终于鼓足勇气要去跟总编辞职。就在起身的一刹那被同事拽回来接了个电话，是一位朋友要跟我“侃”书稿。那个电话说了一个钟头，说得电话里外的人情绪激昂。撂了电话的我大呼：“又有本好书值得我卖力啦!”同事不怀好意地催问：“刚才你要找总编干什么来着?”“汇报新选题!”这是我的回答。
引进版图书策划的工作苦乐参半。既有彻夜不眠挑战体力极限的时候，更有怀揣一张地图独自在国外寻找出版商洽谈合作项目挑战心理承受极限的经验。干了这一行，无时无刻不在考验自我的毅力与耐心。但作为编辑，那种自我认同感与职业自豪感是别的行业不能带给我的。爱书、买书、读书、做书， 占去了我生活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做书的过程很像一句广告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做得再好的书，也会留有遗憾，让我们最满意的一本，永远会是下一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理想中的图书就像是一位我永远追求不到的情人，追寻的过程冷暖自知，我却不断陷入， 不停付出，甘愿受苦，只为了那种自始至终都真实存在的、仰望可见的幸福感觉
(作者单位：天津教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