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读书》编辑的三个命题
作者：金炳亮
大胆“三无”
沈先生在总结回顾《读书》之所以迅速崛起并连续20多年影响中国当代思想文化潮流，其原因在杂志的编辑坚守“三无”的办刊理念。
何谓“三无”?曰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一句话，绝不先入为主，以我为中心，而是兼收并蓄，平等待人(着重指作者和读者)。因为胸无成竹，所以虚怀若谷，不受一左一右的路线指引；因为事无定见，可以不牵连于一恩一怨的羁绊；因为学无定说，也就不会以一宗一派为取舍。就像一块海绵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水份，有如一杯无色无味的水，却是人体最需要的养分，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态可以喝出百味。
这“三无”，沈昌文先生在自述中归结为《出于无能》，他说，“总结在《读书》这些年，略有所成，均得力于自承无能，于是才能较好地执行《读书》众帅意图，才能同许多名流学人打成一片，也才能少出一些事端”。这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谦虚，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沈昌文等一批编辑的办刊思路和办刊实践上。《读书》兼收并蓄，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迭出，新知、新见、新识纷呈，传统与现代，新知与旧识，域外杂谈与本土见识，共融于一炉，无论是赞是弹，绝不声色俱厉，而是点到为止。在不易察觉的和风细雨中，呈现出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风格，也正是“三无”办刊理念实践的结果。
《读书》的专栏作家王蒙先生显然是这“三无”的受益者，他进一步阐述：“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不相同的作者，才能真正显出一种恢宏，一种思稿若渴一种思贤若渴的谦虚和真诚，才能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吸引力容纳力。”
自然，这样一种办刊理念不一定适合其他刊物，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类型的图书编辑，但《读书》长盛不衰，却也可以从中得到颇多启示。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总纠缠于编辑的专与杂的争论，以为编辑应成名成家(无论是专家还是杂家)才有利于与作者对话，建立感情，拿到好稿。一个编辑在职业上成不成功，关键当然看能否组到好稿，而这一点并不取决于编辑是专家还是杂家，也许更取决于这个编辑的人格魅力以及进一步的操作能力。《读书》编辑的“三无”是一种人格魅力，它表现出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势。专也好杂也好，只表明编辑的学识和素养，这一点肯定有助于策划和组稿，但如果自以为成名成家，乃至在与作者的接触中流露出太多的自我表现，太多的自以为是，太强硬的立场，太生硬的棱角，则无形中把自己囿于窄小的圈子，多少好的作者、好的稿子因此失之交臂!于是，实践中我们看到，好多强势的编辑是既不专也不杂的，而专家与杂家不能成为一个好编辑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
又如，有一段时间十分强调编辑的策划意识和策划能力。固然，策划对于现代编辑极其重要，但也不能将策划的作用夸大到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地步。编辑的角色定位，不是策划，而是发现和选择——发现什么作者最具市场号召力，选择什么内容最具市场潜力，选择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开本、封面、版式、用纸等)最具市场冲击力，等等。策划的重点不是选题和写作，而应放在总体的选题规划和图书形式的外在包装、市场营销的推进等操作层面，而选题、作者和内容通常是不可策划的。
读者是什么
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编辑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编辑为作者、读者服务，是“两为”方针对编辑这一职业的具体要求和体现。邹韬奋在办生活书店时提出“竭诚为读者服务”，足以体现出版行业的核心所在和编辑的职业道德精髓。
这样看来，“读者是什么”的问题似乎应该有答案了。读者是出版业的消费主体，是出版人的服务对象。在市场经济时代，由于出版的产业属性和图书的商品属性，为读者服务是有偿的，读者对服务的满意度将直接影响其消费行为，并直接在出版业最主要的经济指标(图书销售)中反映出来。然而这种有偿性与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本质要求(“两为”)和编辑的职业道德要求并不矛盾，这一点，出版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所不同的是，在其他产业领域，消费者(顾客)的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市场这只无形手的指挥下，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人去开拓，去满足。所以在服务业，“顾客是上帝”是业界普遍接受的准则。但在出版业(文化服务产业的组成部分)，能否说“读者是上帝”呢?读者是上帝，意味着读者永远是对的，读者的需求永远、绝对地必须被满足，出版人、编辑对读者是依附的、崇拜的、无条件地服从的。显然，把读者定位为上帝，本身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本质：“两为”方针首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其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求我们提供的精神文化产品是进步的、有利身心健康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才谈得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为读者提供进步的、有益身心健康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及相关的服务，并不是读者的一切需求都要满足，这是社会主义出版与资本主义出版(以及一切以私有为基础的出版)的本质区别。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人与读者与市场的关系是：引导读者的健康文化需求，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市场，用进步的、有益身心健康的精神文化产品占领市场，使低级趣味的需求成不了气候，使不健康的市场追求不容易生存，变迎合读者为引导读者，变迎合市场为营造市场。
有识之士指出，读者不是上帝，读者是朋友。朋友之道，贵在开诚布公，以诚相待。健康的需求，我们无条件最大限度予以满足；低俗的、不健康的追求，则耐心加以引导，逐渐培育其健康品位。从营销的技术层面讲，要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努力提供全方面的优质服务，使好书尽快便捷地到达读者手中。著名出版家陈翰伯先生就经常提醒《读书》杂志的编辑要“事事都把读者当做平等的知心朋友看待。既不要居高临下，又不是心存欺哄”。有一次，沈昌文在一篇文章中说读者“应当”如何如何，陈翰伯先生看到后大为不满，当即表示“我们同读者是平等的，没权利教训读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要沈昌文今后写东西永远不要用这种口气。
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吕叔湘先生对《读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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