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姚名达与女子书店、《女子月刊》
作者：徐柏容
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创办人，是热心支持妇女运动的暨南大学教授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
一
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要从事的妇女工作，并不只是开办女子书店、编辑《女子月刊》，而是有一整套为妇女服务的计划。除了书店和月刊之外，还有女子图书馆、女子义务函授学校、女子奖学金等要同时兴办，并已分头进行，拟好缘起、章程等，并开展工作。只不过他们雄心过大而力量有限，其他几项工作都不如女子书店与《女子月刊》之成绩显著而已。
他们发宏愿要为妇女做种种工作，最初萌芽于1929年。当时姚名达还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他感到女性没有自己的历史，缺乏对自身的认识，没有为她们所需要的专用图书馆，提供她们需要的知识，因而立志研究妇女史，要撰写一部《妇女中国史》，创办一所女子图书馆。为此，他不断积累有关妇女的史料，购置了几千册的妇女图书，并进行《妇女中国史》的写作。不料，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在炸毁商务印书馆的同时，也炸毁了姚名达夫妇的家。为女子图书馆和《妇女中国史》积累的图书、史料以及写就的部分书稿，都被日寇付之一炬了。整个地摧垮了他为妇女拟做工作的计划。经此重创之余，他心忧的不是家业毁失，而是如何帮助妇女解放的事业，从而产生了要办《女子月刊》，推动妇女觉醒的念头。他把这计划与各地友人函商，虽然获得广泛的支持，但也不止一人建议，办刊物先要有书店为发行依托才好，于是又有先办女子书店的决定。所以，办书店的动机源于办月刊，而办月刊之动机则又源于启发妇女民智，推动妇女解放运动。
女子书店是靠姚名达、黄心勉夫妇掏出他们的稿费和积蓄启动的，所以经济力量很薄弱。但他们有许多朋友支持，甘愿放弃稿酬供给他们书稿。就这样，从最初租用圆明园的一个写字间筹办到1932年“九·一八”这天，迁移至霞飞路铭德里8号成立。一年多后，迁霞飞路523号，再后又迁至萨坡赛路219号。
女子书店首批朋友支援的书稿中，有中国公学教授章衣萍的《看月楼词》、浙江大学教授储皖峰、汪静之的《诗经情诗今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沅君的《沅君卅前选集》、大夏大学教授王国秀的《英国中世妇女生活史》以及金仲华的《妇女谈薮》、萧百新的《英国女优的日记》、陈叔时的《女性社会史考》、王茗青的《法国女作家》等一批女性所写或写女性的著作，成为女子书店出版的首批书。
他们的宗旨——按今天我们的说法，也就是出版方针是：发表女子的作品、供给女子读物，规划一方面要出版《女子月刊》，一方面重点出版《女子文库》。
《女子文库》计划每两年出版一集，每集100册，每一集内分10种丛书，每种丛书各有书10种，以统一的版式出版。这10种丛书是：妇女问题丛书、妇女历史丛书、女子文学丛书、女子艺术丛书、女子生活丛书、女子职业丛书、女子常识丛书、女子实用丛书、现代女作家丛书、儿童教育丛书。到1932年底书店创办的10个月中，已出版20多种。《女子文库》到第三年出版的数量就锐减了。而刚入第四年黄心勉逝世，姚名达心绪不宁，《女子文库》出版一度陷于停顿近半年，渐趋不振。
女子书店也打算出版男子作品、男子读物，如《弥罗丛书》、《大学丛书》等。《弥罗丛书》首批包括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华林的《艺术与生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徐仲年的《哥德小传》等；《大学丛书》包括国立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的《哲学十讲》、国立清华大学教授王了一的《法国小说选》等著作。
女子书店第二年也出版了30多种书。可是，由于资金不裕、开支不少而又人手不足，加以《女子月刊》一度被当局查扣，遭受意外打击，后来出书就寥寥无几，出现困局。虽然这时姚名达在店务、刊务方面担负了更多的事务，并将批发部委任新中国书局代办，但黄心勉已心力交瘁，就在女于书店成立3周年刚过不久的5月初病逝。姚名达突遭如此巨大打击，一时无法接受，如他自己在《女子月刊》上一则启事中所说“心绪不宁”，将《女子月刊》委请封禾子(即凤子)主编，对《女子文库》和女子书店业务，自然也就疏于料理。《女子文库》一时陷于停顿，而女子书店也就似乎渐趋沉寂了。
女子书店所出的书，从现在见到的有关资料中，只见到前三年的新书广告目录。大致可归纳为这样一些方面：妇女问题、妇女常识、妇女历史、妇女生活、妇女读本、妇女剧本、妇女书信、妇女小说、妇女诗歌、妇女日记、妇女文学史、随笔、银行要籍、艺术要籍、文学要籍和诗歌要籍。这些书不但都在原定出版范围之内，也与原定方针“发表女子作品，供给女子读物”完全相符。女子书店出版的这些书，不但其作者如前面介绍的第一批书那样，多是大学教授，而且也大都富有文化内涵，有益于女性文化建设。这可说是女子书店的一大特色，这既与黄心勉、姚名达热心为妇女解放运动分不开，也与姚名达的大学教授身份分不开。
女子书店的另一大特色，是有别于一般民营书店的商业性质或如商务印书馆那样的文化、商业兼有性质，而可说是纯文化的性质。这不仅是由于姚名达、黄心勉夫妇是文化人出身，而且是由于他们把女子书店、《女子月刊》完全是当做文化事业来办。他们不但不以办书店、办刊物维生，而且以自己的薪金、积蓄投入办书店、办刊物。他们当然没钱长期投入，也想书店、刊物能自给乃至有赢利。但从一开始，他们就明确：如有赢利，是要用来办女子图书馆、女子义务函授学校以及女子奖学金等“为妇女作智识上的服务”的女性社会事业。只是女子书店、《女子月刊》就从未有过赢利，有钱人又不愿投资相助，直至心力交瘁而壮志亦未能酬罢了。
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正式停办虽然是在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全面抗战烽火燃起之时，但此前几年的女子书店始终是在艰难中拼搏。女子书店的困境，虽然主要是由于资金无着，但也与姚名达、黄心勉夫妇毕竟都是文化人，虽娴熟于编辑工作而商业经营经验却不足也有关，发行渠道不十分畅通，以致后来不得不委托新中国书局代办，就是一个例证。《女子文库》的发行，由于姚名达在商务印书馆时曾编过《万有文库》，也曾效法当初《万有文库》折扣预约的方法以图疏解资金、销路之困，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收效也不像《万有文库》那么大。
二
《女子月刊》创意于女子书店之前，而创刊于女子书店成立之后的1933年3月。因此，1933年的《女子月刊》只有10期，与此后的每年1卷12期不同。
黄心勉去世前，《女子月刊》是采用23开本，从1936年第4卷起，改用16开本。在用23开本形式时，每期篇幅并不固定，悬殊较大，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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