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编辑起码

作者:聂震宁




  2005年最后一期《中国编辑》,要开展“做一本比生命还要长的书”的专题讨论。大约是我为该刊上一期写过题为《一本书主义与一本书运动》的卷首语,在主张上彼此不谋而合的缘故,编者约我为此专题再写一篇东西。出版业内同好,相敬不如相应,况且前一篇写罢,有些意犹未尽,于是应承下来。
  “做一本比生命还要长的书”,立意高蹈,志向远大,雄心万丈。业内凡有志者,莫不作如是观,莫不作如是想,莫不为此热血贲张,莫不“众里寻他千百度”。然而,倘若要追问,“比生命还要长的书”从何而来?如何做成一本“比生命还要长的书”?以我的经验和能力,还不敢回答。事情就是这样,发明一种发明的方法,比发明本身来得要困难得多,当然也重要得多。
  问到“比生命还要长的书”从何而来,很有点儿像探讨传世名篇的来源,势必各师各法,莫衷一是。占往今来,文源之说多矣:“诗言志”,“发愤以抒情”,“圣贤发愤之所作”,“感悟吟志”,“文章者,原出五经”,“登高之旨,睹物兴情”,“文生于情,情生于境”,“政之感人,犹气之感物”,“不得其平则鸣”,“愤怒出诗人”,“模仿说”,“再现说”,“表现说”,“结构说”,“解构说”,“社会需求论”,“生活源泉论”,“主体论”,“主客体统一论”……如此等等,学说已成百家,理论蔚为大观,却仍有大量例外存在,让评论家大跌眼镜的意外屡屡发生,让无数后学“人歧途泣之而返”的故事未能穷已。文源之说既然如此,就不必说附丽于其上的编辑出版之事了。简言之,无数的好书产生了无数的经验,而无数的经验却产生不了相应的好书。有编辑靠执著做成了好书,有编辑执著一生,却只做成了一个好人,书却乏善可陈,还有人不时演出“饿鸟自有飞来食”的童话;有编辑才高八斗,做成好书传世,有编辑学富五车,却终生与平庸书结缘,还有那以平常才学撞上高格之书的编辑,顿时就成了江湖名士。事物的伪因果关系害得好为人师的我们屡屡受挫,多因果关系又使得“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的教诲大受质疑,求因欲始终让诚实者心有不平。
  既然“比生命还要长的书”从何而来如此难以说清,那么,如何做成一本“比生命还要长的书”就更复杂了。经验告诉我们,复杂的事情或许用简单的方法能够解决。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唐穆宗时在杭州做刺史。一次,他去拜访著名的鸟巢禅师,请教佛法的精要。鸟巢禅师对他只说了8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大诗人不满意,说:“三岁儿童都懂得。”禅师答道:“八十老翁行不得。”大诗人当时便有顿悟。鸟巢禅师说的是佛家起码的要求,起码的要求三岁儿童都知道,可是到了80岁也未必做得到,这就是佛法的精要。那么,要做成一本“比生命还要长的书”,似乎也可以先看看有哪些起码的要求。
  
  一个编辑,一个出版社,要做出好书来,依我的浅见,起码要做到以下几点。
  
  起码要爱国。我们的出版,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出版,体现的是中国人的精神,承载着中国的文化,服务于中国的读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进步。一个中国编辑,爱国势必忧国忧民,爱国便会追求真理,爱国方能庄重自强,爱国自会服务社会,爱国才可能更多地重视“国产书稿”,爱国才可能努力推动“国产图书”走向世界。
  
  起码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的内涵应当包括图书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学科专业以及社会各个方面近期和长期的价值,这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应当只把它当成是社会对我们的规范,还应当成为我们出版人的职业精神和价值诉求。高度重视社会效益,我们的出版物才可能注重导向,才可能注重文化价值,才可能注重专业贡献,才可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才可能不被旨目的市场所裹胁。
  
  起码要有责任心。起码要有社会责任心——作者、学者可以文责自负,出版者却要为社会、为读者把关,因为这是公众传播行为。起码要有专业责任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凡有不知者,既不要轻判他人文稿的生死,也不要好为人师,指导作者走入歧途既不要追星炒作、大言欺世,也不要成为一个个“绣花枕头”图书的“绣花枕套”。起码要有道德责任心——遇上污言秽事要有排异反应而不会生出嗜痂之癖,面对有悖道德伦理的书稿,无论多么畅销、多么一夜暴富,也不会为之所动。起码要有职业责任心——订正文稿,疏通文句,这是编辑最基本的工作,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无所用心,更不能以讹传讹,让谬误流传,误人子弟。
  
  起码要讲诚信。如今提到诚信,不少正派的编辑可能有“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感受。社会诚信缺失,有识之士正在奋起拯救,然而,作为承载社会良知的编辑,有的竟然也去做欺诈之事,出伪书,造假货,报假信息,挂羊头而卖狗肉,挂名牌而卖思想垃圾,实在让同行汗颜,令世人侧目!
  
  起码要尊重作者。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文稿是出版社的雨露甘霖,这些话如今是很少说了,但并不说明它们不再是真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从出版之本未来看,作者与文稿就是出版之本。但是,我们不少时候却弄得本末倒置,或轻贱作者,或捧杀作者,不时还会驱使作者草草完稿,大行破坏他人精心写作之能事,眼中惟有利润,心中岂有他哉!
  
  起码要尊重读者。有的编辑把读者看成是市场,这话只对了一半。当掏钱买书时,可以把读者看成是市场,可是,当他读书时,那读者才显现出全部的“读者价值”。所谓“读者价值”,即指:读者从图书和服务中所能获得的总利益与所付出的代价的性价比。编辑理应让读者更多地感受到出版物带给他们的价值。读者将使得人类的知识传承,使得出版业继续存在和发展,有读者在就有编辑在,广大读者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起码要有奉献精神。一部佳作问世,作者可能是在编辑的精心指导下才得以成功,也可能是编辑在中间立有点铁成金之功,还可能就是编辑沙里淘金,直接帮助作者完成或完善了书稿,那主角总是作者本人。往往是,作者一朝成名天下知,编辑的贡献却往往鲜为人知。更有一类编辑,满腹经纶,字字珠玑,却终日忙于成人之美,以助作者出书为乐,没有奉献精神何至于此?一个编辑没有奉献精神,再好的书稿也可能被弃若敝履,更不必期望他能为别人的书稿奉献智慧和心,血了。
  
  起码要有一点儿创新精神。重复出版没有创新精神,拾人牙慧没有创新精神,东拼西凑没有创新精神,“贵远而贱近者”没有创新精神。内容产业,内容产品,总以内容创新为王,持续改进创新为荣。而徒有其表却无其实者不是创新,徒有豪言壮语而无实际行动者不是创新,趋炎附势不是创新,花里胡哨不是创新,故为艰深托于古奥不是创新,刻意求大动辄规模不是创新,肆意求变标榜创新也不是创新。
  
  起码还要有一点儿学习精神。一部书稿,意欲出版,最危险的事就是遇上无知的编辑,而最致命的则是编辑不仅无知而又自以为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此编辑,怎么得了!为了避免我们的无知,只有学习;为了避免我们不仅无知而又自以为是,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干脆这么说,一个编辑要做“比生命还要长的书”,却不打算持续地学习,一个出版书的人却不爱读书,没有比这样的事情更滑稽的了。
  上述种种编辑起码,说到底也还只是起码,决不是说一旦做到,传世之作便在生产流水线上制作而成,一本“比生命还要长的书”就真的长命百岁了。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连这些起码的要求都达不到,那么,一切都将是空话。这是出版业的ABC,这是出版业的最高机密,不知道各位编辑同行以为然否?
  于2005年中秋之夜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