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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编辑学的群体研究
作者：许淳熙
由于编辑客体的差异，科技编辑与社科编辑无论是在编辑理念上，还是在编辑方法上均存在相当的不同。反映到论文著作中就是论述科技编辑的文章，社科编辑很少去读；反之亦然。然而《独语》却同时在社科编辑领域和科技编辑领域中引起强烈反响，《走向编辑灵魂的圣坛》（以下简称《圣坛》）的问世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圣坛》的七十余名作者无一不是在阐发心声，少有一般书评惯用的媚俗文字。翻阅《圣坛》中一篇篇作品，会发现散布于全国各地的编辑，无论年龄大小、编龄长短，不论是图书编辑、期刊编辑或是报纸编辑，是科技编辑、社科编辑或是文艺编辑都沿着同一个坐标系汇聚，形成了群体思维无比的张力。在《圣坛》中，我们处处可见由《独语》引发的充溢着激情、涉及面更为广阔、追问层次更加深刻的思考。因而，《圣坛》的出版使人深深地领悟到编辑群体的力量是何等的不凡。因而，《圣坛》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有可能促使编辑学群体研究的形成。
群体研究是指一批志同道合者，围绕着某核心课题在研究过程中进行学术思想交流和争鸣探讨的一种研究形式。其中的关键点是在群体中存在着思想交流和争鸣探讨。在科技史、思想史上，群体研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墨家学社、古希腊柏拉图创办的雅典学园已初具群体研究的功能，到近现代群体研究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影响深远的控制论思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罗森勃吕特领导的“科学方法讨论会”上，参与讨论的有物理学家、工程师、医生和数学家等。他们分别从数理统计、逻辑学、电工学、通信工程、神经生理学等多种角度提出问题，交流互补。维纳把通信控制、机械控制、生物体自动控制等加以类比、概括和综合，形成了独特的新思想，即控制论。由于该讨论会每月一次在哈佛大学的餐厅中举行，故控制论的诞生被称为“餐桌上的思想火花”。
法国的布尔巴基聚会是群体研究的又一范例。20世纪20年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破坏，法国数学界出现了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局面。当时有一批年轻人在法国科学界沉闷的气氛中得知德国、波兰、匈牙利的数学在飞速发展时，就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决心担当起复兴法国数学的重任，继承从费尔玛到彭加勒的光辉数学传统。他们组成一个小组，以法国历史上一位将军布尔巴基命名。“布尔巴基小组”决心用结构方法重组数学，完成一部巨著。具体办法是：当每卷的主题确立后，由一名志愿者完成初稿，然后在布尔巴基聚会上宣读，大家共同评论。一部书稿往往被驳得体无完肤，当场撕成碎片，每一卷都逃不脱重写的命运。在布尔巴基的成员中没有权威，谁都可以直抒己见，没人能在辩论中保持不败。每次聚会都争论激烈、大喊大叫，以至外人误以为是“疯子集会”。就是在这种严酷的批评和争论中，“布尔巴基”把自己锤炼为一个著名的数学学派，他们当中的许多成员迅速成长为颇有影响的一代数学家。
群体研究之所以能够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这种研究方式具有许多长处。比如，随着社会的发展，任何研究领域中问题的难度总是越来越大，经常大大超过某个个人的能力，此时，群体攻关显然是唯一途径。又如，研究离不开交流，离不开互补，群体研究中的成员经常性的交流探讨，能够提高研究效率，加速成果的产出。再如，开展群体研究可以形成一种自然的竞争与淘汰关系。由于研究群体具备开放性，经常会有新的成员加入。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观念、方法、技术、表达等碰撞，其结果往往是产生种种的重组、无情的淘汰，使整个研究朝最优化方向迈进。
对于有志于探讨编辑学、编辑工作、编辑文化等的同仁来说，开展经常性的群体研究，其收获远比一个人独自研究大得多。实际上，这也是笔者的亲身体会。
早在1989年，《华中理工大学学报》主编钱文霖编审领导创办了一个以探讨科技编辑方法论为主旨的学术沙龙。笔者曾在1993年发表于《中国出版》上的《登高览群山——记科技编辑方法论的首倡者钱文霖》一文中，对该小研究群体的活动状况进行过描述：“在一间简朴的小会议室里，每逢单周星期一下午就挤满了人。有科技编辑研究生，有出版社和期刊的编辑，偶尔还有校外慕名而来的同仁。大家无拘无束，或介绍学术会议、报刊的信息，或提出工作、研究中的难题。或报告自己的写作提纲、论文，相互切磋，大胆探索，形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有时为了一个观点争得不可开交，但真理越辩越明；有时对于一篇论文推倒重来，重来的又推倒，但文章越改越好。数度春秋，长聚长新。”
该学术沙龙有许多特点。
第一，参与者专业背景多样，年龄、编龄层次丰富。各有所长的编辑们在一起共同探讨，既有一致的基点，又有各自的经验，点线纵横、多角交叉，容易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例如，省略是科技文献中常见的现象，人们习以为常，但在交流中大家体会到，如果对省略的类型、方式、特点、规律等一一总结，就可以形成一种省略方法，从而指导编辑检查文稿。科技编辑方法论中许多实用的方法如特征法、比较法、检序法等等都是在这样的交流中产生的。
第二，活动中允许善意的然而却是尖锐的批评，不搞虚伪的溢美之词，只进行无私的相互促进，体现出一种既生机勃勃，又严谨求实的学风。科学研究就是这样，在反复中前进，在分析下综合，在争鸣中提高。
第三，大家认识到在编辑学的研究中，如果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扎实认真的态度，则对编辑学的健康发展不利。事实上，在已正式出版的一些编辑学论著中，各类错误并不鲜见。作为编辑若自己不能严谨治学，何以要求作者。因此，既重视理论研究又强调实际应用，既探索方法的指导意义和普遍规律又注重方法的可操作性，是该活动的又一鲜明特色。
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以“从形式到内容的认识途径”、“由外行向内行的辩证转换”、“靠一般对个别的统帅作用”三条基本原理为经线，以“系统方法”、“信息方法”、“逻辑方法”、“数学方法”、“范畴方法”、“心理方法”、“美学方法”、“直觉方法”等八个元方法为纬线，并纺编起数十个普适的具体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实际背景，都能在编辑出版工作中的某些方面发挥作用。由此，这一研究也获得了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在这个群体中，求实、求深、求新、求精形成气候，互学、互帮、互补、互促蔚然成风，同时也越来越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吸引力。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后，坚持了近十年的该研究群体由于种种原因解散了。
从实践来看，形成一个编辑学群体研究需要如下一些基本条件：一是需要有一个引发共同兴趣的坐标系，或者说有一个吸引人的内涵丰富的研讨对象，此为产生群体的动因；二是已经出现了一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爱好者，以确保群体的凝聚力；三是需要有数位核心成员，以便在活动中发挥组织作用与带头作用。关于开展群体研究是否需要有学术带头人，或许不是决定因素，比如，布尔巴基聚会没有明确的学术带头人；但学术带头人对研究的发展、对群体的稳定、对成果的总结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成员无法替代的。同时，如果一个群体研究活动能坚持较长时间，其成员中将会产生学术带头人。此外，工作单位、学术组织、刊物媒体的支持对于群体研究的开展十分重要。有关群体研究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如相邻单位的几个人十几人开展小群体研究，有地缘之便；学会组织的大群体研究，有较强的开放性；社科编辑和科技编辑共同参与的群体研究，有横向联系的特点。群体研究的形式是为群体研究的内容服务的，没有一定之规，只有不断改进。
参考文献：
[1] 任火. 编辑独语.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
[2] 高起元. 走向编辑灵魂的圣坛.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3] 许淳熙. 学术沙龙与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1995，13（1）：6-79.
[4] 许淳熙. 一个探讨编辑学的沙龙. 编辑学刊，1993（2）：17-18.
[5] 钱文霖. 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6] 许淳熙. 登高览群山——记科技编辑方法论的首倡者钱文霖. 中国出版，1993（12）.
[7] 王曼. 试论编辑学的群体研究[学位论文].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1997.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