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过河勿忘摆渡人
作者：李国文
30年代，丁玲的第一篇作品，我记不得是《梦珂》，还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了，是经当时在《文学周报》担任编辑的叶圣陶发表出来的。从此，她走上文学之路，从此，她闻名于文坛。后来，她到了延安，再后来，又到了北京，担当了文学界的领导。地位变了，身份高了，但她对于叶圣陶，这位第一个发现了她的才华，第一个刊发了她的作品的编辑，始终怀着一份敬意，即使进城以后，对叶圣陶也是执弟子礼的恭敬。
40年代，刘白羽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时候，从家乡来到上海。他由于认识靳以的缘故，也就结识了时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当编辑的巴金。几位朋友在初次相见的交谈中，座中有人提到这些年来，刘在各地报章杂志发表的作品值得关注。也有人建议能不能找来拜读一下，先睹为快。刘白羽很抱歉，因为出门在外，未曾携带旧作，一时难以应命。但巴金却从书桌里捧出一卷剪报，令刘白羽喜出望外的，是这位作家兼编辑，或编辑兼作家的有心人，早就有意将他的这些作品结集出版。因此，他的第一本作品集，是由巴金作编辑，得以问世的。
这或许是中国文学运动中的一个特色，作家即是编辑，编辑亦为作家。我们读《鲁迅全集》中的书信集，洋洋两大卷，其中既有他与书店的老板，与杂志社的主编，与报纸副刊的编辑，涉及编稿、修订、印刷、出版、发行、销售、稿费、版税等等事宜的信件，也有他作编辑时与作家，与文学青年，与普通读者的交流、探讨、指导、商洽等信件。
这些通信中，如《浙江潮》的编辑许寿裳，《新青年》的钱玄同，《晨报副刊》的孙伏园，《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申报》副刊《自由谈》的黎烈文，都是著名的作家和学者；而即使如北新书局的李小峰，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这样的出版家，甚至像陶元庆、钱君这样的设计封面的美术家，也是述而有作、学著有成的文化人。
鲁迅有一篇大家都熟悉的文章，叫作《阿Q正传的成因》。其实，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反映编辑与作家作品生成过程中的合作关系的一篇最典型的文章。文中写道：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正传》这部不朽之作，就是这样不经意地，也并不怎么当回事地，出现在人们眼前。可以说，没有孙伏园，就没有阿Q。虽然，鲁迅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因此，更可以说，没有这位副刊编辑，也就很可能没有《阿Q正传》。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我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话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尽责的编辑形象，而且，也看到一个有识见的编辑形象。能拿到好稿子，是好的编辑，能拿到好稿子以后，如璞剖玉，将稿子的闪光部分充分展示，那就是更好的编辑了。孙伏园将《阿Q正传》由“开心话”栏目转移到“新文艺”栏目，一转一移，对于这部作品由浅层次向深层次升华，减少其趣味性的负担，而向人物的这种农民本质所涵盖的国民性方面着力，完成其不朽使命，编辑之功大焉！
一个作家遇上这样一个编辑，是他的幸运。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
如果孙伏园不曾离京，如果能够像今天这样方便，视像传递，电子排版，用不着那么早发稿，如果这位编辑手边有一台笔记本电脑，给鲁迅发个E-mail去，求他刀下留人的话，也许我们还能读到更丰富、更完满的有关阿Q的细节。
当然，这就是永远的遗憾了。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真的看到了作家与编辑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鲁迅和孙伏园都是语丝社同仁，都是彼此熟知的朋友，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反对新月派的过度崇洋、同时又和甲寅派的特别守旧作抗争的同一营垒中人，才能这样坦然交往、推诚相处的。
其实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由于发表了一篇作品，尤其是处女作，写在稿纸上的钢笔字，变成为散发出油墨清香的印刷体，那种微妙感觉对作者来说，难以用笔墨形容。也许这位作者和处理你稿件的编辑，不谋一面，素不相识，有了这次文字交道以后，对于编辑发现的知遇之情，能维系得很久很久。我今年七十多岁了，还记得1957年那个夏天，我到《人民文学》编辑部被约谈的情景，相隔近半个世纪，对于在座的那几位编辑，音容笑貌，宛然在目。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体会，作者与编辑，其实就是坐船人与摆渡人的关系。
任何一个作家，不管他多么伟大，多么天才，在他文学途程的起步阶段，总会要经过一个从不是作家，到成为作家的过渡时期。任何一举成名，天下皆知的作家，敢说自己一开始就不曾跟编辑打过交道，如同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成为齐天大圣，是绝不可能的。
每个成名作家的早期，都要跨越那条横亘在面前的河，方能到达成功的彼岸。河也许并不算宽，可你个人是跳不过去的；水也许并不算深，可你是游不过去的。而且这条河上没有桥，必须有一叶扁舟，载着阁下，渡过去，才是一名作家。
风雨无阻，划船摆渡，助君成功，送君远行。
在河这岸等着你上船，渡你过去，这就是编辑的工作。至于你能不能渡过去，系于你的才华，你的天赋，你的想象力，你的努力，但你只要出现在河边，他就会载你过去，那就是编辑的良心！
所以，对一个在文学途程上开始起步的人来说，过这条河很关键，这条河上的渡船也很关键，这条河上摆渡的船夫则更是关键。过去了，阁下就成为一位作家，而过不去，就是一位永远的文学爱好者。因此，这些划着渡船的编辑，沐风栉雨，摇橹扳桨，甘忍寂寞，宁愿无名，把一批批作家送过河去。
作为乘客的我们，不管登岸以后多么光辉，多么发达，是不应该忘记摆渡人的。
但这是一叶扁舟啊，类似李清照词中的“载不动许多愁”的舴艋舟，很小，很小，是不能普渡慈航的。渡过河去的是少数，所以，有幸登船的乘客，确实获益于编辑的慧眼，得以展现文学天才。如果一旦被编辑忽略过去，也许一生从此与文学无缘。但新时期文学之所以繁荣，有如此多的作家涌现出来，很大程度归功于编辑的发现。若是有一枚功劳章的话，那还真像一首歌唱的那样，有作家的一半，恐怕更有编辑的一半。因为读者只记住作家，而编辑是谁，不大会有人关心的，冲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牺牲精神，也应该过河勿忘摆渡人的。
因为，作家在他成名之前，总是要通过编辑的劳动，使原稿变为铅字。在这个摆渡过程中，斟酌、推敲、加工、润色，无处不注入编辑的心血。甚至，对不起，有时候原稿实在水得厉害，编辑不得不卷起袖子，由接生婆扮演产妇，角色变更，直接动手替作家增删改削，乃至重新写起，另开炉灶，也是屡见不鲜的事例。
所以，一些极个别的作家，尚未成功的时候，希望上船，好话说了千千万，张嘴老师，闭口前辈；上得船来，对摆渡人满面笑容，谦逊恭谨，甚至打躬作揖，点头哈腰，恨不能提茶倒水，侍候场面；可登上岸去，成了名人名家，对摆渡人的态度，便冷热不同，炎凉有别，反差强烈，令人寒心。他们把那位辛辛苦苦将他送过河，然后在河边痴痴地望着他成功远去的船夫，早忘得干干净净。登门时爱答不理，见面时恍若路人，说话时脸上带霜，约稿时傲慢骄倨，这副浅薄心胸，小人嘴脸，对做过文学编辑的人来说，当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当过编辑，也认识很多编辑朋友，谈起极少数的这类作家，虽不禁摇头，但作为摆渡人，是绝不会因此而消极，而怠工，而摔耙子不干，照样在河上驾着一叶扁舟，为能使作家登上彼岸而其乐融融地工作着。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