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编辑与学界的情谊
作者：傅璇琮
这使我想起北京大学中文系孟二冬教授在其新著《登科记考补正》的后记中，也曾提及我，说：“有幸的是，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在成书前投寄刊物时承蒙傅璇琮先生审阅，傅先生提出不少珍贵意见，予皆得以承纳修订。”孟二冬同志近期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劳动模范称号，报刊、电视台都作了报道。《登科记考补正》是他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他于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做此项目，有时与我就唐代科举问题磋商。他在后记中如此提及，联系上述陈星同志的后记，我作为一个编辑，能与学术界人士有较真切的交往，并得到学者真情的回应，深有自勉之感，并有所启示。
所谓启示，就是我于1958年，自北京大学中文系助教先后调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那时还不过二十五六岁，就立有一个志愿：要做一个好编辑，当一个有研究水平的编辑。我想，编辑当然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审读稿件，把住质量，但同时要开阔视野，组织选题，这就需要提高本身的文化素质和学术修养，尽可能使自己在某一专业领域有所发展。先举“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个例子。
20世纪50年代中期，唐代文学研究前辈陈友琴先生曾编有《白居易诗评述汇编》，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来，他又有所增补，想出一新版，但科学出版社出于分工考虑，不再接受，于是陈友琴于1959年与中华书局接洽。当时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徐调孚先生，既是老编辑专家（解放前就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又是学者（曾为王国维《人间词话》作注，又翻译过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他很重视陈先生此稿，就征求我的意见，并叫我做责任编辑。我在审读、加工此稿过程中，产生一种想法，即不限于一个作家，可有系统地辑集资料，以便于对古典文学作系统性、历史性的探索，因此提出一个方案，即由中华书局出面组织，搞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领导当即同意我的建议，于是把陈友琴先生这部书改名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后来相继约《陶渊明卷》、《柳宗元卷》、《红楼梦卷》及文学编辑室自己编纂的《李白卷》、《杜甫卷》，我自己则利用业余时间编了两部，即《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杨万里范成大卷》。这套书陆续出版，对古典文学研究有很大影响。“文化大革命”后，从80年代起直到现在，这套书仍在陆续编印中，自汉魏至宋朝，如《三曹卷》、《王维卷》、《韩愈卷》、《苏轼卷》等，成为中华书局出版的极受海内外关注的品牌。
1959年8月，当时一位宋代文学研究老学者孔凡礼先生，又托陈友琴先生介绍，向中华书局送来他所编的《陆游诗评述汇编》。当时编辑室主任徐调孚先生也交我处理，我们就按统一计划，定名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不过当时另有一位学者齐治平，也编有陆游诗评述资料稿，送交中华书局。此稿可以与孔凡礼先生稿“互补”，编辑室就叫我做责任编辑，将两稿合为一书，实际上是由我加以重编。当时中华书局还与孔先生联系，希望以他的名义为此书写一前言，而他却感到为难，不能写。徐调孚先生认为既由我统稿，就索性由我起草这一前言，仍用孔凡礼先生的名义。据说，孔先生阅后很满意，但他当时并不知道是谁写的。2002年，中华书局筹办成立90周年纪念，编一本《我与中华书局》，请不少专家学者撰写回忆文章，孔凡礼先生就写有《我和中华书局因陆游结缘》一文，其中便提及当时起草前言一事，说：“我看了这篇文章，不禁拍案叫好。这篇文章给我解了围，帮了大忙。后来才知道，这篇文章出自傅璇琮先生之手。在我写这篇回忆文字的时候，重温了这篇文章，和40年前一样，赞叹不已。这篇文章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他还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我“在当时，把握全局和驾驭这些材料的能力已达到了很高的地步，《前言》对全部陆游资料起到了统率的作用”。我起草这篇《前言》时还不到30岁，现在读到孔凡礼先生这篇回忆文章，对我当时在编辑工作中能为学者服务，能达到一定学术标准，确很自慰。
我任这部《陆游卷》责编，还有一事值得一提。我审阅全稿（约八十余万字），发现所辑集的资料中，于清人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一书，辑有元朝高明、余尧臣《题〈晨起〉诗卷》两文。高明即高则诚，高则诚是元代南戏名著《琵琶记》著者，《晨起》则是陆游之诗，高明、余尧臣二人在读陆游此诗后写有读后记，孔凡礼先生是把它们作为后人对陆游诗的评论资料而收辑的。而我在阅稿中却注意到两点，一是高明（则诚）的诗文，今人曾有所辑集，但未收有此文，可以作为佚文补辑；二是可以补证高则诚的生平事迹。余尧臣在自己的题记中，讲到高则诚所作题记，时为元至正十三年（1353）。余尧臣就说，六年后高氏病逝于四明（今浙江宁波）。余尧臣为其友人，时间相近，所记可信，由此则高则诚之卒离明代建国即洪武元年（1368）还有九年，而过去的记载，从明代的《南词叙录》、《留青日札》、《闲中古今录》，至现代人著作，包括一些文学史著作，都说这位《琵琶记》著者曾应明太祖朱元璋之召征修元史，后以老病辞归，即是由元入明的。我即由此撰写一文，题为《高明的卒年》，后刊于中华书局所编的学术刊物《文史》第一期（1962），定为高则诚卒于元时，非为入明以后。此文刊出，受到学界注意，当然也有异论，后经一些学者进一步考订，确定我的这一说法，并已写入文学史著作。1962年，我正好虚岁三十，这篇文章算是我早期较有学术意义的文章。我并不是专门研究戏曲的，而我之所以能由此一破成说，即得益于编辑的阅稿工作；当然这里还得靠自己的文化学识，如果我当时并不注意高则诚生平事迹及可疑之点，也就不会着意于此，错过这难得的机遇。
再举“文化大革命”以后，约七八十年代，我与学界接触并有利于出版工作的三例。
一是关于《万历十五年》。大家知道，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有不少有关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著作，享誉于中国海峡两岸及日、美与欧洲英、法等国。北京的三联书店已出版了他的好几种大部头专著，但他为人所知，实事求是地说，是从中华书局出版《万历十五年》开始的。
我于70年代后期，与书画名家黄苗子先生较有接触。当时中华书局在王府井灯市西口，黄苗子先生仍住南小街，相距不远，由于志趣相近，我们经常相聚，或通信笔谈。1979年5月23日，他给我一信，说：“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我当时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接到他交来的书稿后，就马上阅读，并于6月16日写了审读意见，对书稿立意之新作了充分肯定，当然也提出一些具体修改意见。当时大陆出版海外之书是非常少的，可能多少有些顾虑，经与几位领导商议，终于接受出版。《万历十五年》最初由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写成，后由他自己译成中文。因他长期居于海外，所译的中文，颇有隔膜，较费解。我与黄苗子先生商洽，请我在北大求学时的一位同窗好友沈玉成同志对全书作了一次全面的文字加工。沈玉成时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他文笔快，有文采，著者阅后很满意。中美之间距离遥远，当时邮寄也不便，但历尽艰难，这部书稿终于在1982年出版。此书初版就印了27500册，且很快销售于海内外，此后并有日文、韩文、法文、德文等译本，都是据中华书局本翻译的。黄仁宇先生在书前序言中特别提出：“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以后我每一次翻阅此书，总有编辑工作者的欣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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