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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刊号”的意义
作者：谢其章
保护古旧期刊并将其版本价值提升为与“古籍善本”比肩而立的地位，当然是版本理念转变的一件好事，而如何保护好、利用好古旧期刊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譬如，一种期刊的完整与否(即一种期刊到底出版了多少时间、出版了多少期册的准确数据)，就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已经做得很不错了（那些比较权威的期刊目录亦未可尽信），仍需要我们不断地利用手中掌握的实物（原版期刊）和史料线索做一点考证辨析的细活。需要做的事很多，方法手段亦不尽相同，我自己则是把“终刊号”作为一个切入口，亦略有心得。判断一种期刊的完整与否，“创刊号(创刊号之前有可能还出过试刊号)表示它的起点，终刊号表示它的结束”，这是最简单的公式。创刊号一目了然，有诸多醒目标志，无须多费周折，而“终刊号”的断定则须“小心求证”，下一番功夫，“终刊不终”的例子很可举出一些。如果不能首先确定一种期刊是否完整，接下来的研究结论必然要打折扣。
陈思和教授在《杂志杂谈》一文里说道：“一本杂志的创刊号似乎并无什么可说，倒是它的终刊号更耐人寻味。”台湾中央图书馆研究员张腾蛟先生在《搜集杂志创刊号》里也多次提到“终刊号”的苍凉：“没有一本杂志不希望延年益寿长命百岁的，然而，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对于一份杂志来说，诞生固然喜悦，夭折又是何等的悲哀……著名杂志的创刊号很珍贵，可是，当得不到它的创刊号时，弄到一本它的结束篇也行。”诞生有一千个理由，死亡也有一千个理由，折射在一本有血有肉的期刊上，我们感悟到的是同一个理由。一百多年来，有数不清的期刊庄严地、热烈地创刊(读读那些壮怀激烈的“发刊辞”便知)，接着，一鸡鸣而一鸡死，便是数不清的期刊“无可奈何花落去”地终止。与创刊时的热闹相比，终刊往往无声无息，甚至“不知所终”。我们往往不能准确地说出一种期刊最后结束的日期。这里先举手边一个刚刚获知的例子。“《女声》月刊，1942年5月15日创刊，至1945年7月15日出至第4卷第2期（总第38期）终刊，前3卷由李俊芝（即日人佐藤俊子）主编，第4卷由关露主编。”这是《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封世辉编著，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关于《女声》的著录。《女声》属上海沦陷时期背景复杂的刊物，按常理，史料卷的著录应是可信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对《女声》的著录也是截止到第4卷第2期(1945年7月15日)为终刊。我自己刚刚到手《女声》第4卷第2期，自以为又新添了一种“终刊号”（近年我把终刊号作为收集专题，并写了《“终刊号”丛话》一书），及至翻查了一旧一新两本权威期刊目录，事情却起了变化：第4卷第2期并非《女声》之“终”。《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北京图书馆，1961）里《女声》著录到了第5卷第1期(1946年1月)；《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也著录到了第5卷第1期(1946年1月)，但有一点令人不十分放心，上海图书馆并未藏有《女声》第5卷第1期实物，它的著录是转录。一般来说，沦陷区所出期刊到了抗战胜利，除了极个别的，都停刊了，尤其是那些有政治背景的刊物更是唯恐停之不及，所以说，《女声》停在1945年7月15日再正常不过了，怎么会在胜利后的1946年1月又孤零零地出了一期？这一期和前面的《女声》和主编关露有什么关联？这都是令人特别感兴趣的谜团，亦是终刊号的魅力所在。
相似的例子还有一个，上述的两个权威目录都将一本叫《实报半月刊》(1935年10月创刊，北平实报社主办，管翼贤、罗保吾主编)的期刊著录为自1卷1期出至3卷18期，但联合目录将终刊号3卷18期的日期定在“1937年7月”，期刊总目将3卷18期的日期定在“1938年？月”。北平是1937年7月28日沦陷的，在此关口停刊合情合理，所以联合目录说1937年7月停刊有它的依据，但是从期数上考证，1937年7月只能出到第2卷第19期，我手中保存的第2卷第19期正是1937年7月16日出版的，日期对得上，但期数对不上。再说期刊总目将停刊日期定在“1938年?月”，于当时的局势似乎不符，但是当我们了解到北平实报社的政治立场，了解到管翼贤的汉奸背景，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因此，我们可以比较肯定期刊总目的著录，而联合目录的“1937年7月”有可能是“1938年7月”之误。正确的著录应该是：《实报半月刊》出至第3卷第18期（1938年7月）后停刊。从这个例子的推理，我们明白，判断一本期刊的终刊应有三个不可少的条件：比较权威的目录，实物（原版期刊），缜密的考证辨析。期刊总目为什么不能肯定《实报半月刊》停刊的准确月份，因为它的馆藏《实报半月刊》只藏到第2卷第19期，未存关键的第3卷。
有一条简易判断“终刊号”的方法：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当口，常常造成期刊的停刊。如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事变，发生在北平的“七七”事变，抗战胜利，全国解放等等，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应该着重注意的是那些迈过历史关口、继续出版的刊物，看看它们背后隐匿着什么。
一本期刊的最终完结，不外乎三个因素：政治的、经济的、人事的。三四十年代所出刊物，由于政治原因停刊的占很大比例，政治原因说穿了，就是被当局查禁，以至于专门搜求“禁刊”也成为后来研究者有着浓厚兴趣的课题。现代文学专家阿英、唐、倪墨炎、瞿光熙等均在“禁查书刊”课题上撰有专文或专著。在一份《国民党反动派查禁报刊目录》（1929—1931）的资料中，短短两年内竟有三百多种刊物遭到查禁，著名者如《海燕》、《拓荒者》、《巴尔底山》、《萌芽月刊》、《大众文艺》、《文化斗争》等，解放以后的首批期刊影印重点就是上述这些刊物。查禁的理由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荒谬，如“攻击中央、肆意造谣、宣传反动”，“挑拨派别、意图分化”，“宣传反动、煽惑人心……尤多提倡阶级斗争言论”。不可思议的是，“宣传拉丁文，提倡拉丁化文字”也成为了查禁的理由。造成刊物办不下去的另一个大原因是经济问题。为数众多的期刊难以为继，是因为“没钱了”，无法支撑下去。我们仔细阅读当年旧期刊上的“编后记”，常常可以看到主编者大倒苦水，什么“纸张又涨价啦”，“工厂印刷费又涨钱了”，“我们的杂志定价也不得不涨啦”，坚持不下去的，只有停刊一条路可走。三个原因之中，由于内部人事矛盾纠纷而造成刊物停办的，最不容易被外人所了解，到底为什么停刊，只有当事人清楚，他不透露，别人无从得知。要探寻此类刊物的终刊内幕，必须关注当年主编者的回忆文章，也许多少年之后，秘密才会被揭示。
不管是哪一种原因，“终刊号”都无一例外地折射出文化历史的某种现象，并作为期刊文化史的旁证，永久存在下去。终刊号的意义即“终刊内容”，是我们解读近现代文化史侧影的一把钥匙，理应认真研究，以之为鉴。
（作者单位：亦竹风经贸咨询公司）
(责任编辑: 关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