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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汇编》属性的实证分析
作者：冯志杰
一、《格致汇编》的性质和办刊宗旨
《格致汇编》是一份创刊于光绪二年正月十五日（1876年2月9日）的科技期刊。其办刊宗旨是“满足中国人业已存在的对西方科技知识不断增长的需要”，并克服江南制造局专业科技译著传播范围的局限性，为读者提供比江南制造局科技译著更为通俗的科技知识[1]50。《格致汇编》的主编英国学人傅兰雅认为，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不但发行不广，而且专业性强，难以普及科技知识，但通过《格致汇编》刊载初级读物[2]153，就可以达到目的。这是傅兰雅倡议创办《格致汇编》的初衷。《格致汇编》的办刊方针与徐寿为格致书院制定的办院方针完全一致，即“专考格致，毫不涉其传教”[3]9。
有人认为，《格致汇编》是由《中西闻见录》改刊名而来的续刊[4,5]，《中西闻见录》又是宗教组织广学会的会刊（京都施医院出版），尽管其刊载了大量科技内容，但仍是一个宗教性刊物。如果《格致汇编》作为《中西闻见录》的续刊，必然也是宗教性刊物。然而，我们只要了解《格致汇编》的创刊经过，便可知道《格致汇编》完全是一个与《中西闻见录》不同的新刊。关于《格致汇编》的创办经过，王扬宗等已进行过详细的讨论[6]，本文不再赘述。
还有人认为，《格致汇编》是傅兰雅个人创办的期刊。傅兰雅作为传教士，他所编辑的刊物也一定是宗教性刊物，传播科技可能只是幌子而已。事实上，《格致汇编》并非是傅兰雅个人创办的刊物，而是由傅兰雅倡议、格致书院董事会1876年2月7日会议决定，作为格致书院院刊的，经办人主要为傅兰雅，徐寿等中国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特别是徐寿，他作为格致书院实际的掌管人，对《格致汇编》的办刊宗旨、方针的制定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徐寿作为清朝政府设立的江南制造局的技术工作负责人，参与创建格致书院，并且成为八董事中主要的两位之一。同时，作为格致书院的主要创始人，参与制定格致书院章程，使章程充分体现了中方的意志。特别是他力排众议，在章程的第三条写入“专考格致，毫不涉其传教”的条规，不仅确立了格致书院纯粹的科技性质，同时也为《格致汇编》的纯科技性质作了定位，傅兰雅本人也反对把宗教材料引至格致书院[1]47。因此，《格致汇编》并非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傅兰雅私人所办的刊物而与格致书院无关，出版发行《格致汇编》是格致书院工作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3,7]31。在格致书院建成的头几年，其主要“业绩”就是出版发行《格致汇编》。另一方面，傅兰雅自到江南制造总局工作后就不再是传教士，而是专心投入到科技翻译工作当中，并且对中国的自强运动及重新获得主权和独立给予了极大同情[1]70。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格致汇编》的办刊宗旨，继承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思想。不同的是，翻译馆是翻译学术性、技术性著作，而《格致汇编》在于普及相关的知识，包括介绍这些已经翻译出版的科技图书。正如傅兰雅在宣传页上所说的那样：“促进科学探究精神，传播普及科学知识，介绍已有的科技译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格致汇编》似乎是傅兰雅和徐寿他们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工作的延伸和补充[1]50。
二、中方对《格致汇编》的主导作用
依上述分析可见，中方对《格致汇编》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作用包括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方面。
1. 直接作用
第一，如前所述，徐寿作为格致书院的主要创始人，参与制定了格致书院章程，使章程体现了中方的意志，并力排众议，为《格致汇编》的纯科技性质作了很好的定位。而且，傅兰雅本人也反对把宗教材料引至格致书院[1]47。
第二，尽管格致书院不是政府机构，但是在创办过程中得到了清朝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李宗羲的同意和支持。李鸿章不仅拨款给格致书院，而且还对书院的章程表示赞同。他在同治十三年九月九日（1874年10月18日）在徐寿上呈的禀陈上批示：“据禀邀集中外官商在上海捐建格致书院，所拟章程尚属妥协。其起造房屋，购备书器，经费不敷，候饬津海关道于洋药加增捐款内，拨给一千两，以资应用。该员等务须实力参稽，多方招致，使中土艺学日兴，人材日多，有裨实用，是为切盼。” [8]李宗羲也批准拨银一千两予以支持。因而格致书院的成立及其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中方政府的意志，或者说至少与中国清政府的愿望一致。
第三，徐寿对格致书院的全面掌控。格致书院虽然是董事会管理，但徐寿在1884年9月病逝之前，实际上一直掌管着格致书院，自然也包括对《格致汇编》的管理。这一点有许多资料记载。上面提到，关于格致书院的“专考格致，毫不涉其传教”的定位，自然也对《格致汇编》的办刊方针作了定位，起到了明确方向的作用。有关徐寿对格致书院的掌控作用，傅兰雅在多种场合或有关文字材料中也多有抱怨。例如，他在关于格致书院的第四次报告（1883年3月至1885年3月）中写道：“书院成立之初的想法是，中外人士联合兴办此院，随着其良好的开始，书院应逐步移交给本地人领导和管理。然而，实际上情况却相反，书院尚未立稳，中国的影响就任意扩大。这一政策的结果，近几年来十分清楚……”“人们记得，麦华陀爵士得到上海外侨的协助，倡办了这个项目。在其居住上海期间，不言而喻，他稳操书院的大权，尽管十分之九以上的捐款来自中国人。由于老徐先生及次子的大力募捐，中国人的全部捐款来自大清帝国各地的高级官员。徐先生和他的次子被邀加入董事会。他承办了书院楼房的建造。渐渐地，他们将自己与书院划上了等号：中国人就是书院。” [9]
徐寿对格致书院的掌控自然包括对格致书院院刊《格致汇编》的影响。
第四，徐寿等中国知识分子直接参与《格致汇编》的编撰工作。虽然《格致汇编》是由傅兰雅倡导创办的，但在创刊过程中，徐寿等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参与其中[10]。徐寿一方面通过对格致书院的掌控来实现对《格致汇编》的管理，另一方面还直接参与编撰工作，对《格致汇编》的出版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他为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在一定程度上对《格致汇编》起到了“定调子”的作用。
第五，清政府对主编傅兰雅的约束。傅兰雅自1868年到江南制造局从事翻译科技图书的工作，到他最后离开中国一直是受雇于清政府的，是作为清政府的“朝廷命官”服务于清政府的，并且最后升至“三品”[2]156。所以他的言行必须符合大清律条和道德准则。其中，政府的聘用合同要求其“除译西国格致制器等书之外，局中不可另有他事以分译书之心；傅先生亦不在外另办新闻馆及一切别事”。这就意味着他与教会脱离了关系[11]。傅兰雅也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写道：“余居华夏已二十年，心所悦者，惟冀中国能广行格致，至中西一辙尔，故生平专习此业而不他及。” [1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