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民国时期出版企业的人员构成与管理
作者：吴永贵 曹琳娜
从名义上说，总经理的职权和地位，在书店中应是至高无上的，而在实际上，也有和一般小伙计无异者。那些老板自兼总经理的，总经理一职自然位高权重，如北新书局的李志云和李小峰兄弟、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等。那些因个人独资转为股份制经营，而由创始人变为总经理的，如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世界书局的沈知芳、开明书店的章锡琛、生活书店的邹韬奋、现代书局的洪雪帆等，也大都权重一时。即便完全聘请而来的总经理，有权的也不少，如商务印书馆的a王云五、世界书局的陆高谊等。而另一方面，那些“来无所为、去无所由”的总经理[1]，在民国时期的书店中，也不乏其人，如新月书店的总经理，差不多隔一段日子就换一个，华通书局的总经理究竟是谁，也常使人捉摸不定。
每个书店的工作，大而言之，可分为两部分，一为编辑出版，一为营业推广。如何推进营业，自然是总经理的分内之事。不少书店的总经理兼任营业部主任，有些书店甚至不设营业部主任一职，营业之事，完全由总经理总揽。而作为书店营业基础的编辑出版，虽有总经理兼任总编辑者，但大多数书店则延揽专人专任其事——大书局多称之为编译所或编辑所所长，中小书局则称之为总编辑或编辑部主任。一个书店大自出版方针的制定，小至图书选题的确立，均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总编辑的个人知识背景和兴趣喜好，往往孕育为书店的出书类型，具有明显的个性化风格。开明书店在其发展初期，章锡琛从《妇女杂志》的主编而为《新女性》的骨干，他对妇女问题的浓厚兴趣，使开明书店当初这方面的出版物颇具特色。到夏尊主持开明书店编辑部后，夏先生原本中学教师的身份，便把书店带入了出版中学生读物的新天地，以《中学生》为代表的书刊，被大批中学生所捧读，开明书店借机而雄起。新生命书店的编辑部由陶希圣、樊仲云等先后主持，因而关于中国问题及国际政治经济的书籍出版得最多。黎明书店的孙寒冰、伍蠡甫负责编辑部多年，于是政治经济类的书籍，尤其是大学教本与英文文学书，便出版了不少。正因为总编辑如此重要，各书店无不十分重视总编辑的人选，除了需要考虑学识才情外，不少总编辑或者原本就与书店极有关系，或是聘用后即成为书店股东与董事。过去书店总经理常见有易手者，而总编辑的地位则相对稳定。[2]
总编辑分管的编辑部（所），是出版企业知识含量最高的部门，提供着企业运转最为关键的智力资源，因而也成为书店中人才最为集中的部门。成功的出版企业，无不网罗一大批学有所专、学有所长的编译人才为其所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人才中，举其大者有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杜亚泉、陆尔奎、孟森、章锡琛、颜惠庆、胡愈之、陈叔通、沈雁冰、蒋梦麟、谢六逸、杨贤江、郑振铎、周建人、杨端六、朱经农、竺可桢、周鲠生、陶孟和、顾颉刚、叶圣陶、胡寄尘、陈翰笙、张明养等人；而在中华书局编辑所内先后任事的，也有范源廉、徐元诰、缪文功、姚汉章、潘武、李廷翰、赵秉良、庄泽定、李登辉、王宠惠、杨锦森、沈步洲、沈颐、戴克敦、顾树森、屠元礼、李步青、张士一、黎锦晖、张相、王人路、沈彬、董文、吕伯攸、陆衣言、金兆梓、朱文叔、钟衡臧、郭后觉、蒋镜芙、张鹏飞、杨干青、吴启瑞、乐嗣炳、陈醉云、易作霖、黎明、沈问梅、陈启天、余家菊、左舜生、田汉、舒新城、徐志摩、武育干、朱稣典、马润卿、钱歌川、周宪文、倪文宙、姚绍华、桂绍盱等文化精英；开明书店的编辑所名单中，曾云集有夏尊、邵力子、范寿康、范洗人、叶圣陶、丰子恺、王伯祥、徐调孚、贾祖璋、王鲁彦、周予同、金仲华、顾均正、傅彬然、宋云彬、胡仲持、吕叔湘等专家学者。他们或是由熟人朋友引荐介绍，或是由书店直接物色聘请，或是经招考择优选拔录用等多种途径，进入到出版机构这一知识核心部门，担任着选题组稿、编辑加工乃至著述编译等日常工作。[3]编辑的平均薪水，一般来说，要高于书店其他部门，即便跟社会其他行业相比，也略处上风，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优秀人才，被吸引到书店里做“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工作。当然，各书店之间由于经济实力、资本性质、规章制度等方面不同，编辑人员的物质待遇颇见差别，如同为大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平均薪水就要略高于中华书局[4]；而吴朗西等文人合伙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巴金完全义务劳动，其他编辑所拿的工资，也聊以糊口而已[5]；创造社大将郭沫若一度给泰东图书局编书，店家与之既无合同聘约，报酬亦少，数目还不确定，且只能零星支取，这种毫无规章可循的“江湖式”做法[6]，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彻底决裂。另外过去同一出版机构的编辑人员之间，由于资历出身、工作能力、背景来头等因素的差别，店家所给予的待遇，亦大为悬殊。以1921年商务印书馆为例，编译所内有月薪高达350元者，也不乏月薪30元以下者，薪金的差别，在10倍以上。[7]而那些大书局聘用的兼职编辑、店外编辑和名誉编辑们，也许为书局干的实活并不多，可拿的薪酬反而比一般专职编辑要高，这是他们在学术文化界的显著号召力，或是身处政府要害部门的不寻常身份，被出版者相中而有意加以结交的结果。
编辑之外其他部门的一般职员，在过去习惯上称为店员。店员的来源，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型书店如生活书店等，大多通过招考的方式进人。以中华书局为例，早在1913年5月，中华书局董事局就制定了《任用职员规程》，正式规定招纳员工除却特别延用者之外，一律要经过考试。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36年，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刊登了二十多次招聘、招考广告，每次录用的人数少则三四人，多则三四十人。[8]招考的职位，包括编译、缮校、书记、分局正副经理、账房、柜员、庶务以及各种学员等。招考广告上列明各级职位报考应需的条件、录用后的待遇、保证金的数量，以及保人的有关情况等。考生笔试通过之后，还要进行面试，以做到公平竞争，择优录用。通过考试招进来的职员，素质一般较好，关系也相对简单，是企业生产力的重要基础与保证。
然而，与大书局招考为主的用人方式不同，中小型书店却盛行着雇用同乡和亲戚的陈规。如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是绍兴人，前期的开明书店便基本上由绍兴人执掌；现代书局总经理洪雪帆是宁波人，在他那个时代的现代书局便几乎由宁波人支撑；北新书局创办人李志云、李小峰兄弟麾下的店员，也大多难脱同乡或亲戚的干系。20世纪30年代的开明书店、现代书局、北新书局三家书店，称得上是新书业佼佼者，规模也相对较大，他们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一些小的或旧式的书店了。中小书店用人之所以喜欢沾亲带故，大概他们觉得，熟人悉根知底，不仅易听招呼，经济上也较令人放心——在人手少，分工粗，店员们几乎全程参与大小事务的中小书店，这一点似乎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熟人圈里择人，大大局限了用人范围，从业人员素质亦多不如意。为了使那些既没有太多文化知识，又没有什么书业背景的乡亲雇员，能在入店后尽快熟悉业务，许多书店采用了师傅带徒弟的学徒制方法。这种方法带出来的店员，“大多一知半解，甚且连字都识不了多少，你走进这种书店去，不但那些店员不知道来怎样招待你，而且，有时你问他有没有那一类的书，他会拿出绝对相反的书来给你，你指名问他要那一本书，即使这本书就放在他面前，他也会瞠目不知所对，甚而竟至于说没有。”[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