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试论古代校对与现代校对的关系
作者：吴素莲
现代出版中的“校对”一词，是由古代“校雠”一词演变而来的。“校雠”是复合式名词。“校”的本义是木囚，如枷、桎等；“雠”的本义是鸟类对鸣。古人借助它们包含的“对合”的意思，引申为“比勘”、“订正”。于是就有了“校对”这一概念。
关于“校”，最早见于《国语·鲁语下》，其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这句话是说正考父搜集到十二篇《商颂》，恐有差错，便请精通音律的周太师校正。这件事是我国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校书活动。从此，对古籍的比勘、订正，就称为“校”。而正考父的后人孔子，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校书人。
历史上真正提出“校雠”一词的，则是汉代的刘向。他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这说明，校的主体是一个人，客体是一本书，校对人采用通读的方法，发现并改正谬误；雠的主体是两个人或多个人，客体是两种书或多个版本，校对人将不同的书或版本对读比照，从而发现差异，进行考证，择善而从，达到纠正讹误的目的。
刘向用“雠”表示“对校”，除用其“对鸣”义外，还用了“仇敌”义，表示“猎错如猎仇”。所以，古人又将“校雠”称作“校仇”，说明其严肃性。
古代的文献最早是刻在甲骨上和写在竹简上,有的还使用绵丝织品。纸张的发明，改变了书稿的材质，使书稿轻便，易于携带。古代文献在传抄、刻印、排印过程中，都会出现错误，于是就需要进行校对。古代文献中常出现的主要错误有：（1）讹，即文字错误。（2）脱，也称脱文、夺文，即漏掉文字。（3）衍，即出现多余的文字。（4）倒，即文字颠倒。（5）错乱，即一段文字乱了次序。进行校雠的目的，就是正本清源，改正谬误，保证传抄、刻印、排印的文本忠实于原始文献。
古代的校对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对校法。一部书传世的本子如果不止一种，就要对不同的本子进行对校。所谓不同的本子，是指不同的版本，包括虽为同一版但有修版、补版的。古代人进行校对，一是用“死校”的方式，即将两个本子的异处都记录在工作底本上，让别人看到校本，就如同看到另一种本子；二是当异本较多时，则要弄清版本系统，找出每一系统的祖本，择其精善之本进行对校。
2．他校法。就是以他书校本书。其本质也是对校，但不是全书对校，而是片段对校。使用此法，要求校者具备相当功力，并广泛掌握同类文献。
3．本校法。是以本书校本书，在本书内部找证据。此法关键是熟读、掌握全书，统一校正书中前后差异或错误。
4．综合考证法。即综合上述诸法并用之，以判断是非，改正谬误。
自汉代刘向提出“校雠”定义以来，经过历代文人学者的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校书工作经验。清代学者段玉裁，曾用六个字概括了校雠的两大功能，即“校异同”、“校是非”。
何谓“校异同”？段玉裁认为是“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何谓“校是非”？段玉裁认为是“定本子之是非”。
这里所谓的“校异同”，就是比照原稿核对校样，原则上是按原稿改正校样错误，无须进行对与错的甄别；所谓“校是非”，就是发现原本的错误，从字、词、句、文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作出对与错的判断并加以改正。
段玉裁对校雠功能的概括，不仅深入阐释了刘向关于校雠的概念，还反映了两千多年来校对理论与实践的完善与发展。
清代末年的学者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对古代校雠有所论述，他在历数自两汉刘向父子到清代王念孙父子等校雠学者的功过得失后说：“大抵为此学者，于己甚劳，而为人则甚忠。竭毕生之精力，皆以供后人之提携，为惠大矣。”这里的“甚劳”，可以理解为操此业不辞辛劳；“甚忠”可以理解为既忠于古人和作者，又忠于来者和读者。这两点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任劳任怨，忠于职守”。
可以说，古代校对的两大功能“校异同”、“校是非”和古人从事校对“甚劳”、“甚忠”的工作态度，已成为延续至今的校对工作的优良传统，得到现代校对工作的继承与发展。
二、现代校对的发展
现代校对虽然是从古代校雠发展而来，但与之有很大区别。古代的校雠实际上是编校合一。现代的校对则与编辑工作分工，在编辑工作完成之后进行。
具体来说，编辑是负责图书内容的选取、审定和文字加工；校对则是依据编辑处理过的原稿，对排版形成的校样进行核对校正，改正排版造成的错误，发现原稿中可能存在的疏漏，处理版面的规范与格式的统一。校对已成为现代出版生产流程中的独立工序，成为保证图书出版质量的重要环节。
编、校分离，编辑工作在先，是基础和源头；校对工作在后，是延续和补充。它们的共同目的，就是向读者提供正确而有价值的文本，把差错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图书出版物。
可以说，编辑和校对的分工侧重有所不同，但他们对图书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职业责任是相同的。
从现代出版的实际来看，古代校对的优良传统依然影响着今天的校对工作，而古代校对的两大功能依然适用于当今的校对。1987年，《经济日报》首先采用国产激光照排技术即方正排版系统，从而使我国的印刷行业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也迎来了出版行业的春天。新的变革也带来新的问题。
现代文献因电脑录入排字出现的错误主要有：（1）用五笔字型输入法录入时，因击键错误出现形近错字。（2）用拼音输入法造成的同音错字。（3）无意触动了电脑键盘出现的删字删段。（4）录排员造字造成的错误。
现代校对的基础仍然是“校异同”。不校异同，就无法保证作者创作意图得到准确、完整的表达。因此，“对原稿负责”或“忠实于原稿”仍是今天校对工作的基本原则。
强调“校异同”，并非是对校对工作有所轻视，而正是重视校对工作的表现。因为从现代出版的分工来看，“校异同”不仅是编、校分工的职责所在，也是确保图书内容不出差错，保证出版物质量的重要基础。
从实际工作来看，作者自校、编辑通读也是“校异同”，但由于作者、编辑太熟悉原稿，往往对细微差错之处“习以为常”，在校读时一扫而过，可能因失察而造成失误。专业校对则处于作者、编辑之外的第三者地位，态度客观、技术娴熟，往往能最大限度地消灭差错，保证“校异同”目标的实现。
然而，现代校对如果仅仅局限于“校异同”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校是非”，否则就不能发现作者创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编辑可能的疏漏。因此，“校是非”是确保图书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对校对工作的更高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作者在写某些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时，没有细心考察，而编辑又没有认真核查，以致生卒年或朝代搞错。例如，在我社的一部书稿中，李清照的生卒年原为（1084—1151），书稿中写成（1084—1155），经校对人员的核对才得以改正。类似这种现象在校对中屡见不鲜，尤其是计算机走进千家万户的今天，许多作者提供的都是电子稿，要求校对人员“校是非”的能力要更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校对软件特别是黑马校对软件的出现，使校对人员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大大提高了校对的质量，绝对的硬伤错字已大大减少，但语法错误、知识性错误明显突出，这就更要求校对人员要有广博的知识，以适应当前的校对工作。强调“校是非”，并非是加重校对工作负担而减轻编辑工作责任。这样要求校对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使校对工作真正成为编辑工作的后续和补充，在编辑和校对两个环节上双重把关，确保将错误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
一个优秀的校对工作者，应当拥有丰富的学识、经验和技术，并运用这些学识和经验发现校稿中作者或编辑的失误，提出自己的意见，使差错得以改正。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当今校对工作的又一基本原则。
另外，古代校雠学者“甚劳”、“甚忠”的工作态度也应为今天校对工作者效仿。现在提倡“甚劳”，就是从事校对工作要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潜心在文山字海中跋涉，甘愿做一名无名英雄。现在提倡“甚忠”，就是要在校对工作中本着对图书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精神，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从古代的校雠到现代的校对，其间经历了发展与变化，但古代校雠的基本功能却一直延续到现代校对工作中，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基于校对工作是保证图书出版质量的重要环节这一前提，现代的出版社应当加强和完善校对工作，并使之与时俱进，方能适应不断发展的出版事业的需要。
对于一般出版社而言，要抓好校对工作，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确保校对岗位的设立。一般大中型出版社比较重视校对工作，都设有专门的校对部门和人员。而一些小型出版社则很少设专职校对人员。这种取消校对岗位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其后果就是对图书出版的质量造成隐患。因此，出版社应坚持设立校对岗位，并加强校对管理工作。
第二，应坚持“三校一读”和“校对质疑与编辑排疑相结合”的制度，将编辑与校对的力量合为一个整体，有所侧重，分工负责，以利最大限度地消灭差错，确保图书出版的质量。
第三，要确保校对人员的社会地位，提高校对人员的待遇。尽管现在校对人员的待遇在一些专家学者的呼吁下，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轻视校对人员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为此，还要各级领导更加重视校对工作，将这部分人员的各种待遇落到实处，这样才能使校对人员做到安心本职，爱岗敬业，使校对队伍得以稳定，造就更多的优秀校对人才。
总之，现代出版中的校对工作，既要继承、发扬古代校雠的优良传统，又要在新的条件和形势下有所改进和创新，这样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出版事业的需要。
（作者单位：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