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责编审稿殊不易
作者：胡渐逵
一、既不知作者之误，又不知注者失察
前人写书作文，往往有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这种情况，即使饱学之士，有时也很难避免。对此，我们不应苛责。因为，其讹误实乃偶疏所致，并非无知造成。然而，作为审稿的责任编辑，对于前人文稿中的讹误，却不可不知。因为，文稿既经责编审订，则其中讹误，责编必须向读者作实事求是的交代，这是其责任所在。关于这类问题，兹举一例说明。
2005年4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编辑的《湖湘文史丛谈》第二集，书中程千帆、杨翊强先生所写的《叶德辉〈光复坡子街地名记〉补注》一文由我审稿。然而该书出版后，我才发现，该文第454页有一处作者叶德辉的疏误，而注者程、杨二位先生却又失察。该疏误是这样的：
1912年10月25日，黄兴由上海乘舰返湘，31日至长沙市。为了纪念黄兴的开国功勋，湖南各界决定将长沙市临湘江的坡子街改名为黄兴街。为了反对此事，叶德辉写了《光复坡子街地名记》一文，文中有一段说：“或曰：‘今俗，地名如鸡公坡、鸭婆桥、马王街、牛角巷、螃蟹井之属，或为禽，或为兽，或为水族，皆可以为地名，黄兴名街，何为不可？’……黄兴人也，胡以毛、羽、虫、介之族相拟乎？”
实则以上引文的末句“毛、羽、虫、介之族”的“虫”字有误，应作“鳞”。为什么呢？因为我国古代以“虫”泛指动物。《集韵·东韵》：“虫，李阳冰曰：‘裸、毛、羽、鳞、介之总称。’”我国古人对动物的分类，兽类称毛虫，禽类称羽虫，鱼类和爬虫类称鳞虫，甲壳类称介虫，无毛、羽、鳞、介遮身者称裸虫。因此，《大戴礼·曾子天圆》说：“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裸虫之精者曰圣人。”由此可知，上述叶德辉文中的“毛、羽、虫、介之族”的“虫”，确应作“鳞”字；程、杨二位先生注叶文时，对此误未予纠正，亦系失察。
对于上述文中这样个别的偶疏之误及注者的失察，责编虽不宜径改，但可于页末写一校记，简要说明该“毛、羽、虫、介”之“虫”实应作“鳞”。其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对读者负责。
二、不知校者之误
古籍编辑审稿时，若遇整理者校勘有误，责编应予纠正，如不纠正，则为失职。在我任责编的古籍整理作品中，即有未纠校者误校的失职之过。
1989年12月，岳麓书社出版了晚清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研究《诗经》的学术专著《诗古微》点校本，该书由我任责任编辑。该书第74页卷之上《毛诗明义五》有“《离骚》亦以简狄为喾妃”一语，其页末校记说：“《离骚》：当作《天问》。”第654页中编之七《大雅答问上》有“三则《离骚》贻简狄”一语，其页末校记说：“‘贻简狄’：当出自《天问》‘简狄在台学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第657页同篇又有“而《离骚》亦云：‘简狄在台喾何宜？鸟致贻女何喜？’又曰：‘稷维元子，帝何竺之？投之冰上，鸟何燠之？’”其页末校记说：“《离骚》：当作《天问》。”2001年，岳麓书社启动整理《魏源全集》时，《诗古微》仍由我任责编，虽然该书的点校者和我对全书的文字标点和校勘又作了仔细的修订，但上述三条校记却仍然完整地保留着。第一条在《全集》第一册第51页，第二条在该册第530页，第三条在该册第532页。显然，保留这三条校记，即认为它们都是对的。
魏源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屡次将当作《天问》之处均作《离骚》，竟会一误如斯？后来经我进一步研究古籍校勘，才知道古人行文，有以首篇名全书者，上述魏源行文即是如此。且用《离骚》包括《楚辞》诸篇，古人早已有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离骚》”，又云：“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汉书·司马迁传》载《报任安书》又云：“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均举篇首以统号其全书，与《史记·屈原列传》屡言《离骚》单指该篇者不同。清人周中孚《郑堂札记》卷二对此即言之凿凿。周氏此说，显然甚是。
不但司马迁、班固用《离骚》包括《楚辞》诸篇，而且郑玄、郭璞也是这样。如《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郑玄注云：“《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又如《山海经·中山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江渊。”郭璞注云：“《离骚》曰：‘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叶下’，皆谓此也。”以上两条，都是引的《楚辞·九歌》篇文，为何称之为《离骚》呢？因为《离骚》是《楚辞》的首篇，所以就以首篇名全书。
由此可知，上述魏源《诗古微》的三条校记，确系校者误校。作为审稿的责任编辑，我应该删掉这三条误校，在校记中，说明此处系以首篇名全书。
又如《魏源全集》第一册《诗古微》第274页第13行云：“《大雅·瞻仰》篇刺幽王云：‘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其页末校记说：“瞻仰，当作‘瞻’。《说文》：‘，望也。’段玉裁注：‘训望，今则仰行而废，且多改为仰矣。’下同。”（1989年岳麓版《诗古微》第340页引《瞻仰》诗无此校记。）然而校者却不知道，《说文》云：“仰，举也。”段注云：仰“与音同义近，古、仰多互用”。徐灏注笺云：“，古仰字。”正因为这样，故《诗·大雅·瞻》：“瞻昊天。”《诗经考文》云：“古本瞻作瞻仰。”《诗·大雅·云汉》：“瞻昊天。”《释文》云：“，本或作仰。”既然如此，上述《魏源全集·诗古微》校者怎么能说瞻仰“当作‘瞻’”，而指责魏源作“瞻仰”错了呢？校者以不误为误，作此误校，已不应该，作为责编，我审稿失察，留此误校，更不应该。
此外，上述1989年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诗古微》点校本第654页校记所引《天问》：“简狄在台学何宜”之“学”，乃“喾”字之形误。此字虽在2004年12月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魏源全集·诗古微》第630页业已改正，但其下句“玄鸟致贻女何嘉”的“嘉”则是“喜”字的形误，此字全集本却一仍其误。又1989年岳麓版《诗古微》第657页引《天问》（魏源作《离骚》）“鸟致贻女何喜”之“”当作“玄”，而全集本第532页却又承袭其误。
三、我的校改之误
古籍整理，责编误校，极不应该。作为古籍编辑，我就曾有误校之过。
1993年1月，岳麓书社出版了《船山全书》第五册，收有王船山研究《春秋》的四种学术专著。该册由我初审，任第二责任编辑。其四种专著的第三种为《春秋世论》，该册第397页《桓公（四）》船山曰：“……争天下之所必争，而多得怨恶于宗周之肺腑。”关于“肺腑”，我初审时作校记说：“肺腑：各本同。今按：当作‘肺附。’《说文通训定声·泰部》：肺，假借为。《读书杂志·汉书第八》：肺附皆谓木皮也。《说文》：‘朴，木皮也；，削木札朴也。’”作者，假借字耳。又：“‘肺附，语之转耳。言己为帝室微末之亲，如木皮之托于木也。’‘今本附作腑，因肺字而误。凡‘肺附’字作‘肺腑’者，皆误。”
后来，我研读朱起凤的《辞通》，方知“肺附”乃联绵词，因“附”、“腑”音近义通，故“肺附”亦可作“肺腑”。因此，我在拙著《船山全书点校勘误》中予以纠正道：“此处作‘肺腑’不误，所以然者，肺附一作肺腑，乃喻帝王亲属亲戚。此于古籍有证，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上初即位，富于春秋，以肺腑为京师相。’武安侯田因系‘孝景（刘启）后同母弟’，故‘以肺腑为京师相。’何谓‘肺腑’？《史记正义》引顾野王云：‘肺腑，腹心也。’又如《后汉书·刘般传》：‘时五校官显职闲，而府寺宽敞，舆服光丽，伎巧毕给，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又是其证。由此观之，岂可谓‘肺腑’误哉？”
编书多年，我深感编而后之困。我编书其所以出错，固然与疏忽有关，但归根结底，是因为读书太少。前人云：“书到用时方恨少”，信乎。
（作者单位：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鲍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