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和谐出版刍议

作者:郝振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又基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进一步深刻地论述了大力建设和谐文化的历史性任务。一时间,“和谐”成为所有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成为我们社会、我们时代最强的音符之一。相对于“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到几近崩溃的边缘,我们党针对性地提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市场经济引发出的若干负面影响,我们党针对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对于以往“斗争哲学”的残余以及当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诸多失衡现象,我们党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构建和谐文化”的伟大纲领,这表明了党对民族优秀文化的忠实继承,对马列主义一直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领会,对我们所处时代和社会任务的准确判断。新闻出版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支柱性和基础性行业,它如何在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谐文化中发挥作用呢?换句话说: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和谐文化的构建究竟给出版传媒业提出了什么样的任务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需要我们和谐地予以处置,以达至和谐的目标。
  
  一、关于事业与产业之和谐
  
  注重事业,不提产业是我们长期的思维定势与运行模式,随着开放的扩大,改革的深入,我们终于意识到,只提事业性质,不提产业属性是不明智的和不科学的,也不利于我们综合国力的增强与提升。于是乎,我们明确强调:出版业的性质不仅具有事业属性,更有产业属性;出版业的地位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更是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出版业的功能不仅是要用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民族优良特性,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而且还要在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指导出版业改革中党和国家又出台了经营性和公益性的分类政策,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实践也证明,政府因事业而加强其公共服务职能,企业因产业加快其全面发展也是确有其效的。但不够和谐之处在于,把事业和产业的发展理解为一种对等型发展,这实际上带有某种形而上学的色彩。其实和谐有其数学上的匹配关系,比如汽车一个车体、四个轮子才是和谐比例;和谐更有其哲学上的质的规定性,它要遵循辩证法中的主要矛盾原理和矛盾主要方面原理。以此来处理事业和产业之和谐关系,是否要遵循以下思路:事业改革重在机制而非体制,管理机关在改革的力量分配方面,可否更多地倾斜于产业,这是因为:与事业相比,产业是我们改革的重心,我们力图通过产业运作,将我国的出版产业大大地发展起来,加大其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以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是因为:在所有的出版单位中只有极少数单位保留事业性质,采用公益模式,而绝大多数单位则必须转为企业,形成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备的法人治理结构,特别是形成科学的、合理的、持久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从而激活企业,壮大产业实力,回过头来反哺事业,使事业更好地履行公益服务的职责。这就是事业与产业的和谐辩证法。在这里,不均衡恰恰是一种和谐,而简单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均衡却会是一种误区甚至是一种罪过。结论是在强调事业、公益的同时,加快改革,加快企业化转型和产业化进程,这是当前改革任务的主要着力点。
  
  二、关于出版产业与文化理性之和谐
  
  本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出版产业是我们党面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新格局,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选择,而且我们这种选择已经和正在不断地获取丰硕成果,但是也出现了某种不够和谐的倾向与现象。这种倾向和现象简而言之就是“文化产业缺少文化,内容产业内容匮乏”,过度地放大了“产业”,忙活“产业”,而忽略甚至放弃了“文化”与“内容”,且现象十分严重。君不见,为数不少的出版单位和出版人不是静心凝神、深入地、前瞻性地研究选题,真诚地寻觅作者,出世坐禅般地履行案头编辑工作,而是“下决心”跟风(过去说是盲目跟风,其实说软了),“巧妙地”克隆,甚至肆无忌惮地伪造,于是乎,我们的库存码洋甚至和年纯销售码洋几乎持平,于是乎,在超市、贸易中心、地摊书亭出现了“一斤书”多少钱的行情,简直是有辱门风,斯文扫地——愣是把神圣的书业挤兑得向跳蚤市场靠拢。
  怎么样使出版产业与文化理性和谐一些呢?首先,我们的出版人能否回归并强化自己作为编辑人、出版人、文化人的定位呢?比如可有意识地借助读书、思考、学习、研讨,甚至是在被动阅读中采取主动策略,来夯实自己的文化修养的根基,至少须逐步具备文学的感性、艺术的灵性、哲学的悟性、史学的本性、科学的理性及伦理的德性吧!不成为文化大家,也起码成为一个文化大家的追随者吧!其次,作为单位,除了对编辑人、出版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考量指标外,可以设定一些更文化的考量指标,如对一本经典著作写出读书心得,对一种文化现象作出稍具理性而又不乏激情的评价。还有选拔编辑人、出版人时不妨设定一些关于读书、关于文化修养的条款,以测试此人对出版文化理性的追求是情有独钟还是权宜之计。再次,对社会而言,提倡某种导向时,可以在兼顾其思想、政治内涵的同时,更多地从文化和修养的角度切入,这样似乎更有些生命力与渗透力。
  
  三、关于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之和谐
  
  新闻出版业遭遇了数字时代,传统出版面临数字出版的挑战。数字报纸对原有传统报纸读者的分流,对广告客户资源的分流,对原有报纸传播模式的否定都是非常严酷的——“甩你没商量”;数字期刊由最初的求助于传统期刊出版人到今天,基本上已完成了“渠道为王”的转变,它开始对传统期刊人说“不”了;数字图书已经连续若干年使得传统图书阅读率不断下降,而网络阅读率不断飚升。传统出版对整个原有出版流程的数字化改造还能接受和采用,但是面对新的数字媒体却存在着明显的“失语”状态,更缺乏有力的应对举措,这是不和谐之病症。具体而言,有的借助垄断保护,囿于传统出版,仍然我行我素,对新型出版业态不予理睬,更说不上采取对策;有的采取了少许数字化对策,但属修修补补、小打小闹之水平,设立一个网页,数月无人理睬,或稍许经营,信息量少得可怜;有的完全依赖于体制外进入数字出版,把自己的宝贵出版资源,源源不断地廉价交付IT生产商和技术服务商,而自己作为出版资源原创者的角色正在被迅速地边缘化、空壳化,最后则可能乞丐化。
  形势不可谓不严峻。这就要求整个业界,在理念和步骤上处变不惊,从容应对。一方面要看到数字出版没有那么可怕,传统出版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从历史上看,纸的发明使出版业、印刷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比纸更好的人性化载体(数字化技术甚至研制“电子纸”以求实现人性化阅读),而电视的发明没有否定广播,飞机的制造也没有否定火车、汽车,前者后者和谐相处,友好竞争,彼此都还在显示着自己独特的生命力。从现实看,尽管图书印刷册数在减少,但印张数仍有一定增加,说明传统出版没有那么悲观,它积累文化、传承文明的特征仍很明显,还应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传统出版,当然这种发展恐怕不只是量的扩张,更主要是内涵的深化与质量的升华。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未雨绸缪”、“水暖先知”,毕竟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向我们席卷而来,裹挟而去,必须及早动手,以求掌控主动权。比如,不要满足于设置一个网页,办一个网站,而应该抓住机遇,舍得人力、物力、财力,对原有网站进行改造,进行科学的规划,深度的开发,理性的膨胀。尤其要考虑出版资源数据库的建设与维护,不要因为眼前的一些直接利益就轻易地将自己所有的出版资源交付IT生产商和技术服务商,要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把牌全打出来,要为自己的生存发展留下核心资源。这是出版单位由出版物加工商向内容提供商转型的关键一招,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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