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全景全貌 无偏无党 积功积德

作者:吴 潮




  2005年9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以下简称《资料汇辑》)。《资料汇辑》共分10辑,425万字,收录了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54人的各类研究资料。根据编纂者介绍,这一套10卷本的巨著,是经过“多方查阅,广为收寻”,付出大量艰辛,“历时七年”方始成书。《资料汇辑》无论从书籍的篇幅上还是资料收录的程度上,“其规模之大,收罗之广,均超过以往出版的同类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部巨著。在此之前,我国的编辑出版学界并没有相关的同类型学术成果,而此项工作是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意志和毅力方可成就,因此,我们感念能有这样一批学者,不为社会中的功利氛围熏染,默默耕耘于学术的田园,倾力完成了这项积功积德的大工程。
  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开设了编辑出版专业,但相关的教材编纂和资料建设工作尚显滞后。例如,关于我国现当代编辑出版家的资料,就散落于“近百年来公开出版的数千种图书报刊”中,不利于开展相应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河南大学作为我国最早招收编辑学研究生的高等学府,编纂者编辑《资料汇辑》的目的之一也正是将该书作为高等学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教学参考书。出版家吴道弘先生对于《资料汇辑》的基本评价是“汇集编辑菁英,注重史料兼通学术;普及出版文化,裨益研究,惠泽教学”。这个评语既说明《资料汇辑》辅助教学的目的,同时也涵盖了《资料汇辑》的基本特色和内容。
  《资料汇辑》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对我国现当代编辑出版家的研究资料进行爬剔与梳拢。作为一种以资料性为主的编纂工作,虽然其内容一般并不反映编纂者的学术观点,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窥见编纂者的学术旨趣和研究功力。《资料汇辑》的出版,不仅为学界和业界研究中国现当代编辑出版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具有很多学术层面上的意义。笔者认为,《资料汇辑》一书所展现的几个重要问题,为中国出版史的深度研究和出版业的合理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思路。
  第一,《资料汇辑》最大限度地选取、保留和提供了被研究者的资料,“每个人物的研究资料,按本人著述、亲属回忆、研究著作三类依次排列;同类文章,按发表(或写作)时间排列”。从目前成书情况来看,虽然《资料汇辑》浩浩四百余万言,但依然为篇幅所限,无法将研究对象的研究资料全部收录,尤其是一些出版家本身就是学术大家,著作等身,于是《资料汇辑》独具匠心地设了“存目”,将无法照登全文的资料收入“存目”供研究者使用。
  《资料汇辑》这种全景全貌式的资料收录体现出了一种无偏无党的历史观和学术观。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资料汇辑》对所选资料,除了进行一些规范化的“技术性处理,其他则一仍其旧,以尽量保持其历史原貌”。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在以往许多重要人士的所谓“全集”或“文集”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太多人为处理的痕迹。我们最常遭遇的情况是,编纂者通常在前言或后记中宣布,在编纂过程中对于不符合时代的某些文献,编者进行了删节。这种做法,编纂者或有其学术导向,或有其难言之隐。但这种人为的刀斫斧削,却使后来的研究者难以准确全面地把握被研究者的思想和学术演进的全貌。而所谓“不符合时代”的提法,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是可以商榷的。有鉴于此,《资料汇辑》这种原汁原味的收录与保留益发让人感觉到对于学术研究的珍贵性,它能够让研究者更为真实地感受到被研究者在不同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中的思想与作为。其二,《资料汇辑》全景全貌的编纂导向给我们以某种有益的启示:在构建一个与时俱进、和谐昌盛社会的文化时,在社会学术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应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容量。人是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的,越是“著名”的人,与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联系就越紧密,同时,时代留在他们身上的印痕也越清晰。后人不仅无法改变这些印痕,反之还更需要从中得到借鉴。在这一点上,笔者欣喜地看到,《资料汇辑》坚持以资料说话,而不以人物的重要程度及政治取向作为编纂的取舍标准。既然是资料汇辑,就还其学术本色,冷静地从学术角度进行工作,这恰恰使研究者能够透过历史的尘封和岁月的磨蚀,去探询历史前行的步伐。
  第二,正是通过这种全景全貌式的资料收录,《资料汇辑》给我们展现了一种很有意义的文化现象:这些20世纪中国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不只是具有编辑出版家的单一身份,而是集学者、文人、作家、社会活动家、编辑出版家等于一身,而且在各个领域都异常活跃甚至成为集大成者。诸如梁启超、鲁迅、胡适、茅盾、丁玲等,本身就是学术大家,自成一派,他们在学术上的造诣和名声远胜于编辑出版家的名头。即便是张元济、王云五等中国出版界的风云人物,也都具有极高的国学功底和学术涵养。通过阅读《资料汇辑》中的相关资料,我们感觉到,与其说他们是出版界的经营者还不如说他们更像学者文人。《资料汇辑》通过本人著述、亲属回忆、研究著作这三大板块,全景观地勾勒了现当代中国编辑出版家的成长和创业之路,展示了社会氛围、时代熏染、文学禀赋、创业历练是如何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成就了一个个优秀的出版家、编辑家。
  时代已发展到21世纪,今天的编辑和出版模式与前辈所处的时代有了很大差异,而学术界弥漫的浮躁之气又使得年轻一代很难沉下心来踏实稳重地丰富自身的学术涵养。因此,《资料汇辑》向我们展现的著名编辑出版家们“为人与治学及工作的实况;还有他们的自律的精神,最值得我们在今天这种环境中细细默察和静心体会,这是他们无意中给我们后辈留下的遗教,非常值得我们吟诵、理解和对照”。
  第三,《资料汇辑》收录的历史资料对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创业经历和成长道路进行描绘的同时,还勾勒出中国近现代出版历史的基本轮廓和发展脉络。“一部编辑出版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批著名编辑出版家选择、积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的历史。这些杰出的人物是推动出版事业前进的强大力量,是影响出版业最活跃的因子。” 笔者认为,正是这些“最活跃因子”的编辑思想、出版理念,构建了现代中国编辑出版业界的基本风格——“严谨治学态度,无私奉献精神,精益求精工作态度”。20世纪的中国,历经外敌入侵、政权更迭、运动频仍,在沧桑的世事和飘摇的风雨里,中国的编辑出版界依然为传播优秀文化和提高民族素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正是和这个群体的优秀领军人物——20世纪著名编辑出版家所奠定和体现的现代中国出版界的基本风格密不可分。虽然20世纪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编辑出版界也屡经磨难,但这种严谨、奉献、敬业的基本风格在领军人物的引领下,历经一代代出版人传承下来。
  现今的中国编辑出版界正经历着一个历史的转型期,对这个问题,《资料汇辑》的编纂者在“编纂说明”中有一段阐释:“20世纪的中国出版业,不仅在印刷技术上经历了从雕版到铅印,再到激光照排的革命性的变化,而且在组织结构、经营方式、出版理念上,也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准确地说,这一过渡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仅仅十多年时间,出版业在技术层面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变化也终将给新世纪的中国编辑思想和出版理论带来更新。从以往的历史演变来看,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技术和物质的变化由于其直观性容易长存于人们的记忆中,而精神和思想类的文化遗产容易被忽视或遗忘,但后者恰恰更能体现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值得庆幸的是,《资料汇辑》的出版为这一“革命性变化”之前的中国现代编辑出版历史做了相当完备的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感觉到这些历史记录是多么珍贵。我们完全可以把《资料汇辑》中的相关人物视为中国编辑出版业界“传统”的杰出代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编辑方式和出版模式,在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衔接过程中,这种技术层面上的转型更需要深厚的思想底蕴支撑。《资料汇辑》为我们提供了使中国特色的出版圣火能够代代传承的真实记忆。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鲍莉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