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无名英雄”的甘苦
作者：方厚枢
我最近在清理多年积存的出版资料时，发现一份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工作时保存的内部资料，上面有商务印书馆原总编辑陈原同志写给时任局研究室主任倪子明同志的批语：
“这篇文章写得很朴素，特别是第2页下半页至末页，讲编辑甘苦的地方，很有点意思。无名英雄的甘苦只好由自己来尝了。”
陈原同志的批语讲到的这篇文章，是当时参加《辞源》修订工作的一位老编辑顾绍柏同志写的，题目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说修订〈辞源〉的甘苦》，发表于商务总编室1981年4月15日编印的内部资料《工作简讯》上（《中国编辑》2006年第6期刊登了此文，题目改为《穷经据典溯根源 踏破铁鞋觅辞真》）。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报经小平同志批准，于当年5月23日至6月17日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和参与制订1975—1985年全国编写中外语文词典160种的规划（草案）。这次会议的报告和词典10年规划报经小平同志和病重住院的周总理批准。国务院发文下达后，国家出版局主持业务的陈翰伯同志有一个全盘考虑：先抓汉语词典，其中又着重抓影响较大的五部。除了《辞海》的修订由上海抓之外，其余的四部由几位领导同志分工负责，其中《辞源》和《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由陈原同志抓，新编《汉语大字典》由许力以同志抓，新编《汉语大词典》的规模最大，翰伯同志决定由他亲自抓；并指定由我负责与几部词典的编纂部门和有关出版社保持联系。
《辞源》的修订由广西、广东、湖南、河南四省（区）《辞源》修订组与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协作进行，我作为国家出版局出版部与《辞源》修订组的联络员，参与了修订工作的全过程。《汉语大字典》由湖北、四川两省协作进行，《汉语大词典》由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五省一市协作进行，我同时担任这两部大型汉语辞书工作委员会委员。因此，从1976年到1994年的18年内，我的工作岗位虽有变动，但和三部大型汉语辞书之间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经历了它们从艰难起步，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全部胜利完成的全过程。现结合我当时的见闻，说说辞书编辑工作的甘苦和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人和事。
二
《辞源》的修订工作先由广西等四省（区）组建的修订组和商务编辑部分别进行，最后的定稿工作移到北京，由四省（区）抽调的部分骨干和商务编辑部共同进行，然后由商务编辑部负最后定稿的责任。关于编辑工作中的甘苦情况，在顾绍柏同志写的那篇文章中已作了详细的描述。
在《辞源》修订本四个分册内，找不到“主编”的字样，仅在书的最后一页列有“编纂：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三人的名字。据陈原同志在《辞源》修订本出齐后写的文章中说，这部正文3 620页、索引和历代建元表122页、全书1 400万字的古汉语词典，有“两个人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先是辞典界外的学者黄秋耘，然后是辞典界内的里手吴泽炎（后来参加了刘叶秋）”。这三位同志确实对《辞源》修订工作的完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吴泽炎，1934年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商务印书馆编审部工作，曾参加《辞源》简编本的审订工作。1958年后负责汉语辞书编辑出版工作，从1976年起主持《辞源》修订本的编纂。经多年辛勤搜集资料，他积累的《辞源》资料卡片即达30万张。白天在商务编辑部为《辞源》的修订工作忙碌，晚上在家中还继续工作。据吴老的女儿讲，他的父亲除每天晚饭时间问一句“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外，几乎和家人就没有讲第二句话。他的一天24个小时，除不得不花上数小时吃饭、睡觉外，就是与辞书打交道，除了辞书还是辞书。可以说，吴泽炎先生是终生与辞书结伴的编辑家。
黄秋耘，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文艺学习》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等职，1976年参与《辞源》修订工作。据陈原同志说：“这个出身清华，正所谓‘学贯中西’的文学家，居然肯跳进火海（辞书的火海），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有人说黄秋耘那时‘遁入空门’，因为他主持《辞源》修订工作达数年之久，认真严肃，乐此不疲；我则以为无宁说称他跳进火海。”[1]317
刘叶秋是一位对古典文学和辞书学有深入研究的老编辑，多年如一日地从事《辞源》修订的编审工作。他曾抄录一份16世纪法国语言学家斯卡格尔写的一段话来比喻编字典工作比干苦工还苦。那段话被人翻译成顺口溜：“谁若被判做苦工，忧心忡忡愁满容，不需令其抡铁锤，不需令其当矿工，只要令其编字典，管叫终日诉苦情。”刘叶秋却笑着对人说：“我这辈子就是干这个（编字典）过来的，我并不觉得苦，倒挺有乐趣的。”这就是“苦中有乐”的经验之谈吧。
《汉语大字典》由著名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徐中舒教授任主编，湖北、四川两省高校六名教授任副主编，其中武汉大学李格非教授和四川大学赵振铎教授任常务副主编。
资料工作是编纂字典的基础。编纂《汉语大字典》一开始就十分强调资料的建设工作，他们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查阅了大批图书资料，积累了七百多万张卡片。在进入编纂阶段时，每人对每一个字的释文都要字斟句酌、反复研究，使用的卡片少则数十张，多则上百张，甚至上千张，桌子上放不下，就在床上、地板上一一铺开。在赤日炎炎的酷暑季节，当时室内既未安装空调，也不敢打开窗户或使用电扇，怕吹乱了卡片。男同志们都“赤膊上阵”，长时间俯首看桌上、床上或趴在地板上仔细查看卡片，反复研究如何写好释文，常常弄得头昏脑涨、颈酸腿麻，个中滋味非外人所能想象。
由于各高校字典编写组分设两省多个地区，工作开展后面临多种困难，李格非、赵振铎两位常务副主编担负了十分繁重的任务。他们不仅要为如何保证大字典编纂的质量、进度召集会议进行讨论研究，还要为组织编纂队伍、协调各组之间的种种问题操心。这里仅从赵振铎在李格非病逝后所写的回忆文章中摘选两例以见一斑：（1）编纂字典需要人。李格非为了物色湖北的字典编写组人选，忙碌奔波于各地区，耐心地向有关方面讲述编写《汉语大字典》的重要意义。那时他已年近六十，健康状况本来就不好，但为了工作，到了大年三十，还在外地为调人操劳。那一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他不止一次滑倒在雪地上，到了目的地，他已满身是泥，当地组织部门的干部深受感动。有人说：“看这个老同志的样子，他要的人就给他吧！”就是凭着这股干劲，武汉大学字典编写组很快组建起来。（2）粉碎“四人帮”后，字典编纂进入了新的时期。但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学校步入正轨，讲课需要人；恢复了职称评定，字典组不少教师都面临职称问题。虽然中央对字典编写组人员的职称评定早有文件，但是在各个单位执行起来却不那样顺当。有人要求回原单位去上课，字典组内部开始变得不稳定了。李格非为此非常着急，多次在领导小组的会上为字典组成员的职称问题慷慨陈词，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但就是这样，也还得不到一些人的谅解。有的人没有提到高一级职称，就指名道姓地指责他。李格非从不和人当面顶撞，但心里并不平静，不止一次向赵振铎诉苦，说要顾全大局，只有忍了。一次开完领导小组会，他对赵振铎说，面对这些责难，他想通了，写了一副对联：“唾面自干，鼻吸五斗醋；掉头不顾，心萦一字经。”“一字经”指正在编纂的《汉语大字典》。[2]
《汉语大词典》由著名语言学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罗竹风任主编，华东五省一市高校和大词典编纂处的八位教授、专家任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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