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国家“软实力”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作者：杨牧之
一、中华文化经典外译事业，既是文化生态自身平衡的要求，也是国家发展“软实力”的需要
1．文化生态平衡的需要
自然界强调生态平衡，文化上也同样存在着生态平衡。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泰纳，在科学乐观主义的影响下，提出人类文化受到“时代、环境、种族”这三个因素影响的理论。泰纳的理论强调了文化规律上的共同性，也强调了文化特色上的差异性。文化特色上的差异性，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基础，但并不是文化生态平衡的全部内容。作为具体的、生动的个人，人类都有喜怒哀乐的情感，都有对真善美认知的需要，都有对生活和世界的好奇心，而这些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共同性的根本基础。
出自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系统自身的需要，不同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交流的自觉要求。人类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西亚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南亚印度河流域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等等。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支脉。由于地震、洪水、瘟疫、灾荒，由于异族入侵和内部动乱，曾经拥有这些文明的古代国家，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但从这些古文明中形成的文化成果，总是通过交流、融合，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保留在人类的文化之中。中华文明，以其开放的融合力、顽强的凝聚力和隽永的魅力，历经沧桑而完整地延续了下来，并对世界不断产生着深刻的启示和恒久的魅力。17、18世纪，当外国传教士把中华经典文化翻译成西文传到欧洲时，曾引起西方一批著名学者和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兴趣。笛卡尔、莱伯尼兹、孟德斯鸠、伏尔泰、歌德、康德等，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研究。伏尔泰曾说过，作为思想家来研究这个星球的历史时，首先要把目光投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
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又时常导致不同文化的经典作品在翻译中出现偏差。中华经典文化在语言转换后的准确、系统传达，一直以来存在着遗憾。比如《红楼梦》，1891年英国驻澳门副领事焦里（Joly）曾翻译过它的前56回，翻译中的错讹已有诸多专家指出过。1972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过英国人戴维德·霍克斯的译本，这个译本在西方大为流行，但英译本的名字叫《一个石头上的梦》（《石头记》），有专家拿霍克斯的译本与我国学者杨宪益、戴乃迭的《红楼梦》英译本进行比较，发现霍克斯的译本很照顾西方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文采不错，不过，对曹雪芹《红楼梦》的“忠实”程度，尤其是对《红楼梦》所包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神韵的传达，远不如杨、戴的译本。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学者翻译《金瓶梅》，专门选其中自然主义描述最为突出的段落进行摘译，竟然说中国是“性开放的源头”。
在把中华民族文化介绍给世界的工作上，一些西方学者确实做出了贡献，这是我们应该感谢的。但囿于种种情况，这些西方学者的翻译有些时候是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有些时候甚至造成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出现偏差。大哲学家黑格尔称赞“中国有完备的国史”，却又说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种大失水准的判断发生在黑格尔那里，恐怕主要是缘于黑格尔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经典在西方人那里的匮乏，因为黑格尔时代并没有几种中国的著作完整准确地译介过去。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各种文化只有准确、自然地表现出自己的精神气质、特色个性，才能真正构成一个多彩多姿、差异性与共性并存的文化生态平衡系统。
2．发展国家“软实力”的需要
“软实力”一词，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的，用来描述西方电影、名人、时装和其他通俗文化是如何影响世界的。2004年1月，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大半年时，约瑟夫·奈出版了《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制胜法宝》，将他早年提出的“软实力”概念系统化。他认为，美国除了要靠军事、经济，还需要用包括美国的文化吸引力、美国的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等等方面的“软实力”来“平伏天下”。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十分自豪地说：“如果说罗马奉献给世界的是法律，不列颠奉献给世界的是议会政治，法兰西奉献给世界的是民主共和，美利坚奉献给世界的则是大众文化和现代科技。”这些应该说都指的是“软实力”。
“软实力”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当然，关注的焦点和施用的方式、目的，在不同国家不尽相同。香港中文大学的刘遵义先生对此曾有很好的分析，美国人的“软实力”，长期以来还是一种强势对弱势的单向输出；而了解对方，吸收精华，平等交流，求同存异，这些“和谐相处”的内容，恰恰是美国的“软实力”理论中没有提到的，或者是他们根本不愿意这么做。
用“软实力”理论来考察，我国的“软实力”远不够强大，甚至说还处于向世界介绍我们的文化、让人家能够正确了解我们的初步阶段。英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室名誉主席贝茨·吉尔说：“就文化吸引力来说，中国资源丰富，但她不善于推销文化产品。”这个论断很值得我们思考。
通过通俗文化来向西方传达真正的中国文化，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比如在NBA打球的姚明和其他素质优良的文艺体育明星，他们的素质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应该说都是在用通俗文化的形式，宣传中华民族文化的某些方面。但，原原本本地将蕴含着中国文化精髓的文化经典，通过外译的方式介绍给西方，是更为重要的形式。用西方语言来翻译中国文化经典作品，让西方人毫无语言障碍地读懂中国的作品，这是中西方交流的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方式。
中华文化经典的外译事业，当前迎来了很好的历史时机。首先，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渐深入，中国人的形象在西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加大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并采取了实际的行动。如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关方面正着手在全世界推广汉语；中国在全世界要建立100所孔子学院，推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图书出版方面，制定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给予翻译资助，推动中国图书的“走出去”，等等。
因此，增强“软实力”，加强中华民族经典文化的外译，适逢其时。首先，我们要组织力量并身体力行，把中国文化介绍出去，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其次，要强调准确、全面地介绍出去，由中国人自己组织向外翻译，将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
二、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历史贡献与目前向世界传播的差距要求我们加紧推进中华经典文化外译
中华民族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19世纪德国人李希霍芬基于自己在中国的考察，出版了历史地理学著作《中国》，在西方引起轰动。李希霍芬首创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后来的人们在不断的考察和研究中，进一步明确了历史上遥远的东方与世界各地交往的多种路向。沿着“丝绸之路”，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展开了不断的经济与商贸、文明与友谊的交往。
在交往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社会曾做出过独特的贡献，这些贡献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思想文化。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说：“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中国的四大发明“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和一切事物的状态”。中国的文化同样引人仰慕。公元9世纪，一位阿拉伯作家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详细记载了中国人民的文化习俗、建筑艺术和科技成就。公元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关于中国元代的记载，已经随着那本《马可·波罗》尽人皆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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